恋人约会时的时间过得最快，我们坐在堰塘堤上，扯着两家的闲话，不知不觉天已晚了。颜哲说：“大概怕是有10点了吧，该回去了，要不冬梅和月琴又该笑话你了。”我说：“好吧，回去吧！”颜哲站起来，笑着对我张开双臂：“来吧，咱们的的老规矩。”

告别前颜哲一定要再和我“亲热”一次的，我投身入怀，享受着他的热吻和拥抱。正在情浓时，忽然听到很近处有一声冷笑！俩人一激灵，立即分开身子。我忙整理好头发，仔细搜索四周。不，不是幻觉，隔着一株蓖麻，仅一米之外有一个清晰的男人身影。他是何时走近的，我们一点儿都没察觉，我们信赖的蓖麻丛屏障反倒成了对方的掩护。我声音颤栗地问：“谁？”

那边冷冷地回答：“是我，庄学胥。我找颜哲有急事。”

我一下子面庞发烧，我想他一定听到了我们的情话，也看到了我俩刚才的“亲热”。让庄学胥看到这些，比让其他人看到更令我难堪。我们是街坊，学胥哥从小就知道护我，而且在年岁渐长时，他分明对我有意的，但我那时已经选定了颜哲，这让我总是对学胥哥有隐隐的愧意，以后我也能看出他对颜哲隐蔽的敌意。文革时他是第一个朝颜伯伯掷出那块致命的石头，对此我不会为他辩解，那是他内心深处阴险的公开显露。自从他显露了阴险的一面后，我和他的关系就非常冷淡了，不过私下里我也猜想，当他决定向颜哲的父亲落井下石时，也许，“情敌”的嫉恨是因素之一？

不管怎样，既然让他撞见了，我也得去面对。我绕过那株蓖麻，硬着头皮向他走过去，问：“学胥哥，你找颜哲有事？”仓促中，我说了一句很不得体的话，接着又问道：“你咋知道我俩在这儿？”

他又是一声冷笑：“你问问全农场的人，哪个不知道这儿是你们约会的老地方。”

我更加脸红了，原来我们自以为保护得很好的秘密，已经成了农场的公开话题。颜哲从我身后跟过来，用力拉了拉我的后衣襟，虽然没有言语交流，我也能揣摸出他的意思：你不用在他面前难为情，恋人有点儿亲热举动算不上丢人事。

然后颜哲平静地问他：“找我啥事？”

庄学胥狠狠地撂了一句：“啥事？对你生死攸关的大事！”

听他这么一说，我俩顿时有一点儿吃惊，但也仅是“有一点”而已。颜哲只是一个普通知青，没杀人放火没写反动标语，会有什么和性命攸关的大事？颜哲又拽了拽我，分明是说：沉住气，别听他吓唬。庄学胥知道我们不会信，便冷冷地说：“颜哲，你是不是打算到省里去告赖安胜？”

我们这次真的吃惊了，因为直到目前，这还是只有我俩才知道的私密话，看来庄学胥的威胁并非空穴来风。

这事是因孙小小而起，农场共有北阴市和旧城县的68名知青，孙小小是年龄最小的，下乡时不足14岁。按理说，这个年纪是不够下乡条件的，但孙小小家门不幸，母亲和姐姐都是县里有名的破鞋，据说她上高中的姐姐在教室里靠墙站着就把那种事办了。他父亲嫌丢人，愤而离家出走，不知所终。

后来，作为政治模范的旧城县在全国率先兴起“城镇居民上山下乡”的热潮，说起来旧城县其实比当时的全国标杆县甘肃会宁县更早，但会宁县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口号：“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于是在全国出了名，但北京的记者此前到旧城县采访时，到处看到的却是这样的谩骂标语：某某是地主婆，某某是破鞋，滚下乡去！

这种口号上不得台面的，比起会宁县自然低了一个档次，而且旧城县的做法太左，哪家该下乡的不服从命令，工作组就到这家吃大户、扒房子，当时创造的办法是：三间的住房只用扒中间一间就行，这样扒房效率最高。全县被折腾得一片鬼哭狼嚎，老百姓当街拦住北京记者下跪哭求，所以上边最终树立了会宁县当标杆，而旧城县只能附于骥尾。

孙小小的母亲和姐姐既然是有名的“破鞋”，自然头一批被撵下乡，孙小小不能一个人留在家里，又不好跟着她妈，只好“照顾”到知青农场来。知青们都知道这些根由，因而对孙小小有潜意识的歧视。再加上小小有点缺心眼儿，农村话叫“八成”，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让她成了男知青们经常逗弄的对象。

那天在稻田里拔稗子，孙小小也在，田里尽响着她无忧无虑的笑声。孙小小长得很漂亮，皮肤白嫩，一双好看的大眼睛，水灵灵的，两颊有两个酒窝。虽然年纪不大，胸脯已经开始鼓起来了。熟识孙家的人们说，孙小小颇得其母亲和姐姐的风范，母女三人在容貌上都算得上是县里头一份。

知青林镜逗小小：“你看你，拔错了，拔的都是秧苗！”

小小看看手里的稗子，不服气地说：“不是，是稗子，我认得的，秧苗我没拔！”

后三个字的谐音让林镜起了联想，他反应很快，马上接过话头说：“你没‘爸’？你‘爸’可多了！”

周围的男知青们马上听懂了，哄然大笑。小小听不懂，气恼的一遍遍重复：“我没拔，就是没拔！”

她越说这俩字，大伙儿越笑。我看不过，喊过来孙小小，让她到田埂的开水桶给我端一杯开水。小小一向听我的使唤，立即屁颠屁颠地跑过去了。

我回头对林镜说：“林镜，有句话不知道我当说不？我知道你们看不起小小的家世，但那不是她的错。你们要是总是这样着一直耍笑她，只会有一个结果：让她走她妈和她姐的老路，你们愿意这样吗？”

林镜刷地红了脸，很有点儿无地自容的样子，刚才跟着起哄的其他男知青也讪讪地沉默了。林镜其实是个好男孩，平素与我和颜哲很友善，心地也不错。听了我的责备，以后再也没有戏弄小小了，反倒经常护着她。小小也凭本能认准了我，就像小狗小猫能认准家里哪个人最亲它一样，她有什么心里话，一点儿也不瞒我。

前天晚上，我已经睡着了，忽然有人扯我的胳臂儿。我睁开眼，原来是外宿舍的孙小小。她俯在我脑袋上方，又是摇头又是摆手，不让我说话，然后悄悄拉我出门，一直走到离知青宿舍较远的地方才停下，因为在这儿说话不会有人听到了。

我小声问：“啥事？把你紧张成这个样子！”

她确实非常紧张，浑身止不住地发颤，两眼像高烧病人那样怪异地明亮。我原以为她是让吓的，后来才（非常痛心地）知道，她不光是害怕，更主要是亢奋，而这一幕最终极大地影响了她，让她一生都走歪了。

她说：“赖场长刚从我们屋出来，我就来你这儿了！”

鉴于这会儿已经是深夜，再衬着她异常的表情，这句话让我有了误解：莫非那个色鬼场长把小小怎么了？原来不是。事情居然是这样的：孙小小、岑明霞和宗大兰住一间房，这些天，宗大兰回北阴探亲去了，只留下小小和岑明霞两人。一个小时前，小小刚想睡着，就听前门“吱嘎”的一声，有个男人推开半掩的门进来。天气热，男女知青们睡觉都不上门的。那人熟门熟路地走向里边岑明霞的床铺，撩开蚊帐坐到床边，小声的和岑明霞谈话，原来是赖场长。两人谈了很久，小小在这边竖起耳朵听，也能听出个大概。

赖场长说：“农场来了第一批招工指标，可惜不太满意，是县纺纱厂的，集体工指标，不是全民工。让不让你走这批指标，我很犯难。走吧，兴许以后有更好的地方；不走吧，要是以后的指标还不如这次呢，你说该咋办？”

听见岑明霞小声说：“我听你的，听哥的安排。”

那边沉默一会儿，赖场长小声冒出一句：“……也舍不得你。”

“那我先不走，等下一批吧！”

后来那边不说话了，只听见床咯咯喳喳地响着。农场各宿舍都是土坯垒的床，上面铺着高粱杆，咯咯喳喳就是高粱杆的声音。小小偷偷抬起头，借着月光观察，透过岑明霞的蚊帐，隐约看见赖场长趴在岑明霞身上，光着屁股赖撅着。孙小小吓坏了，一动不敢动，生怕场长发现她没睡着，其实赖场长那边根本不在乎她，后来听见岑明霞小声央告：“哥你小心点，别流到里边……”

之后就没有声音了，赖场长在她身上趴了一会儿，下床走了。孙小小再也睡不着，一直等到岑明霞睡熟，她才偷偷来找我。

听着小小绘声绘色的描述，我止不住手足发冷，那是缘于极度的愤怒，说句没道理的话，如果赖安胜把那个贱女人唤到场长室里去，管他咋样干，我肯定不会这样愤怒。但他竟公然当着另一个女知青的面，当着一个14岁的女孩子的面，他竟然一点儿也不担心别人会告发他！

早在知青下乡之前，“上边”就深知女知青们面临的危险——女知青和他们的男上级。一边是比农村姑娘嫩，而且风情万种的城里女学生；一边是握有生杀大权的、又常常处于性饥渴状态的农村男干部。这种双重的不对称会造成什么后果，那是不难想象的。所以，上边制订了保护女知青的强力措施，甚至比保护军婚更严厉。在旧城县就曾发生过轰动全县的一件事：一位女知青到公社邮局去寄信，一个同她相熟的男职员一时发贱，开了一个过头的玩笑，顺手拿剪刀把她的辫梢剪掉一段。这位姑奶奶大怒，立即喊来男知青把那人痛打一顿，又不依不饶地告到县里。县革委极为重视，责令法院严判。最后那人被判两年徒刑，开除公职，罪名是“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亏得法检两院能想出这么机智的罪名，因为那人仅剪了一个辫梢，划入“流氓犯”肯定不够格的。这桩案子确实震慑了不少农村干部，他们相互见面时会开一些荤玩笑，说：一堆嫩生生的香瓜放到眼前不敢啃呀，叫咱们干眼气。

可是在我们农场，那个色鬼竟嚣张到这样程度！孙小小盯着我，一双大眼像猫眼一样发亮。我强迫使自己冷静下来，考虑片刻，劝小：“可不敢告诉别人！这是大事，如果你说出去，又没有真凭实据，赖安胜一定饶不了你。”

小小一个劲儿地点头，说我只信得过云姐你一个人，我只对你说，绝不会告诉别人。我劝她回去睡吧，岑明霞不一定睡熟的，如果她发现在那件事之后你偷偷出来，肯定会怀疑你。

小：“好的好的，我就回，我这就回。”但她并没有回去的意思。

我问：“小小你还有啥事？”

小小的问题显然不好出口但又非常想知道，她犹豫片刻，还是问道：“秋云姐，岑明霞说‘流到里边去’，那是啥意思？啥子流到里边？”

我没料到她会问这样的问题，窘得我脸上直发烧。我喝道：“别问了！这些事情不该你知道的，快回屋吧！”

看到我真的生气了，孙小小不敢再问，乖乖地回去了。看着月光下她已经开始发育的身影，我止不住心中发冷，因为我已经预见到小小的未来。她因为历史的阴差阳错，看到了这个年龄本不该看到的事情，这些劣性刺激太强烈，让她对性事的兴趣远远超出14岁孩子应有的限度。我想，她很难逃脱她母亲和姐姐的覆辙了。

我果然不幸而言中，孙小小次年招工回城，那年她还不足16岁，很快变成一个纵欲无度的淫妇，情人是一个又一个的。直到20年后，那时她改名叫孙肖晓，当上了市骨科医院的护士长，和第三任丈夫离了婚，仍每天去他家住，社会关系影响很坏。我那时和她基本没有来往，有一天在街上偶然遇上她，扯了一会儿闲话。那年她大概有三十七、八岁，总的说来，漂亮的“硬件”还在，大眼睛，白皙的皮肤，胸脯丰满，两个迷人的酒窝，身段也保持得不错，但当年少女的光艳是永远失去了，只能靠粉底和眉影来弥补了。她的穿衣相当新潮，迷你裙，露肩的恤，这在当时的北阴都是为天下先的。但我总觉得她和真正的年轻姑娘不同，那些新苗是从新时代中长出来的，骨子里都带着新潮；而孙肖晓却是在努力追逐一个不属于她的时代，有点悲剧性。

闲谈中，鉴于往日的友情，我把那些街谈巷议告诉了她，也委婉地劝了她几句。孙小小非常真诚地、坦率地、理直气壮地说：“云姐你不知道内情，那个不要脸的东西和我离婚之前是有条件的，非要我答应他在离婚后还要陪他睡100次。当时我为了能痛快离婚，只好答应了。我现在是数着指头去他家的，只要睡够100次立马就走，一回便宜也不让他多占！”

听到这里，我唯有叹气，不再劝她了。那时有一个随意的想法，单是因为孙小小这一生的堕落，赖安胜就是死一百次也不为过。

第二天晚上和颜哲约会时，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颜哲顿时勃然大怒！发怒的原因和我一样：不光是因为赖安胜诱奸女知青，更因为他做事之嚣张。颜哲甚至骂了粗话，而他过去是从不骂粗话的：“混蛋，禽兽不如的东西，色胆包天，太不把知青当人了！我明天就去县里去告他，县里告不倒我去地区，去省里！”

我对这件事的看法已经经过一天的沉淀，所以比他冷静一些。

我说：“我不反对你告，但是得慎重。这种事岑明霞是绝不会承认的，孙小小这种见证人也十分靠不住，年纪太小，又缺心眼，指不定让赖安胜怎么一唬就唬住了。弄不好赖安胜会反咬一口，说你陷害革命领导干部。”我又说：“你告还不如我告呢，至少我的出身比你硬，再说孙小小是对我说的。”

我的话让他冷静下来，他想了想，摇摇头说：“你不能出面，一个姑娘家绝不能和这种事搅和在一起。”

他说得也有理，姑娘家和这种事搅在一起，身上再干净也会被泼上一身屎。最后我们商定，先不去告，暗地里收集证据，等有把握了再说。这会儿听庄学胥拎出我们的密语，我十分吃惊，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些话我从没告诉过第三者，想来颜哲也不会说。我忽然想到：既然庄学胥今天能悄悄来到我们身边而不被觉察，也许那天他也来了，并且还偷听了我们的谈话，然后又向赖安胜告发？也许他一直在跟踪我，贴近我们俩的身边，用阴森的目光，看他心仪的姑娘咋和另一个男人“亲热”？我在心中再次仔细地捋一遍，确信这个推理有八成是对的。这让我止不住心中发颤——不光是因为对这件事的恐惧（太可怕了，如果我和颜哲在这儿亲热时，一直有一双眼睛在暗处盯着我们）而且是对人性的恐惧。如果庄学胥真的干了这些事（跟稍、偷窥和告密），那这人就太可怕了。

但为什么他又跑来为我们通风报信？我没来得及继续想下去，因为庄学胥紧接着撂出一个惊人的消息，他说道：“赖安胜已经知道颜哲要告他，他打算‘做掉’颜哲以除去后患！凶手都找好了，是咱场的陈得财和陈秀宽。”

我俩大吃一惊，不过虽然震惊，但我们打心眼里不信。赖安胜确实是个坏种，说他干啥坏事我们都信，可是这么公然策划杀人未免太离谱，就是有这个阴谋，也不会轻易让庄学胥知道吧！也许这只是庄学胥的阴谋，他想挑起颜哲和赖安胜拼命，自己好从中渔利……

庄学胥显然深知我们的思路，大喝一声：“你们以为他不敢！别迂了！你们只用想想，如果你敢把他奸污知青的事捅出来，他会得到啥下场，就知道他敢不敢干了！”

我俩立刻一惊，马上领悟到庄学胥的话是对的。据说赖安胜已经在农场里勾搭上了两三个女知青做他的相好，从岑明霞这件事情来看，那些传言不会有假。如果全都是真的，那他至少是要被判10年徒刑，如果撞上“严打”，挨枪子儿也是有可能的。“设身处地”地站在他的角度去想，他为了保住场长的宝座，为了避免坐牢甚至挨枪子儿的下场，以他的六分流气四分霸气，当然会毫无顾忌地铤而走险，反正他没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失去了。

我和颜哲确实是书呆子，即使在运用智谋策划政治战争时，也不由自主地按“羊”的思路，而不会体悟到“狼”的想法，而庄学胥显然是深谙“狼”道的。

他看看我俩的表情，知道他的话正中要害，便不欲多言，说道：“反正我已经尽心啦，信不信由你们，颜哲你好自为之吧！”

他转身要离开时，颜哲急忙问了一句：“庄学胥，能问问你这样做的动机吗？”

庄学胥对这个问题显然早有准备，冷冷地说：“赖安胜是个不知死活的驴种，杀人这种事也敢干？总归会露馅的，早早晚晚罢了，我才不会陪着他跳火坑。再说，咱们毕竟是老街坊老同学，我不想让你不明不白的送命。”

我和颜哲对视一眼，心照不宣。我不大相信他说的后一个原因。理由很简单：如果他透露的消息是确实的，那他很可能先做了告密者，否则赖安胜不会这么信任他，甚至让他参与，至少是风闻了杀人预谋。他肯定是先告了密，见赖安胜决定杀人，又怕了，所以扭回头向我们泄密。这样，即使那桩凶杀案被揭开，他也没有责任了。

按说，听他通报了这么重要的消息，我们该向他致谢的。但因为这样的心理，我实在不愿意，最终也没把“谢”字说出口。

庄学胥对颜哲说：“不过，赖安胜的事拿不到真凭实据之前，我不会出头为你做证人的，我把丑话说前头，到时候你别烦我。”

颜哲说：“对，你不会为我火中取栗的。等我把赖安胜告倒，你就可以安安稳稳的做场长了。”庄学胥没有说话，便匆匆离开了。

我俩开始认真思索面临的危险，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已经真真切切悬在头顶了。也许，两个凶手这会儿已经潜伏在四周？颜哲说不会，你不用草木皆兵，但我宁可小心一些。我不敢在这儿多停，拉着颜哲，在蓖麻丛的掩护下，悄悄转移到一个新地方。

确认周围没人潜伏后，我急迫地说：“先不管庄学胥是什么动机，我相信他说的消息是真的，咱们可不能坐以待毙。颜哲，你继续呆在农场太危险，谁知道姓赖的啥时候下手？防不胜防。我想咱们干脆破釜沉舟，到县里去告他，只要把这件事公开，他就不敢再对你下手。”

颜哲摇摇头：“你前天说的话是对的，这包脓还没熟透，不能硬挤，咱一定得拿到真凭实据。否则，如果庄学胥不认账，孙小小又被吓住、哄住，那咱们可就输定了，反倒落个陷害革命领导干部的罪名。”

“我也考虑到这种可能，那就实行第二个办法：你告病假，回家躲几个月，或者干脆躲到我亲戚家，我姑家在湖北襄阳，离这儿不远。我想赖安胜再凶横，也不过能在农场一手遮天，总不至于把手伸到外省吧！等这包脓熟透，有人出来作证时，你再回来，那时就安全了。”

颜哲摇头：“这样未免太怯弱了，是他干了犯法的事，又不是咱们。”

“那你说，该咋办？”

颜哲认真思考着，思考了很长时间，我在月光下紧紧地盯着他的面庞。他的表情忽然有了一个突如其来的变化，似乎某个困扰多时的问题忽然得到解决，脸上也绽出轻松的笑容。

他说：“秋云我有办法了，也许这是天赐的机会，让我完成早就想干的一件大事。我有办法了，绝对可靠的办法，至于详情我暂时不能向你透露，你只管放心吧！”

他这番话让我充满狐疑，不禁想起他早先曾说过的：他保存着父母留下的一大笔钱，要办一件“大事”。我原以为，他所说的“大事”是不确指的，只是对今后的一种预备。但从这会儿的话意来看，这件大事是具体的，是早有腹案的。

我生气地说：“你不告诉我详情，我咋能放心？这是生死大事，你别这么吊儿郎当的！”

颜哲笑着：“秋云你别问，该说的时候，我肯定会第一个告诉你。”

“不行！你至少得告诉我个大概吧！”

颜哲犹豫片刻：“那我只能告诉你，我要启用我爸留下的一个宝贝，专门对付赖安胜这类坏种的，绝对有效，只可惜我爸没来得及用。”

说起父亲，他的情绪有一刹那的黯然，而我也突然联想到颜哲说过的话：颜伯伯在三年困难时期也一直没有动用一笔钱财，说是“要干一件大事”。正在琢磨，他们父子两个所指的“大事”到底是不是一回事？想到这里，我对颜家父子忽然有了神秘感，这种神秘感在我初见颜家时就有，后来慢慢淡化，但这会儿它又突然复活了。颜哲已经走出刚才的黯然，说：“你放心吧，真的尽管放心，我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何况——”他一把搂住我，在我耳边轻笑道，“你还没有为我生儿育女呢，我咋舍得扔下你，一个人先走？”

他的笑声中有发自内心的轻松，让我也变轻松了。我骂他：“你真是脸皮厚，这个紧要当口，还惦记着说疯话。”

然后我们往回走，他简直像变了一个人，一只彩色的蝴蝶从原来的蛹壳中破壳而出，就像一只凤凰在火中涅槃。他显然在那个刹那间下定了决心，今后要为新的目的而活了。我不由得想起，文革中，他父母双双自杀后他几乎崩溃，一年后才“死而复生”。当时我和我爹妈的劝慰起了很大作用，因为在他精神接近崩溃时，我曾听他不住地念叨：要干大事，爸爸交给我的大事。那时我不知道这句话的含意，现在看来，也许这才是他走出精神崩溃的主要动力吧！

我有点儿惊疑地偷眼看着这个新的颜哲，发现自己并不真正了解他。

我们在场门口分手，他笑着再次让我放心，然后各自回宿舍了，但我根本没有回去。我并不是不相信他的能力，虽然他因惯于“君子之道”而难免天真，但他有足够的聪明，如果横下心来玩诡计，绝不会输于赖安胜那样的驴种，而且依我观察，他平素并不是行事莽撞的人，在这样的大事上不至于心中没底吧！但不管怎样，我的担心仍不能完全消除。颜哲是把希望寄托在颜伯伯留下的“宝贝”上，那无疑是一种科学发明，但经过文革的人都很清楚，“科学”或“理性”都是在与政治作对，是决不会取胜的，眼前就有强有力的例证——颜伯伯就失败了，他的宝贝并没能保住夫妻俩的性命。

等颜哲走远了，我犹豫片刻后，悄悄地在他后边跟着他。我决定今晚躲在他的住室外边，为他站岗，保护他。这是很幼稚的决定，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我哪能把他每时每刻罩在我的视野里，但至少在想出更好的办法前，我要尽自己的力量。颜哲回屋后，点亮带罩子的煤油灯，举着罩子灯上到床上，钻到蚊帐里，开始他每晚的例行工作——烤臭虫。说来颜哲毕竟是“落难王孙”（我妈的话），虽然家境变坏后也很能吃苦，但在一些生活细节处仍然比不上我们这些从小吃苦的人。比如，他非常怕蚊子叮臭虫咬，天再热也要钻蚊帐里，把蚊帐掖得严严实实。但蚊帐能挡住蚊子可挡不住臭虫，各个宿舍里臭虫多得抱团，真不知道它们是从哪儿来的，即使在床板上撒满六六六粉也不济事，下乡头一年的夏天，颜哲被它们折磨得简直快要发疯了。

颜哲有一个好友王全忠，上高中时同届；文革时在一块儿办《红旗》报，这张报纸在当时北阴地区群众组织中颇负盛名；下乡时下到一个农场一个班，都是拿十分的棒劳力，而且同住一个宿舍。王全忠是蒙族，实际上他这个蒙族早被彻底汉化了，他本人在履历表上始终填的是汉族，一直到高中时，统战部通知凡在西峡县重阳地区姓王的都是蒙族，是元末“八月十五杀鞑子”时逃到西峡山中的，此后他才改了履历。不过，我和颜哲发现他身上确实有蒙古人的强悍基因，不光是指他的阔脸和塌鼻子，主要是指他身大力沉，耐力好、韧性足，而且对蚊叮虫咬有极强的耐受力，他与颜哲床头对床头，老是奇怪地问颜哲：“臭虫咋光找你，不来找我？我床上从来没臭虫。”

颜哲也觉得非常奇怪啊，但有一天他偶然掀开王全忠的席角，一下子出了一身鸡皮疙瘩——苇席的四角都有个折边，折边的凹处趴满了臭虫，整整趴了一层，四个折角处加起来，大约得有上百只！这些臭虫当然不是吃素的，但这个蒙古鞑子皮厚肉糙，竟然从来没有感觉。

细皮嫩肉的颜哲就没这份功力，幸亏他善于动脑，很快找到了治臭虫的有效办法。原来臭虫的习性并不是喜欢呆在阴暗隐蔽处，它们也是“努力向上”的，只要你白天不把蚊帐撩起来，它们就会顺着蚊帐悄悄往上爬，然后老老实实地聚集在蚊帐四个角落处。每晚睡觉前，只需用带罩子的煤油灯去烤蚊帐角，被烤焦的臭虫劈劈啪啪地落到灯罩里，每晚都能逮二三十个。说来臭虫的繁殖力实在惊人，每晚消灭二三十个并不能让颜哲床上的臭虫断根，只是能保证臭虫的数量足够少，让他这个晚上能睡安稳，一晚不逮都不行。颜哲在向我吹嘘他的发明时说，这是他和臭虫之间的“动态的恐怖平衡”。

这会儿，他在细心地烤臭虫，金黄色的灯光映得他的脸庞亮堂堂的，就像浮在黑暗背景上的一座黄金头像，显得特别纯洁和安详。他神色明朗，甚至有心思轻声哼着歌，我侧耳听听，是“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歌声伴着屋里众人粗粗细细的鼾声。我在窗外的黑影中悄悄观察着，看来他确实胸有成竹，没把庄学胥送来的死亡威胁放在心上，这让我多少放心一些。

颜哲熄了灯，睡了。我继续留在黑影里为他站岗。颜哲很快睡熟了，这从他一动不动的睡姿可以判断，他绝对想不到，一个姑娘正为他“风露立中霄”吧！外边的蚊子太厉害了，连我这个素来不怕蚊叮的人也受不住，露在衣服外的胳膊和小腿被咬得火烧火燎。我考虑是否回屋去穿上长衣服，回头一看，发现篮球架上有一座门板，那是与颜哲同班的男知青黄瞎子建起的避蚊台。黄瞎子是个一千度的近视眼，在知青中属他的家境最困难，连四五元钱的蚊帐都买不起，只能拼上血肉之躯任由蚊子叮咬。他曾在一年中连发13场“老犍”（北阴土话，指疟疾），创下农场最高纪录。多少年后我曾把这事聊给一个医生，他坚决不相信一个人一年能发13场疟疾，说光是高烧也把人烧毁了！我说这事儿千真万确，建议他不妨去找黄瞎子进行研究，说不定能搞出什么医学发现。

有一天晚上黄瞎子被咬得实在受不住了，情急智生，便把宿舍门板卸下来，吊到篮球架顶部，用绳子捆牢。再把自己捆在门板上睡觉。因为高处风大，蚊子少一些，可以睡个安生觉。第二天大伙看到他的业绩，各个啧啧称赞。这么个一千度近视的瞎子，深更半夜凭一人之力，把门板吊到那么高的地方，真难为他能办到！林镜使劲儿地夸他，说这件事有力地证明了中国的一句成语：狗急跳墙。

黄瞎子这些天出河工，没有在农场，我想不如躲到他的避蚊台上，既可以避蚊子，也能居高临下地观察。作为姑娘家，长时间守候在男宿舍外面，若被人撞见是很难为情的。于是我悄悄回宿舍拿一条被单，把单子裹到腰间，手足并用地爬到避蚊台上。黄瞎子用来捆身体的绳子还在，我小心地把自己捆好，万一睡着后一翻身摔下去，麻烦就大了，再裹上被单开始睡觉。这儿的蚊子确实比较少，又凉快，简直是天堂了。我朦朦胧胧地进入了浅睡状态，每隔几分钟就会醒一次，观察完四周的动静后，再接着入睡。

轻薄的白云在月亮周围游荡，头顶的天河悄悄地、缓缓地转动着。眼皮越来越涩，我揉揉眼睛，忽然看见了颜伯伯夫妇，他俩在空中飘飘荡荡地向我靠近。我在心中对自己解释，颜伯伯他俩会飞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们已经是鬼魂了。他们悲伤地说：“秋云，我俩已经死了，以后全靠你保护哲儿了。”我看见他们浑身血迹，难过地说：“你们放心吧，庄学胥已经把消息捅给我们，我们已经有准备了。”袁阿姨吃惊地问：“庄学胥？可不能相信这个人。”颜伯伯制止住妻子，说道：“还不能这样说，文革前他也是个好孩子啊！”袁阿姨摇摇头，指指我的身后说：“好孩子？那他这会儿为啥偷偷把哲儿和秋云捆起来？”

我恍然回头，原来颜哲不知道啥时候来了，就睡在我背后，紧紧地挨着我；庄学胥也来了，正偷偷用绳子把我俩捆在床上。我急忙推颜哲醒来，同时也用力想挣开绳子，但绳子捆得很死，颜哲也一直熟睡不醒。这时，我看见赖安胜拎着一把刀悄悄向我们逼近。我急得大叫，却喊不出声音来。半空中的颜伯伯和袁阿姨也急疯了，像蝙蝠一样绕着我们狂飞，他们手腕脉管处流出的鲜血化作满天血雨……

于是，我从噩梦中惊吓醒来，满头冷汗，看看周围，当然是空无一人，没有颜哲，没有他的父母，也没有阴险的庄学胥和赖安胜。只有我身上捆的绳子是真的，没有这条救命绳，说不定我已经在噩梦中摔下去了，肯定是我睡前把自己捆得太紧，才引发了这场噩梦。

但这个梦却彻底赶走了我的睡意，也毁了我的心绪。我把那根绳稍微松了一些，坐起来发愣，心绪十分阴郁。月亮落山了，世界浸泡在黑暗中，黑暗悄悄涌动着，无边无际。农场睡熟了，远处的乡庄也都睡熟了，天地间没有一丝灯光，没有一点人世间的声音，连狗吠也没有，似乎这儿已经被文明世界彻底抛弃。刚才我在梦中看到了久违的颜家夫妇，他们血迹斑斑的身体一直在我眼前晃动，但他们并没有怪罪我，他们放心地把儿子托给我来保护。我却苦涩地想，也许颜伯伯和袁阿姨的死，都和我有关啊！

这是我深藏心中的罪孽，我甚至没对颜哲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