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雨云低垂的日子，在一块块平整的田地之间，篱笆一样竖立着高大的、灰色的树影。一道高岗，伸展过去，绕过一个村子，到远方才消失，那就是河堤。夏冲穿过一片花生田，爬上了河堤。他望着浑浊的河水，想到这世上的一切无不如流水一般稍纵即逝，茫然若失。

河道一侧的荒野上有一处长满了蒲草的池塘。远远地摇曳着几排杨树。除了微风吹过蒲草的叹息，四下里声息皆无。夏冲在岸边睡了半个小时，醒来时感觉就像睡了几个月。这时他听到了泼溅声，原来是一群小鸭子，正在一只大花鸭子的带领下在池塘里泅水。夏冲盯着它们的绒毛，听着嘎嘎的叫声。一只小鸭子突然翻了个身，消失了，似乎溺水了，他担心起来，可是它只是在游戏，旋即浮出了水面。夏冲心里涌起柔情，心脏变得像果冻一般柔软和容易颤抖了。

有两次他是走投无路，不得不自己回家的，另外一次是被捉回来的。

第一次主动回家是在深夜里，他沮丧不已，犹豫着，站在门外，伤感地设想着爸爸妈妈一见到他便又惊又喜，与他抱头痛哭的场面。可是真相总是与设想相反，门打开时，痛哭的是平日里最蛮不讲理的夏冰，父母则大吼大叫，甚至根本不想压抑怒火。他俩早已下定决心，对他严惩不贷，绝不姑息。

他为什么逃学呢？这成了一个谜，令乔雅百思不得其解。她没有想到，答案很可能是简单的。她已经把他变成了另一个她。一个自我冲突的复制品。她自己就一直在圆石城的生活中逃着学。

在夏冲被捉回来的那次，家族里派出了好几支搜索队，乔芳和图们江街的一个十八岁的邻居小白组成了其中的一支。他们在火车站发现了夏冲。像这里的很多男孩一样，小白头脑简单，力大无穷，他悄无声息地从背后接近夏冲，猛然把他摔倒在布满痰迹的水泥地上，凶狠地拧住他的胳膊。夏冲疼痛地哀叫着，抬头看见了乔芳。过分的愤怒顿时释放了他心中的恶魔。

“你还抓我？”他怒吼说，“你忘了他们怎么抓你的？”

乔芳想打他，但是又停了手。她变得非常古怪。小白和乔芳把他塞进公共汽车，押送回家。路上，乔芳看着窗外，肩膀抖动，像个真正的女人似的流着眼泪。

这年秋天，另一种眼泪也流淌在另一个年龄差不多的女孩的脸上。夏冲的堂姐，夏明宪的女儿夏璐，无言地哭泣着，死了。她爸爸是夏家历史上的第一个大学生，她是第二个，刚刚读大一，在一次打篮球时被球击中了鼻子，流血不止，由此查出患有白血病。她持续高烧，头在冰枕上慢慢下陷，形成凹槽。化疗之后剩下的很少的头发湿漉漉地垂在床单上。在她的嘴里，水泡像毯子一样铺开。家人没有告诉她病情真相，因此直到弥留之际，她才意识到自己去日无多，想写几句遗言，拿起笔，却写不成，笔从手指尖滑落，眼泪从眼角流下来。她才十八岁。

整个家族都参加了葬礼，小孩子们除外。得知无法见堂姐最后一面之后，夏冲决定自己跑去参加。

这是一个有着清凉的薄雾的秋日早晨，夏冲拿着偷偷积攒下来的两毛钱，在商店里买了一只面包，出发了。那家商店是新出现的私立小卖

铺，有着羊毛卷儿头发的消瘦的店老板骗了夏冲，给了他一只秦朝出炉的面包，坚硬得像块石头。他只能啃下粉末。他徒步走向他认为堂姐所在的那家医院的方向。在路上，他困惑又羞愧，因为悲痛之感始终不曾在他心里出现。他怀着罪恶感，谴责自己的心情愉快。他不能对自己承认，这只不过是以参加堂姐的葬礼作为借口，又一次离家出走罢了。进而，他也不能承认在薄雾中感到愉快，正是因为偷到了自由。

就在此前不久，夏明远一家从鸭绿江街八号搬到了思齐路六十号。夏天里就有消息说，厂里有一批住房要分配，夏明远和乔雅鼓足勇气，分别找到自己的主管领导提出要求，可又觉得希望渺茫。条件他们都符合，可是相比他人并无优势。他俩频频打探内部消息，感到情势不妙，只好殊死一搏。夏明远买了两瓶郎酒、一条冰山牌香烟，当天晚上跟乔雅一起拆开两盒香烟，碾出烟丝，在每只空筒里塞进一条卷成棒状的十元钞票。次日晚上，他俩悉心打扮一番，一个穿上黑色的华达呢大衣，一个抹得香气扑鼻，如做贼一般夤夜出行，去给领导行贿。

春节后，他们搬了家，每个人都抱着一两样家什送上卡车，兴高采烈，唯独夏冲恹恹地跟着走。

夏明远得到了这套新房子，居然惹恼了弟弟夏明强。当时，硅酸盐厂陷入了群众斗群众的混乱之中。夏明强没有分到房子，很自然地站在了“没分到房子党”一边，哥哥分到了房子，自然属于“分到房子党”，两党斗争的怒火蔓延到了家庭内部。各种鸡毛蒜皮的积怨爆发出来。

夏明强带着他的妻子边翠玲，前来指责哥哥和嫂子。边翠玲尤其激动，矮小的身躯跳动着，尖叫起来：“夏明强，你有没有卵子儿？开铲车把这房子拆了！”“卵子儿”就是睾丸的意思，已经很少有人说了。其实，如果她不清楚丈夫有没有“卵子儿”，本该去问原料科的小胜子和第五门市部的邱丽。

小胜子和邱丽先后是夏明强的情人。人所共知，夏明强善于搞出风流韵事。人们还知道边翠玲忙于捉奸。她总是能在各种奇怪的地方发现丈夫与坏女人“发生关系”的痕迹。公园小山下草丛里的压痕，午夜的厕所里的蹭掉了灰尘的墙壁，工厂库房里的揉成团儿带有体液的卫生纸，等等。有些时候，她被自己的发现气得快要发疯了，不得不拜访她本不喜欢的乔雅，因为她对太多人倾诉过心中的愤怒，已经找不到什么人愿意再听了。当她滔滔不绝地讲起来时，乔雅花容失色地阻止她：“哎呀，别说了，孩子还听着呢！”可是这阻止不了边翠玲。边翠玲不得不把自己的发现全部讲了一遍，否则就要窒息而亡。她还能在墙缝里、缓步台上的水缸下、槐树的树洞里，找到丈夫和情人传递信息的纸条。可是她从没捉奸在床过。她屡败屡战，极有韧劲。由于这个缘故，乔雅曾经私下里对夏冲和夏冰嘲笑边翠玲，把她叫作“福尔摩斯”。

最后，夏明远决定结束这一切，说：“你们有意见找厂党委去，别在这儿没完没了的了。”“没完没了？”多疑、善妒的福尔摩斯摇晃着两条愤怒的辫子，尖叫说，“就跟你们没完了！”

她愤怒地在屋子里踱着步子，小步伐，高步频，像鸡崽一般忙碌，嘴边耷拉着两道黑色的纹路，说不上是凄苦，还是刻薄。夏冲注意到她同时集纳了两种特质：女诗人式的敏感和小市民式的市侩。她的身体薄得像把刀子，把透过窗子缝隙吹进屋子里的风都剖成了两半。她怒气冲冲地走向夏冲，带着一股剑气，想剪开他，又冲向夏冰，想剪开她。他们躲避着，身后的家具们、铅笔们、劳保用品们、电烙铁们、算盘们、友谊牌雪花膏们、电烫梳子们、印着解放牌卡车的一分纸币们、印着蒸汽货轮的五分纸币们、印着红润的女拖拉机手的一元纸币们、《东周列国志》小人书们、核桃们、台湾校园歌曲磁带们和黄山风光的挂历们纷纷被切成了碎块。

等她和丈夫离开之后，夏冲和夏冰不得不用胶水把一切粘在一起。大人们对此是不曾察觉的。这一年，夏冲十岁了。他的脸孔板起来，严肃得像个大人。他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再也没有人能了解了。夜里，他一再地幻想着自己带着夏冰，离开家，去到森林里，如何机智地活下去，又经历了些什么。他读过不少书，学会了看星斗辨认方向，用石块和刨花取火，辨认毒蘑菇和能吃的蘑菇，等等。这些知识都能用得上。他最深的梦幻便是带着夏冰离开这个世界，去到一个没有人迹的地方。夏冰会非常乐意跟他一起走的，这一点他非常确信，尽管没有什么证据。他感到，她在这个家里并不快乐。黑暗中，他把一切设想得完美无缺，可是一旦天光乍现，他就发现自己想法多么荒唐可笑。他恨夏明远和乔雅。他们粗暴地对待他之后，他希望他们死。

他设想一场车祸。他正在上学，教室外突然一片慌乱，然后有人告诉他，他的父母遇到车祸都死了。他非常伤心，失声痛哭，然后，他自由了。他甚至巨细靡遗地设想了自己如何带着妹妹长大成人的过程。于是，一切问题都化为乌有了。没有罪恶，没有痛苦，只有真挚的怀念。

那天，夏冲对自己推脱不知道医院的地址，根本就没去参加夏璐的葬礼，他在外面游荡了整整一天，又在劳动公园的树林里睡了一宿。次日上午，他被警察抓住了。夏明远去派出所把他领了出来，黑着脸，带他回到了思齐路。刚进院子，他们遇见了新邻居马伯雄，他正在刷牙。夏冲始终没弄清楚，这个老头儿平时都是早睡早起，那天为什么下午三点半要在院子里刷牙。马伯雄向夏明远打听，这孩子怎么回事？怎么浑身是土呢？夏明远就把夏冲的恶行和盘托出，边说边恨铁不成钢地加以责骂，老头儿听了这番话，眼睛瞪起来：“这么大一点儿的孩子就逃学？还离家出走？”他的义愤之火不可遏制，简直要烧掉世界，决心替夏明远管教一下这个逆子。“我让你离家出走！”马伯雄拿牙刷杵夏冲的头。它带来的疼痛的程度出人意料，夏冲顿时吼叫起来：“你凭什么打我？你是我什么人？”马伯雄说：“我还要问问你呢，我是什么人？你爸爸管我叫大爷，你说我是你什么人？”说着，抽了夏冲两个耳光。这下子闹大了，院子里围着一堆人，七嘴八舌地评论。有的说，这孩子太不像话，得管；也有的说，人家的孩子，你旁人家的老头子插什么手，多管闲事。

夏明远感到自己有必要当场表态。他试图表现得深明大义：“马大爷管得好！我谢谢马大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