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场的清晨姗姗来临了。

东方一抹鱼肚白悄悄露出头，抗拒着周围的夜色，终于站稳脚跟，把稀薄的晨光洒向原野。四野很静，公鸡还没有打鸣，只有偶尔传来一声犬吠，遥远得像是梦中的声音，清冷的空气携带着小麦的香味儿。农场也很静，只有牛屋里有响动，有金属拖地的清脆声音，大概是牛把式郜祥富已经在准备今天的农具了。

我苦涩地叹息一声，从折磨人的回忆中走出来，不管怎样，颜哲的爸妈已经走了，不管在他们的不幸中我有没有责任，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我能做的，是保护好颜哲，否则我才真的会愧疚终生。

我想我该从篮球架上下去了，就在这时我听见有脚步声，两人从后排宿舍中走来，一前一后，一个高壮一个矮瘦。后边的那个一溜小跑地追着前边那个，似乎在央求那人听他说话，而前边的人似乎不屑于理他。我认出来他们是谁了，心头不由一震——这正是庄学胥所说的，场长准备雇用的两个杀手。

一个是陈得财，和赖安胜一样，也是四十多岁的老光棍，长得彪悍有力。这人和其他老农不同，其他老农虽说是“再教育”者，但实际上心底中总有些自卑，那是乡下人对城里人的自卑，文盲对读书人的自卑。唯独陈得财像是一直都怀着一股戾气，那是流氓无产者对读书人的戾气，是穷人对富人（按说知青们绝对算不上富人吧）的戾气。由于这股子戾气，他常和知青们有一些无谓的口舌之争，争得脸红脖子粗的。

林镜爱逗他，一次老陈被逗恼了，脱口说出：“你这知青有啥了不起！我当过兵，扛过洋枪，坐过洋船，二十四排火（子弹），五颗手榴弹！”

这番话经林镜四处传播，成了陈得财的经典语录，其名声甚至远播到其他县的知青中。

另一个人是陈秀宽，就是那位“吸大烟吸出来的贫农”。这人有点儿贱气，最爱和女知青们扎堆，老是有意无意地蹭一下女知青的身体，或拍一下她们的后背，好像占了多大便宜。女知青们若是使唤他干什么事，他跑得赛过狗獾子。不过后来没有一个女知青理他了，连男知青也躲着他，老农们嘴里传出来他有淋病，是他当少爷时染上的，而且非常重，尿都是白的。知青们对于淋病的了解仅限于这个名词，不知道那种病况是否属实，也不知道淋病如何传染，越是不了解越是害怕，从此像躲避瘟神似的躲着他。农场没有自来水和洗碗池，刷碗时都是来到井台上，找两人推着解放牌水车，其他人到出水口刷碗。水车需要俩人才能推动，这么着要想刷碗至少得三人配合。自从陈秀宽的淋病被公开后，他就找不到一个人合作，他当然知道别人为什么躲他，自知理亏，只有远远地等在旁边，等别人刷过碗后有哪个好心人给他捎来一碗水，我就常主动给他捎刷碗水。虽然我同样惧怕淋病，厌恶和他接近，但要是让淋病病人连刷碗都刷不成，这样的惩罚也太严厉了。

没想到这么个小人物要成为杀颜哲的凶手。

他们朝这个方向走来，看来是要到场长室去，我悄悄窝在门板上，连出气都不敢大声。他们当然想不到篮球架上有人，临近篮球架时，陈秀宽紧跑几步拉住陈得财，压低声音哀求道：“财哥你再听我一句……我看那事不敢干，要挨枪子的呀！”

那晚我有个发现，原来搞窃听最好的地方是在说话者的上方，虽然声音很低，但经过地面反射，能听得清清楚楚。陈得财在篮球架下站住，鄙夷地骂道：“熊包！窝囊废！你早干啥了？提上裤子知道害怕了？这比破坏军婚还厉害，何况赖哥说了，到了法院会判他轮奸罪，铁定挨枪子儿，一个也跑不脱！反正是个死，咱们把那小子宰了，说不定还能躲过这一难！”他呸地吐一口痰说：“你少再给我叽歪，咱仨是一条绳上拴的蚂蚱，不干也得干。你再往后缩，我就先掐死你。”

我听得不寒而栗：原来赖安胜真要杀人！原来他是用这样的办法来雇用凶手！他们说“轮奸”，不知道受害者是哪一个？不像是岑明霞，赖安胜最喜欢的就是她，不大可能把她推出来让其他男人染指吧！很可能是把他原来奸污过的某个女知青，转送给这两人了。那么受害者是谁呢？她究竟是因为什么，是受威逼还是渴望回城，而甘愿接受三个男人的蹂躏，其中还有一个淋病病人？

我听见篮球架下的陈秀宽哼哼哝哝地说：“中，中，我听赖哥的，听财哥的。”

之后他们便不再说话了，一起向场长室走过去了。等他们一走过拐角，我立即飞快地爬下篮球架，跑到颜哲的屋子。屋门照旧大开着，屋里的人还没有醒，也没有响动。老农班长老肖翻了个身，我原以为他要醒，他翻翻身后又睡着了。我悄悄摸到颜哲床边，推醒他，同时紧紧捂住他的嘴巴，向他示意出来再说话。

我在前边急急地走，到护场沟才停下，回身拉着颜哲的手，身子禁不住颤抖。颜哲看出我的惊慌，紧紧搂住我，小声问：“咋了？别慌，慢慢说。”

我偎在他怀里，努力镇静自己，把刚才偷听到的话一股脑儿地全都告诉他。虽然这个消息是庄学胥事先已经透露过的，但那时毕竟没有实证，可是现在我亲耳听到了两个凶手的话，而且听他们的口气，杀人计划马上就要实行了，很可能就是在今天。

颜哲镇静地听我说完，把我用力搂紧，感动地说：“原来你昨晚不睡觉，一直在门外护着我？傻妮子，痴妮子呀！”

“嗯！”我忽然泪流满面说：“颜哲我怕你出意外，我怕你像你爸妈……”

我怕勾起他的伤心，活活把话截住了，颜哲的眼神又是一刹那的黯然，这种表情我已经非常熟悉了。他随即拂去眼神中的阴云，安详地说：“秋云你别怕，我说没事就没事，他安排十个凶手我也不怕，咱们已经事先知道他们的计划，有了防备，何况我有那个‘宝贝’？”

我没法不担心，问题恰恰是：这个“宝贝”是否那样神通广大，我心里没一点儿数。颜哲搬过我的脑袋，结结实实地吻我一下，再次说：“真的不用担心，回去吧，该起床了。秋云，真的感谢你！”

早饭时大家像往常一样聚在厨房前的井台上，会计老霍还是像往常那样蹲着吃饭，两个尖棱棱的膝盖高过肩头。厨房和会计室在主场区的西边，离主场区大概有六七百米，来回吃饭睡觉稍远了些，这主要是为了让厨房挨机井近些。库房和场长室则在主场区的东南，离井台更远一点。正因为这个距离，所以后来发生洪水时，会计老霍在井台上喊了两天两夜，场长室里的人们都没听到，这是后话了。今天农场的气氛一如往常，林镜还是特爱捣蛋，这会儿在讲黄瞎子的轶事，说黄瞎子有天晚上和大家挤在井台上抢吃一盘辣椒，辣椒已经吃光，别人都停筷了，只有他还在一个劲地夹，说：咦，咋夹不住？咋夹不住？他没法夹住的，那是瓷盘底的釉彩红花。听众都大笑，说这会儿黄瞎子在工地上正打喷嚏哩！同宿舍的李冬梅趁别人不注意，悄悄用肘子触触我，小心翼翼地说：“秋云你昨晚咋一直没回来？——别担心，我对别人说你和汪英合铺去了，汪英那儿我也打过招呼。旁人问时，你别说漏嘴就成。”

女伴们都知道我常和颜哲约会，也常拿这事同我嬉笑打闹，从没避讳过。不过，像这样整夜不回的情形还是头一次。我知道冬梅为啥这样谨慎——她肯定以为我和颜哲昨晚已经越过了那条界限，这事就比较严重了。虽然是发生在恋人之间，弄不好也会作为“道德败坏”挨批斗的，就全看场领导想不想认真。我不想辩解，也没办法辩解，只是感激地对她点点头。

早饭时，赖安胜也在井台上，他吃完早饭，背着双手，看着远处的麦田。外衣披在身上，这在当时的革命电影中是正面人物的标准打扮，可能他有意无意在模仿。时间是五月底，马上要开镰割麦了，眼前是一片金黄的麦浪。农场所处的的这一带岗地十分贫瘠，连树都长不大，放眼望去，视野中只有形态猥琐、弯腰躬背的小树，离远了看就像灌木。不过知青农场的麦子却长势相当喜人，县里对知青农场在政策上有倾斜，化肥的配给比较充足。施足了化肥的薄地十分慷慨，就像是从没吃过饱饭的人乍一吃饱，把全部力量都使出来了。从第二年起，知青农场还在这一带率先改种水稻，产量也相当高。不过，那和化肥没关系，听说旱地改种水田，第一年都会高产。

说到赖安胜，他长得面阔口方，身高肩宽，胸肌和三角肌鼓鼓地凸起，在农场里属上头一份的雄健男人，也是第一号的棒劳力。只是一张蛤蟆大嘴影响了形象，否则他算得上一个美男子。初建场时他和知青一样下地干活，干劲十足。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件事：农场第一个麦季时正逢上梅雨天，麦地里尽是胶泥，为了防止鞋被胶泥沾掉，知青们只能穿有鞋带的球鞋，没有球鞋的知青就用绳子把布鞋捆牢。在泥地里站一会儿，鞋上裹满了胶泥和草根，大小像个小足球，走动起来相当困难。可没有知青敢脱赤脚，因为斜斜的麦茬相当锋利，会割破脚的。只有赖安胜和几个老农脱着赤脚，在锋利的麦茬上如履坦途，这得益于他们脚底板上有厚厚的茧子。于是那天晚上我曾在日记中激动地写上：赖副场长的一双铁脚板，让我看到了自己和贫下中农的差距。

不过，自打他当上场长后就再也不下田了，平时也刻意和知青们保持距离，我猜他是有意学习前任胡场长的派头。胡场长文革前是县长，很有手腕，领导一个农场可以说是牛刀杀鸡。那种从容淡定的派头，赖安胜是无论如何都学不像的。这会儿赖安胜久久地以背影对着我们，我不知道在此时此刻——就在他要拼死一搏、实施杀人计划的时候，那究竟是一种什么心情呢？

如果仔细观察，这天早上也有几点异常：庄学胥常常不动声色地扫了我和颜哲一眼，那意思说：你们究竟打算咋应付？你俩好自为之吧！陈得财和陈秀宽一直不在井台上，没见他们吃早饭，不知道这会儿窝在哪儿。最可疑的是孙小小，过去她一向爱粘在我身后，小尾巴似的，但今天却躲得远远的。既躲着我，又不时拿目光扫我，神情亢奋不安，我于是猜测，她肯定心里有什么秘密。不过，孙小小的肚子里面是存不住秘密的，当天下午我就从她嘴里知道了根由。原来场长昨晚非常震怒地威胁了她，让她“闭紧你那张小破嘴，以后若再跟郭秋云或颜哲说啥屁话，就让公安把你抓走关到大牢里”。她很害怕，所以不敢和我再接近。

还有一点她没说，是我猜的，我想与事实不会太远：昨晚赖安胜威胁她之后，又把她弄上了床，教这个不足15岁的小姑娘学会了男女之事，而且显然孙小小对此并不反感，甚至可以说她初次尝到了男女之事的乐趣。看着她亢奋的表情，看她时常追随场长背影的炽烈目光，就能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也许她身上真有她母姊的***遗传？我这样想时觉得自己很残忍，她只是一个不足15岁的小女孩呀，但不管怎么说，孙小小的人生之路从此时起就走歪了。

我也悄悄地观察着颜哲，他非常轻松，目光带着旁观者的冷静，大有“冷眼向洋看世界”的劲头，看着他的笃定，我心中多少踏实一些。

上工的钟声敲响了，像往常那样，副场长庄学胥负责安排农活，因为大块麦田还没有熟透，今天主要是做麦收准备，只有我和颜哲所在的一班去割麦，去割麦子已经熟透的一小地块儿。庄学胥安排时，赖场长不声不响地站在他后边听着，等他把活派完，赖安胜说：“颜哲不去割麦，让他领着陈得财和陈秀宽去县里拉化肥，去两辆人力车。”

庄学胥很快地扫了场长一眼，显然这个安排他事先不知情。我心头一震，知道“那件事”要来了。因为这个活儿安排得相当蹊跷，以往去县里拉物资，一般是一人拉一辆车，如果货物过重则是男女搭配，女的拉边稍，像这样派三个强劳力拉两辆车的情况绝无仅有，也不合逻辑，也就是说赖安胜本来就没打算让第三个人回来，那就不奇怪了。

这时我看见了那两个准备做凶手的人，他们已经收拾好两辆人力车，远远地候着。庄学胥说：“好的，颜哲你去吧，就按场长的安排。”

颜哲点点头，对那边两人喊了一声：“等我一下，我回去换双鞋！”

颜哲在经过我身边时，他不动声色地看了我一眼，我马上能从他眼睛里读出很多东西——放心吧，我知道他们的用意，我回去就是去带我的“宝贝”。

我们带着镰刀去大田了，赖安胜也亲自去了，这半年来他早就脱产了，不怎么干农活，所以今天他的举动恐怕也属反常。我在麦田里抬起头，远远看到两辆车三个人走过护场沟的砖桥，那是进出农场的必经之路，然后他们在新修的土路上越走越远，最后消失在蓖麻和杨树的绿荫之中。

此后的一天中，尽管我处在赖安胜的眼皮底下，不得不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但难免不时怔忡失神。因为我的魂魄已经随着颜哲走了，正伴他走着那段生死未卜的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