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老师身体瘦弱，但她剪一头齐耳短发，总是很精神振奋的样子。她喜欢折腾我们这些住校的学生。每天，她早早起来，催我们起床，集合起来，开到学校背面的山坡上去干各种农活。地是人民公社的，社员们还没有下地，我们这些学生却天天早起，干到太阳出山。等社员们陆续来到地头，我们才下山去吃饭。干了一个早上的体力活，定量的二两稀粥怎么可能吃得饱？刚上了两节课，出来做课间操，肚子就饿得要命，剩下两节课，哪能集中精神听课，心心念念盼望时间缩短，人快点站到伙房卖午餐的窗口跟前。

这位老师，我们越是躲她，她却越发幽魂一样来纠缠。那时学校没有晚自习。有好心的老师告诉没事早点上床。这样，晚饭的吃食可以残留一点，以对付次日早上的体力劳动。而且，衣服和鞋也不会那么费。但有一天，这位老师又有了新发明，说要带领我们学习，提高政治觉悟。学什么呢？读《反杜林论》和《哥达纲领批判》。这情形相当黑色幽默。拿起书，老师自己就把这些复杂的外国句式念不断句，更不要说我们这些一开口说汉语就让人听出浊重蛮子口音的中学生了。虽然我们也努力思考，但怎么也不明白杜林说的“世界在时间是有开端的，在空间上也是有限的”这样的话是什么意思，更不明白这怎么就是唯心论，怎么就形而上学了？好在不但我们不懂，就是老师自己也懵然无知。

但她偏要我们写学习心得。结果，只好找了报纸来抄。有一个同学抄得最妙，说通过学习，觉悟得到了很大提高，“工作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迎刃而解，于是，我作为一名先进代表，光荣出席了温江地区妇女代表大会”云云。须知，在中国的行政区划中，我们是在一个藏族自治州，不知这个“温江地区”在何处何方，而且，这位曾经短暂做过我同桌的，他是个男生。

这样的学习自然只好无果而终。

我们那时不知道这些书是毛主席要全国人民都读的。那时因为讨厌这些书，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我们偶尔也大发议论：毛主席真是英明，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因为他早知道读书没用。这位喜欢站在窗外听我们谈话的老师，于是长吁短叹，痛心疾首地用手里的竹竿敲打我们的寝室窗户。

听着夜里老师离开的脚步声，我们从被子里钻出来，忍不住大笑。

我们以这种大笑表示我们讨厌书。我们才不想知道什么“时间上的永恒性，空间上的无限性，本来就是，而且按照简单的字义也是……”是什么意思。这些话对我们这些汉语都说得结结巴巴的藏族乡村的少年来说，本来就没有任何意思！

而且，对假装懂得的老师同样也没有任何意思！

我作为大笑者之一，被老师叫起来去谈话。

谈话地点在老师家自己搭建的小厨房里。

我和另一个心怀不满的同学，把从农民那里得来的烟丝，悄悄混人到她家的正在发酵的一盆面粉里。动作完成便心怀内疚了。这是他们全家明天的伙食。后悔却是来不及了。那天老师流泪了。我们隐约听说，她的人党申请一直不被批准。她一流泪，我们相信这传言肯定是真的。于是，内疚与同情相互作用，我彻底原谅了她。

第二天，我们不等她来催促，就早早起了床。

在地里，我们拼命劳动。我们都是乡下的孩子，镐头对我们单薄的身体来说，固然是沉重了些，但我们正在长大！老师看见了，还是摇头叹息。说：“你们怎么不喜欢读书，怎么这么不会读书。”

我们就是不喜欢读书！

我的这些同学，大多数真的就从此害怕读书，从此逃避读书。

而我不知道，自己原来是喜欢读书的。

但这是自己的发现。

那时，这个距县城有七八公里的乡村学校旁建起一个造纸厂。每天上午，那工厂的什么地方就排出很多蒸汽。蒸汽带着浓重的刺鼻气味四处弥漫。这哈人的气味使我们可以借故在课堂上大声咳嗽，来表示对读书的厌恶。

那个纸厂成了学校旁边的一个怪物，它时常发出呜呜的叫唤，使刺鼻的味道四处弥散。

有一天，有同学突然醒悟，说：“化学，这是化学的味道！”

之前，老师说，堆积起来发酵的肥料堆里有化学反应。但我们从不相信人屎与畜粪混合的臭味和化学有什么干系。纸厂的大机器排放的气味那么陌生，又那么刺激，这才是化学！于是，我们结队去看那个有真正的化学的地方。那时的工厂真是稀有而骄傲，怎么会让我们看到化学怎样在机器里幻化出化学的味道？

同学们怏怏散去。

我心有不甘，忍耐着工人们不屑的眼光，在厂区徘徊，没有离开。

我的鼻子终于嗔到了异样的气味，一种臭烘烘，又不是农家肥的味道，也不是乡下皮匠怄皮子时的味道。这种味道把我带到一个池边。池子里有很多水，戴着口罩的工人正从卡车上把废纸和书籍扔进池子里，再弄上些味道呛人的化学品。他们要把好好的书沤烂了，再送进机器里做成灰棕色的纸。不是用来写字的纸，而是可以用来包东西的纸。把好纸和好纸上的字抠烂了做成次一等的纸。

我突然有些怜惜这些书。

工人们散去了。池沿上还有好多散落在地上被人踩脏了的书。我捡了两本塞进怀里。

晚饭后，坐在拴过毛主席坐骑的白杨树下，我要自己发现这书里写了什么。第一本，没有封面，写的是苏联的事情：集体农庄。拖拉机，上进的年轻的拖拉机手。反对集体化的富农。这些都很像我的老家正在展开的经历。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喜欢，但这些事情写在书里熟悉又陌生。也有熟悉的东西：畜栏的味道。妇人们的粗鲁的调笑。还有植物：覆盆子，牛蒡。名字和我们乡下的藏语名字不一样，但我一下子就猜出来是什么东西！而且，还有蘑菇！

我看第二本书，不太懂。是写一个遥远的国家，一个非洲国家。它的大海。它的高山。它的天气。完全陌生，但又十分具象。它的首都。它的矿藏。它的人民一一黑得像夜一样的人们的照片！从此我这个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开始逃课，不断去那个纸厂，在池边徘徊，趁人不备，捡几本书回来，跑到学校附近的苹果园中读那些书本。直到苹果树挂果了，成熟了，被人民公社的社员严加看管了，我又找到学校背后一段河堤，读那些书。天哪，我喜欢书。我喜欢读书！书使那么多遥远的国度来到眼前！何况还有爱情！

我还弄到好几本薄薄的根本看不懂的《中华活页文选》。

可惜，那个纸厂很快就停工了，因为再也没有书可以拉来抠成纸浆。

这时，假期到了。不是正经的假期。那时的农村学校，惯例的寒暑假之外，还有两次半个月的农忙假，分别是五月的春耕与十月的秋收时节，我们都要回乡下去帮忙。

劳动时，我那松松垮垮的藏式袍子怀里也揣着一本从纸厂得来的书。

那时，我父亲做过二阵生产队队长。他当过兵，在部队见过有文化的人，自己也能读会写，所以愿意我喜欢书。有时，他会说，别干了，去队部取报纸来，休息时给社员们念念。我就回队部去取报纸。空手走在路上，比在地里弯腰干活轻松多了。路平一些的时候，我会把怀里的书取出来，边走边读。

等我把从学校带回家的书读过好几遍的时候，我在队部有了意外的发现。所谓的队部，就是生产队的仓库。在几间粮仓中辟出一间来，挂上毛主席像和一本日历、两份报纸就是了。每隔两三天，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从二十多公里的公社来，把报纸从窗户扔进队部。某天，我打开队部的大门，发现地板上不仅有一卷报纸，还有一捆书。

现在想来，这样的汉字印刷品出现在一个讲藏语的村庄怎么都有些怪异。但那时候，它们就那样出现了，堂而皇之，自自然然，理直气壮。

我犹豫了好长时间，要不要把这捆书打开。那个包裹，角上的牛皮纸磨破了，上面写着几个大字：批判材料。我终于忍不住，打开了那本书。是两套书！两套一样的书！《水浒传》。中间那个字我不认识。我飞跑着拿了一套回家，藏在床上的褥子底下，然后，才拿了报纸到工地去念，脑子里却是那三个字的书名在不断回旋。

很快，就有公社的干部下乡来，组织“贫下中农同志们”学习这本书。是毛主席要大家学习这本书。我才知道中间那个字该怎么读，也知道那个“传”，不是我读得出来的那个音。

除此之外，干部也读不了这本书。只是说，这本书毛主席不喜欢，因为这本书歌颂投降。大家学这本书，不是要喜欢它，而是要讨厌它。大多数目不识丁的贫下中农同志不要说喜欢这本书，连公社干部的宣讲也听不明白。但他们真的不喜欢这本书。开会的时候，男人们上前从摆在桌上的书上撕下一张来，从烟袋里掏出烟丝，卷成喇叭，把开会的地方抽得烟雾腾腾。我们不是正式社员，正好在油灯下打开书本。

很快，我就习惯了中国古典文学特别的句法。虽然有好些字不认识，却不影响自己沉溺于那些美妙的故事。天哪，我多么喜欢那些生活得与我们大不相同的英雄好汉：史进、武松、鲁智深、林冲、石秀……还有那些引人魂魄出窍的别人的老婆：宋江的老婆，武大郎的老婆，杨雄的老婆……贼秃道：“请小娘子到小僧房里看佛牙。”淫妇便道：“我正要看佛牙了来。”

好在先已看过爱情，不然会觉得这让少年人心旌摇荡的偷腥就是爱情！

农忙结束了。我带着上中下三本《水浒传》回到学校。晚上，同学们饿得睡不着，就叫我讲那些“下凡星宿”的故事。有时，我会很炫耀地把那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大名与外号都说上一遍。同学要听故事，我却去背这些奇怪的名字，弄得大家兴味索然。后来，就有老师找我谈心，说同学反映你有骄傲情绪，要克服。那时我加人红卫兵受阻，正在积极表现，所以，再有人让我讲故事的时候，我就改正，不再背诵那一百单八将的名单了。

在老家村子里，有两位被迫还俗的僧人。一位，是我舅舅，在庙里算是烧火和尚之类，其实没有什么文化。还有一位，却学问很好。舅舅坚守戒律，独自过活，不肯成家。学问好的僧人娶妻生子，但体力不行。集体劳动到他吃不消时，村里人就帮他干活，让他给大家说藏族历史故事作为交换。我那时读书，除了喜欢，唯一可以想到的用处，就是也可以像那位曾经的高僧，用故事交换别人的劳动。而现实的收获是，读熟了《水浒传》后，也可以慢慢啃《中华活页文选》里那些文章了。

这样养成了读书习惯，使我和周围人慢慢有了距离。这个距离有一名字，就叫“骄傲”。那时，我常常忍不住讲，我也和毛主席一样，不喜欢宋江。原因很简单，和毛主席说的一样，宋江整天想的就是被皇上招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其实我是不能忍受，离开了水泊山寨，梁山好汉们就英雄气短，命运凄凉。这也正好成为一个蒙昧的中学生“骄傲”的证据。这个缺点，使我一直没有成为一个光荣的“毛主席的红卫兵”。这也影响到我一生，至今填各种履历表时，政治面貌还是群众。后来，我觉得自己喜欢无党派这个词，便用这个词代替过一回群众，结果，被人事部门的人郑重告知，“无党派”这个身份，需要上面认定，还是填回“群众”恰当。

1976年，我们这些算是上过初中的人真的毕业了。城镇户口的同学，戴红花，发农具，由干部陪着去上山下乡。我们也去农村，却因为本是农家子弟，自然就无人理会，自己收拾了行李默然回家。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时代，要紧的是把被褥，把衣服，把饭碗面盆背回家去。书自然是不重要的。我把尚不能真正读懂的几本《中华活页文选》留下，其余的书，，写一个个异国的白皮书，就从学校外面的河堤上投人河中，看它们载沉载浮去了我没有去过的地方。

《水浒传》留了前两本一英雄们一个个走向梁山聚义的传奇部分，而把那些英雄的星宿们四散陨落的，我极不喜欢的部分也交付了流水。

回乡三月后，毛泽东逝世了。

词典故事

我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上的是两个班合用一个教室一个教师的小学。快读完小学了，不要说现在孩子们多得看不过来的课外书与教辅书，我甚至没有过一本小小的字典或词典。那时，我是多么渴望自己有学问啊，并觉得世界上的所有学问就深藏在张老师那本翻卷了角的厚厚词典中间。小学快毕业了，学校要组织大家到15公里外的刷经寺镇上去照毕业相。我们便每天盼望着去到那个对我们来讲非常遥远的小镇。

不久以后，十多个穿上新衣服的孩子，一大早便由老师带着上路了。将近中午时分，我们这十多个手脚拘谨、东张西望的乡下孩子便顶着高原的强烈阳光走到镇上人漠然的目光中和镇子平整的街道上了。第一个节目是照相。照完相我们走到街上。太阳照在头顶，我们开始出汗。我伸在衣袋里的手也开始出汗，手上的汗又打湿了父亲给我的一元钱。父亲把吃饭与照相的钱都给了老师，又另外给了我一元钱。这是我那时候可以自由支配的最大的一笔钱。我知道小伙伴们每人出汗的手心里都有一张小面额的钞票，比如我的表姐手心里就攥着五毛钱。表姐走向了百货公司，出来时，手里拿着许多五颜六色的彩色丝线。而我走向了新华书店。书店干净的木地板在脚下发出好听的声音。干净的玻璃柜台里摆放着几十本领袖书，以及几部当时流行的。我有些胆怯地在玻璃柜台前轻轻行走，突然停了下来，因为我一下就把那本书认了出来。

那本书跟领袖书同样大小，同样的红色，同样的塑料封皮，但上面几个凹印的字却一下撞进了眼里：“汉语成语小词典”。我把攥着一块钱人民币的手举起来，嘴里发出了很响的声音：“我要这本书！”

书店里只有我，还有一个营业员。

营业员走过来，和气地笑了：“你要买书吗？”

我一只手举着钱，一只手指着那本成语词典。

但是，营业员摇了摇头，她说：“我不能把这书卖给你。买这本书需要证明，证明你来自什么学校，是干什么的。”我说自己来自一个汉语叫马塘、藏语叫卡尔古的小学，是那个学校的五年级学生。她说：“那你有证明都不行了。你们马塘是马尔康县的，刷经寺属于红原县。你要到你们县的书店去买。”我的声音便小了下去，我用自己都不能听清的小声音说了一些央求她的话，但她依然站在柜台后面坚决地摇着头。然后，我的泪水便很没有出息地下来了。我越想止住眼泪，这该死的液体越是欢畅地奔涌而出。营业员吃惊地看着我，脸上浮出了怜悯的表情。

她说：“你真的这么喜欢这本书？”

“我从老师那里看见过，我还梦见过。”

现在，这本书就在我面前，但是与我之间却隔着透明但又坚硬而冰凉的玻璃，比梦里所见还要遥不可及。

营业员脸上显出了更多的怜悯，这位阿姨甚至因此变得漂亮起来。她说：“那我要考考你。”我看到了希望，便擦干了眼泪。她说了一个简单的成语，要我解释。我解释了。她又说了一个，我又解释了。然后，她的手越出柜台，落在了我的头顶，深深叹了口气，说：“不容易，一个乡下的孩子。”然后便破例把这本小书卖给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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