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劳乾是在打高尔夫球时发生的意外，屠伯年是在街头被一台坠落的空调机砸死的，至于姚枝子，听说她是上吊的。

这是上海发生的第一起因空调机坠落而引发的伤亡事故，而且被害者是一名医生，所以几家主要媒体都对此报道过。由于时隔并不久，诺诺和阿壶很快就在图书馆的过期报纸里找到了相关报道。

下面的一篇来自上海发行量最大的《新民晚报》：

“昨日下午四时，在杨浦区的国权路发生了一幕空调机坠落砸死行人的惨剧，据目击者称，一台夏普牌空调机的室外机组忽然从天而降，不偏不倚砸中一名过路的中年男子头部，该男子仰面摔倒，血流如注，被送往附近的新华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经证实，死者姓屠，在本市一家着名的齿科诊所担任医务主管，是一名经验丰富的牙医。

据警方调查，这台坠落的空调机来自国权路某号七楼的一户人家，这台摆放在客厅里的立式空调，功率为二点五匹，2000年购置的，使用情况良好，至今未有过报修记录。

事故发生后，负责安装空调的技术人员进行了检测，发现支撑室外机组的两个铁质三角支架完好无损，无松动的痕迹，如此一来，这样一台重量为52公斤的室外机组是如何坠落的，就显得扑朔迷离了。目前杨浦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从九十年代起，上海开始普及空调，起先都是窗式机，九五年后，分体式逐步取代了窗式，大量分体式空调的安装，使楼房的设计显得滞后，那时候的楼房都没有预留空调室外机的位置，通常的安装办法，是在建筑物外墙上装两个三角支架，把室外机放在上面，用螺丝固定，2001年以后，市政府规定新建住宅必须预留空调室外机的位置，就是与外墙融为一体的水泥搁板，而在此之前建造的几十万套住宅，使用的都是三角支架，在户外经受日晒风吹雨淋，年复一年，随着墙体的腐蚀与剥落，安全问题开始凸现。

这起意外伤亡事故引发了一场官司，原告方是屠伯年的遗孀，她把七楼那户主人，还有负责安装这台空调的一家技术服务部一齐告上了法庭，索要一百七十余万元的巨额赔偿。

在法庭上，被告方的辩护律师出示了两份证据。

第一份是出自权威的鉴定机构——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的鉴定报告，该报告称，空调的安装上没有任何纰漏，外墙上的三角支架至今十分牢固，足以支撑一台52公斤重的室外机，上面还可以站一个人，因为在安装时，工人需要骑在室外机上，弯下身子用扳手去固定螺丝。

辩护律师认为，如果室外机随三角支架一同坠落，那就说明是安装的问题，或者是因为墙体的腐蚀与剥落，但摆在面前的事实是，室外机掉了下去，三角支架完好无损，因此唯一的解释就是室外机受到了某种外力的作用，换句话说，它是被推下去的。

第二份证据来自这户人家聘用的安徽籍保姆。她证实，惨剧发生的时候，除了她家里只有两个人，一位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在卧室睡午觉，另一个是不足三岁的婴儿，在儿童房间玩耍，卧室与儿童房间各有一台空调正在运转，客厅那台立式空调没有开启，通常，在男女主人回家后，一家人吃晚餐的时候，才会使用这台空调。

当时，小保姆在厨房煲鸡汤，听见客厅里响起一阵异常的声音，走出厨房一看，就见客厅一角的空调立式柜象被施了魔法一样，从原来的位置移动了，猛地撞向通向阳台的玻璃移门，把玻璃门撞破了，横躺在阳台上，发出空的一声，吓得她目瞪口呆，不敢靠近，等了片刻，隐隐约约听见楼下传来呼叫声，小保姆才壮足胆子，走上阳台一看，连接室外机与室内立式柜的输气管道已经完全断裂，好象是被硬生生扯断的，空调的室外机竟不翼而飞，她从阳台探头朝楼下一看，只见室外机坠落在地面上，摔得四分五裂，已经散了架，一个行人趴在地上，周围一片血污，一群行人正在围观，有的人用手机报警，有的人抬头张望，朝楼上指指点点……

辩护律师提请法庭注意，无论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不足三岁的婴儿，还是十八岁的保姆，都没有力量去推动一台相当于一个人体重的空调室外机，退一步说，就算他们有这个力气，也不可能去实施这种疯狂的举动，要知道，一台立式空调的价格在六、七千元人民币，对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家庭来说，也算是一笔不小的财产，况且，稍有常识的人应该知道，一台从天而降的空调室外机，其威力不亚于一枚炸弹，决不是闹着玩的。

辩护律师的观点是，安装没有问题，使用也没有问题，那么，空调室外机究竟是怎么坠落的，需要深入调查，有了结论之后，才能分清究竟是谁的责任，所以，不是赔偿多少的问题，而是由谁来赔的问题。

《新民晚报》连篇累牍地报道了这场官司，时至今日，法院尚未判决，估计是法官也对这场离奇的官司感到头疼吧。

不管官司的结局如何，在区政府的一次安全生产会议上，区长提到了这起意外事故，他要求在全区范围内进行一次安全大检查，检查每一台空调室外机的三角支架，看有无松动的痕迹，以杜绝这类事故的再次发生。

区长是这样布置的，下面的人究竟如何去落实，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空调是安装在每家每户的，很多居民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除非刮台风，而且是威力无比的龙卷飓风，否则一台笨重的空调室外机怎么可能掉下去呢？

这种观点不无道理。

阿壶和诺诺也是这么认为的，事实上，他俩的结论比任何一家鉴定机构更具有权威性，问题是恐怕没有一个人会接受这种结论——

是zoe把它推下来的。

位于浦东的汤臣高尔夫球俱乐部，是富人们云集的地方，也是向往富人生活方式的人云集的地方，吴劳乾就属于后一种。

那天，跟吴劳乾在一起打球的有廖先生和卢先生，廖先生是卫生局的领导，卢先生是市内一家三级甲等医院的院长，还有章先生，他是海外一家医疗仪器公司的代理商，今天打球就是他埋的单。

为了让其代理的一种新型医疗仪器能够顺利打入庞大的上海市场，章先生展开了一系列的公关，他们先是找到了在这个圈子里号称无孔不入的吴劳乾，由吴劳乾出面，邀请到了廖领导和卢院长这两位头面人物，他们在浦东88层高的金茂大厦君悦大饭店里的一家顶级餐厅用完午餐，驱车来到高尔夫球俱乐部，一边打球，一边闲聊，虽然天气炎热，户外的气温高达摄氏三十五度，仍然谈笑风生，神清气闲。四个人中，廖领导的成绩最好，吴劳乾居次，而章先生与卢院长属于菜鸟级，偶尔为之，所以成绩差强人意，打第五洞的时候，球滚到了离球洞仅一尺的距离，卢院长用杆轻轻一推，还是没进洞，引来一阵笑声。

据背球杆袋的球童（亦称杆弟）回忆，当时打的是第九洞，轮到章先生开球，正当章先生奋力挥杆的时候，一件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发生了，吴劳乾忽然往前猛冲，一头闯进了挥杆的范围内，章先生用的是六号杆，球杆的金属头不偏不倚打在吴劳乾的头上，啪的一声，吴劳乾应声倒下，三个人顿时呆若木鸡，卢院长上前一看，吴劳乾头颅的右半边出现了一个凹坑，大小正好可以放进一只高尔夫球。

他们手忙脚乱地把吴劳乾送到了仁济医院的浦东分院抢救，当时吴劳乾已经陷入深度昏迷，身体偏瘫，大小便失禁，当晚就死了，死因是颅内血肿引发的脑干功能衰竭。

作为高尔夫俱乐部的常客，吴劳乾应该知道，击球者挥舞球杆的时候，旁人应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是起码的安全常识，那么，吴劳乾究竟是怎么进入挥杆范围的？是脚底一滑不慎摔进来，还是自己稀里糊涂昏了头，想探头张望什么？当时，卢院长和廖领导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挥杆的章先生身上，根本没有注意到吴劳乾在做什么，倒是一旁的球童提供了一点线索。

据他说，出事前，那位穿米色polo衫的先生（就是吴劳乾）就有点不对劲，不停的东张西望，神色不安，还问我“有没有听见有人在叫我？”我说“没有啊！”这是第一遍。过了一分钟，他又一副惊诧的样子问我“听见没有？是一个女的声音！”这是第二遍，我被他搞得莫名其妙。

章先生开球的时候，那位先生忽然回头，那姿势好象是肩膀上被人拍了一下，其实他身后除了绵延的草地，什么也没有，可他面带惊恐，仿佛看见了什么可怕的东西，试图躲避，或者说逃开，忘了前面的章先生正在奋力挥杆，一头闯了进去，才酿成了悲剧。

大概老吴是见鬼了。

事后，竭力安慰章先生的卢院长这样说。

连着几天，章先生情绪低落，茶饭不思，除了喝点水，什么也不想吃，他很自责，如果挥杆之前朝身后看一眼，也许吴劳乾就不会被击中。

如果他们不去打高尔夫就好了，改打保龄球，吴劳乾再冒失，也不会冲到球道上去被沉甸甸的保龄球砸中吧？

如果……如果……

事到如今，一万个如果也无济于事，章先生表示，今生今世他再也不会打高尔夫球了。

好在有不幸中的万幸，为了安慰情绪低落的章先生，卢院长决定率先订购一台那种新型医疗仪器，廖领导也表示，将为这种仪器进入上海市场大开绿灯，毕竟他们是通过吴劳乾的介绍才认识的，为了促成这件事，吴劳乾花了不少心思，甚至赔上了命，他们的合作成功，也算是对吴劳乾在天之灵的一种告慰吧。

吴劳乾和屠伯年的死，至少从表面上看属于意外事故，相比之下，姚枝子的死就不是意外事故了，因为不管什么样的“意外”都不会把一个人吊在树上。

位于徐汇区西南角的上海植物园，占地八十二公顷，种植有水杉、银杏、香樟、雪松等大批树种，还有大量的观赏植物，象郁金香、玫瑰、牡丹，辟有专门的观赏园。

植物园下午六点钟关闭，闭园后，管理员照例巡视一番，在几棵银杏树组成的一片小树林里，发现有个女人吊在一棵银杏树上，已经断气了，她的脸颊发青，眼睛微微地睁着，嘴巴张成o形，穿着一件风衣，上吊用的绳子就是风衣的腰带，树林里微风吹拂，由于惯性，吊在枝杈上的尸体以脖子为轴心，缓慢地转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