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完早饭，我告诉苏妍，我和刘炜出去转转。苏妍见不带她，面露不解之色，我也管不了那么多，带刘炜去了天坛医院。不出所料，拍各种片子，折腾了几乎整整一天，医生的说法却与以前的医生别无二致。没什么办法。开了缓解癫痫症状的药丸，效果大概聊胜于无，就当是安慰剂。

每次我和医生说话，我都找事把刘炜支出去，比如取药等等。等见了我，刘炜问医生说了什么，我便说一切都好。他甚是高兴。我想这世上也许只有他和苏妍，尚不知道他的寿命已经不长了。

回家路上，我心情低落。想着生死之事，感受难以名状。这时刘炜说，哥，我还没去过长城呢，你带我们去吧。我说去长城干嘛呀，天热了，我怕你累着。他憨憨地笑笑说，苏妍想去。

出租车到八达岭长城脚下，时近次日中午，新雨过后，山岭葱茏，一派节日景象。一队穿着运动恤和短裤的年轻人正排列在石头台阶上合影，浅蓝色恤上印着白字，“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是刚刚参加了一次爬长城比赛，汗水打湿了恤。我们绕过他们往上爬去。人如潮涌。游客们一个挨着一个向上蠕动。刘炜和苏妍瞧瞧青砖上“赵小强到此一游”之类的刻字，又惋惜今天没人骑摩托车飞跃长城，兴致甚好。

北侧的山峦与谷地之间似乎仍旧杀机重重，那便是蛮夷—说来就是我们和我们的祖先了—洗劫中原之前埋伏的地方。我给刘炜拍下他冲着垭口做出射箭姿势的照片。两个孩子又对着镜头抱在一起，笑得露出满口白牙。一离开敌楼，雪白的阳光扑面而来，我们被汹涌的人流冲得左摇右摆，须臾之间，刘炜就变样了。

刘炜离开了城堞，被挤在人流中。游客如江中船只，往来如梭，航道拥挤，自有一套避让规则，唯独刘炜如水中浮物，不时与别的船只碰撞一下。我看到有的人嫌他碍事，故意拿肩膀撞他，还有人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的脸。我赶紧走过去，同时搜寻着苏妍，一时不知所踪。我绕到刘炜的正面时，只见他牙关紧咬，做着咀嚼般的动作，嘴里念念有词，声音很低，听不清说的什么。显然是又发病了。我抱住他，在他耳边说，没事，没事，你别怕，没事。这时才听清他在骂人。我抱住他，又担心他状况恶化，观察他一下，又抱一下，如此反复几次。他眼睛直直地盯着一个地方，低声咒骂不休。我示意周围那些脚步暂缓、试图围观的人赶紧离开。

苏妍被人群分隔在几米之外，挤了半天，才终于挨近，一看清刘炜的样子，脸色立刻变了。

大约一分钟后，刘炜清醒过来，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他想了想，低声问：“我又犯病了？”

我搂着他的肩膀向前走，苏妍跟在后面。我低声说：“不严重，可能是天热了。你放松心情，好好玩，只要你放松，就不会犯病，对不对？

苏妍不是想来长城吗？你要陪她玩得高兴才对。”如此漫步了十几分钟，眼前豁然开朗，原来我们已经过了惯常的折返之处，游人少了很多。

刘炜复原了。我们在垭口处拍照，我尽量表现得高兴。刘炜和苏妍也恢复了兴致。苏妍拿着两瓶水，刘炜则空着手。我说：“刘炜，你怎么不拿水啊？净让苏妍拿。”苏妍笑得甚是灿烂地说：“他可懒了！”刘炜把两瓶水都抢了过去，说：“今天我替老婆拿，老婆对我最好了。”我笑说：

“你倒是会说话。”苏妍说：“他啊，就会说好听的。平时对我可凶了，可是犯一回病吧，就心虚了，嘴那个甜啊！”刘炜急赤白脸地问：“我犯什么病？”苏妍掩饰说：“什么病，倔脾气病呗。”

刘炜神色顿时轻松，看了我一眼，眼神中满是庆幸。苏妍也看了我一眼，眼神忧戚。我悚然一惊，不是从她的话里，而是在她的眼神中，意识到她什么都知道。一时间，也不知说什么好。

“这儿再照张相！”我说。他们摆好了姿势，我举起相机。取景框中，山峦起伏，万物葳蕤，满目苍翠。二十四年前，我和夏冰参加过

“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活动。十年间共有五十万人参与这活动，捐款两千八百万元，修建了六公里长城。这么算下来，我和夏冰捐献了四毫米。四毫米，有多长呢？取景框的上方的天空中飘浮着一片梨花般云朵。一个安宁明亮的春日。

六点钟，我们走下长城，在停车场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坐在室外，等着出租车。车迟迟不来，一杯咖啡还没喝完，刘炜又坐不住了，想在周围转转。苏妍也想多拍几张照片。我见刘炜精神甚好，料想不至于出问题，就说，别走远啊，又对苏妍说，有事给我打电话。他们答应着走了。

我要了一瓶啤酒，咖啡馆老板，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又拿来几只枇杷，说是朋友刚刚空运来了一筐，送我尝尝。我道了谢，只要了一只。我揉了一会儿，让枇杷变软，撕掉薄薄的果皮，掰开，用牙齿摘掉果核，扯掉了果肉内侧的膜，慢慢吃那金黄色的果肉。枇杷不算多么好吃的水果，但是有股朴素的南方春日的味道。我又喝了一大口冰凉的啤酒。熟悉的味道猛然间惊醒了味蕾。这是我将近两年来第一次喝酒。就在这时候，一个星期以来失眠积攒的困意如浪涛一般劈头盖脸地打了下来，我刚刚来得及放下酒瓶，便打起了瞌睡，也许睡了十分钟。

醒来之后，我半躺在椅子上，如惑如失，体味着一种短暂的、仿佛从另一个世界归来的怅然。我惊讶地看到天色正在慢慢黑下来。有一会儿，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直到现实感浮现。

逐渐地我了然于胸，这是长城脚下，时间是二零零八年四月，面前摆着枇杷和啤酒，我是夏冲。我咬着剩下的一半枇杷果肉，吸吮着淋漓的果汁，又喝下一口啤酒。我就像只有最后一刻钟生命的人那样贪婪地品尝着啤酒混合着枇杷果汁的味道。

在我对面的青山之间，夕光像金液般闪亮，而靛蓝的暮色正如晚潮一般洇染了天空。又一次，我感到孤单。但是眼前的一切是多么美好啊。我是那么的想把这么多年来耳闻目睹的一切，这浮光碎影，这寒来暑往，这生命本身一般由弱而强又盛极而衰的晨昏变化，讲给什么人听，可是欣然与闻的人已在远方，暌违久矣。我只好缄默不言，枯对晚天。就好像又一次置身于鸭绿江街过道上方的悬空的小衣柜里，那令喉头干涩的惆怅感又来了。我的目光追寻着表弟和他的妻子所在的方向，可是他们不在那里。晚霞中，一棵棵槐树静默着，微风震颤着花簇。天空昏黄。真实的世界正在从我身边退去，如冰雪消融。懒洋洋的轻松感像浴缸里的温水一般包裹了我。往事并不是像一列高速火车那般直冲过来，而是安然地浮现。

我置身于一个没有时间的、永在的世界，在这里，一切人类故事都停了下来，战争、挞伐、饥馑、疾疫，一无所见。只有安宁。我看到停车场里有人正在驶离，红色的尾灯闪烁着。在毛茸茸的山岭间，古老的歌声隐隐传来，满族骑兵们正在掉转马头，驰向远处的崇山峻岭，而明朝的兵勇们正在回到南方乡村的路上。那是陌上少年的寂寥歌声。曾经活过的、正在活着的、将要活过的少年们正在又苦又香的花蕾间一一闪现身影。他们要去的，也是我将所往的地方。至于真实世界，除了面前的啤酒，墨绿色的玻璃瓶子，淌着水珠，我已经一无所见。有何证据能证明现实世界依然存在着？也许它已经消失了。这感觉既美妙非凡，又令人恐慌。如爱意的终将消逝一般，暮色正在撤去我们那四毫米的长城墙砖上的灰色辉光。

在我的少年时代，我曾听一个女孩说，傍晚是一天中最动人的时刻。当暮色四下流淌，光线变暗而黑夜尚未来临的一刻，鸽子的翅膀闪烁着余晖，你的心将变得安详、温柔。如今我已长大成人，经历了自古皆然的岁月，见识了一点儿沧桑，我知道时光的美恰恰在于它的消逝。

有一次，在机场，我看了一眼手表，离航班起飞还有十分钟，就慢悠悠地拐进了一家咖啡馆，把耳机塞进耳孔，听音乐，喝咖啡，翻报纸，直到飞机飞走。我就是这么干的。真是中了邪了。如今，我又这么干起来了。我该站起身来去找刘炜和苏妍了，至少该打电话叫他们回来，却只是无所事事地坐在椅子里，上了瘾一般地历数着自己见过的笨蛋们。我想念起这半生中见过的笨蛋们来。姚菡算一个，她笨得想划出双眼皮。程小松—对了，还有这么个人—他笨得会去问打他的人凭什么打他。陈垚不算笨蛋，他只是运气太糟了。田丽也不是。蒋可是个笨蛋。笨蛋很多，其中一个，名叫夏冲。有趣的是，笨蛋们向来都是小裁缝一类的小角色。不是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生活的主角吗？可是，至少我知道，我只是个无足轻重的配角罢了。

我想到，我们这些家伙，统统七岁，排成一队，在这暮色中的停车场上齐步走。孙小天一声令下，我们这个配角小分队就开拔。我走着，牵着我的表弟，他担心自己癫痫症发作，严肃地抿着嘴巴，他又牵着将来要做他老婆的女孩。罗燕也在队伍中，迈着碎步。蒋可，郁郁寡欢地落在后面。队伍前端，并肩而行的是爸爸和妈妈。七岁的乔雅正在用她的指甲掐着七岁的夏明远的胳膊，因为他太黑了。我们挥舞着幼稚的小腿，趟起阵阵烟尘。孙小天的哨子嘟嘟作响。

不，这是笛子的声音。停车场另一端的路灯下，刘炜和苏妍正在走回来。刘炜吹着一支不知道从哪个旅游纪念品小摊上买来的塑料笛子，像个牧童，呜哩哇啦，不成曲调。我为之忍俊不禁。

树影姗姗摇动，筛下月光如闪烁的龙鳞。我无声地笑着。我笑得蹲下去，不得不扶住了桌子。青郁的宇宙中回荡着这听不见的笑声。我向他们走去，摇摇晃晃，忽又停下，蹲在路边，捧腹大笑。我见过的一切实在是太好笑了。在这个国家的古代，当人们讲了一些真正凄凉的故事之后，又会自我解构说，“劫灰一过客，且做无稽谈。”你看，这里有一个满不在乎的表情。我也有一个这样的表情。我见过的一切都太幼稚又太老套了，太凄楚又太滑稽了，可是最终，这一切又太深奥难解了。我正是被这深奥难解逗笑的。这就像一只蝉，当它还年轻，还是个少年，在旧时一个下午畅游了郭守敬等人精心设计的北京城，看到碧瓦飞甍，城堞高耸，朝中熙熙，皆为利来，宫中攘攘，皆为利往，看到人们的事业是如此庄重而难解，便不免甩出一串戏谑的鸣叫，那就是它在掩口狂笑。我也是这样笑过之后沉默下来的。我悄无声息，泪光闪闪。从今而后，想必还是要开口才能应付。可是夏冲只想闭口不言，在这晚来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