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欣然和陆伟把骨灰盒带回来后，同事揶揄他们“事没办成先闹出动静”。两人顾不上理睬，径直将骨灰盒交到李观澜手里，长舒一口气，如释重负。

骨灰盒在李观澜那里才放置了半天时间，楚君就打来电话索要。李观澜感到有些奇怪，楚君对情敌李玉洁恨之入骨，按理说应该拒绝并抵触她的骨灰，怎么会主动来要？

楚君解释说，既然埋葬李玉洁骨灰的墓地要动迁，必须再找地方安置，他们理应担起这个责任，毕竟范强生在生前揽上了这桩事，家人也不能违背他的意愿把骨灰随便丢在什么地方或干脆一抛了事。不过再买一块墓地需要花不少钱，李玉洁和他家非亲非故，孩子们肯定不乐意，亏得副校长张五福古道热肠，帮着张罗了一个存放骨灰的地方，是私人经营的骨灰堂，价格很便宜。目前只剩下一个骨灰位，趁早把骨灰盒送过去，占上位置，也就省心了。

事主既然这样说，李观澜也不好再坚持，毕竟这骨灰处置权是属于人家的，就同意把骨灰盒交还给楚君，要她到队里来取。

才放下电话，苏采萱敲开门，一脸严峻地走进来。李观澜察言观色，心中不知是喜是忧，说：“有新发现？”

苏采萱点点头说：“否定自己是很痛苦的事，不过我必须承认，我在第一次尸检中犯了严重错误，险些铸成一件错案。无论局里给什么处分，我都认了，没有一丝怨言。”

李观澜说：“现在还不到赏罚的阶段，而且即使侦破范强生案的过程中有重大失误，也不能由你个人承担，我作为案件的主要侦办人，责任更大。先说说你的新发现，为什么认定自己在第一次尸检时犯了错误？”

苏采萱说：“我在范强生尸身的后脑部发现线性骨折，当时误以为那是造成他死亡的致命伤，不过我刚刚发现，这处骨折是在范强生死亡后，凶手刻意制造出来的，用意显然是模仿公园系列抢劫杀人案，误导警方的侦破方向。”

李观澜感觉自己的心跳在加速，范强生案在濒临定案前发生颠覆性的逆转，这是他从警以来前所未有的局面。他追问一句：“怎么能断定尸体的后脑骨折是死亡后被刻意制造出来的？”

苏采萱说：“如果是生前骨折，在微细裂线处，可以清楚地见到纤维蛋白网和红细胞相互黏结，没有例外。而在死后造成尸体骨折时，由于生命体征已经停止，不会出现这种现象。范强生的后脑骨折处，没有纤维蛋白网和红细胞的黏结，我用放大镜仔细观察过，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李观澜说：“我的法医学知识非常有限，不懂你的分析，不过对你做出的结论一向都非常信服。如果范强生后脑的打击伤不是致命伤，那么他的致死原因是什么？”

苏采萱皱着眉头说：“我现在还无法确定。这的确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几乎找不到死因，他似乎是自然死亡。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一名癌症晚期患者自然死亡后，谁又会煞费苦心甘冒风险去作弄他的尸体呢？我眼下有一个猜测，不过尚未得到验证，等落实后再说。另外需要提醒你的是，凶手在范强生尸体后脑上制造打击伤时，至少击打了三次。”

李观澜思考着这句话的含义，眼前一亮，说：“这是个重要发现。”

苏采萱说：“是，范强生尸身的后脑骨折部位附近有三处挫裂伤，由于极轻微，而且是死后形成，没有血液淤积，如果不是刻意在头皮上寻找，几乎不可能被发现。这三处挫裂伤均系由重物打击所致，所以我判断，凶手在范强生死亡后，在他的后脑至少击打了三次。”

李观澜说：“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可以提供许多有用的信息。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发现范强生尸体的湖边不是第一现场，死者是被抛尸到那里的。凶手在死者后脑连续多次击打，以造成骨折的效果，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凶手在挥舞重物进行打击时力矩很短，力度不够大，才需要连续击打。也就是说，凶手作案的第一现场是在一个较狭小的空间里面。”

苏采萱赞同说：“我事先倒没能联想到这个作案场景，但听起来很合乎情理。”

李观澜说：“在日常生活中，最经常身处其中的狭小空间是什么地方？”

苏采萱的眼珠来回转了两圈，脱口而出：“汽车！”

李观澜说：“没错，是汽车。范强生从医院里出来后，在凶手的汽车里遇害，说明他和凶手并不陌生，可能是亲戚、朋友、同事这些关系比较密切的人。凶手在作案时驾驶汽车，从他策划的周密程度来看，这辆车不应是单位公车或者是借来、租用的，这些车辆的私密性差，凶手一旦在车上留下蛛丝马迹，容易被人发现。最大的可能是凶手的私家车。所以凶手应是有固定工作而且收入水平不低的人。这样，我们怀疑对象的范围就大大地缩小了。”

苏采萱说：“我只提供你一个信息，你就得出这样长篇大论的推理。”

李观澜说：“刑侦的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如果没有你们的工作，刑警就少了行动的理论基础，难免会走许多弯路。”

苏采萱的脸色通红，说：“你这是骂我哪？”

李观澜也有些窘，忙说：“千万不要误会，偶然一次失误绝不会动摇我们对你的业务水平的信任。何况在这起案子中，我要负主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