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燕记得好像是看过《早春二月》的，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看的，但印象中的确有这么一个故事情节，好像那男主角是孙道临演的，那寡妇是上官云珠演的。但她一向不喜欢孙道临，觉得他有种懦弱无能的气质，什么“进步青年”？都“进步中年”了，再进步就要进步到老年了，所以她肯定没仔细看那电影。电影里上官云珠怎么成了寡妇的，她也不记得了，只记得孙道临好像还有个年轻的女朋友，大概是谢芳演的吧，但他放弃了谢芳，去跟那寡妇结了婚。

石燕前所未有地讨厌这种做法，这算什么？孙道临这不是救了一个，伤了另一个吗？这对谢芳不是很不公平吗？但除了“对谢芳不公平”之外，她又想不出什么别的理由来反对这样做，所以她只说：“可是我觉得那电影的意图是——不赞成那样做的。”

黄海扬起眉毛：“哦？你这样觉得？”

她发现他扬起眉毛的时候，左边的眉毛比右边的低了许多，大概是左脸的肌肉先天发育不良，没有右边那么有力，眉毛提不上去，懒懒地卧在那里。这一高一低的两道眉毛，使得他整个脸越发像“钟楼怪人”了。她有点不忍心看着他，想把视线转到一边，但她的眼睛好像不听使唤一样，仍然死死地盯着他，还不自觉地也把一边的眉毛扬了起来。

他好像察觉了，垂下头去，推测说：“可能那时的电影都是崇尚暴力革命的，所以不赞成那主人公的做法，觉得他那种做法是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杯水车薪，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是——暴力革命又能解决那个寡妇的问题吗？现在是暴力革命成功后的年代了，还是有这么多人在受苦。但如果我现在也来提倡暴力革命，恐怕马上就给抓起来了。”

“那你就用结婚的方式救她？世界上这么多受苦的人，光一个d市煤矿你就看见了那么多可怜人，你——一个人靠结婚的方式能救多少人？还不如写文章来救更多的人。”

他笑了一下：“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第一次看到乡下孩子没学上的时候，我心里难受极了，想退了学跑到那个村去教书，但仔细一想，如果我跑到乡下去当个老师，最多只能解决一个村的问题，全国不知道有多少个村的孩子没学上，所以我选择了用笔，以为我的笔可以唤醒更多的人。但是我发现大多数人是唤而不醒的，或许是我的笔太没力了，或许我们的新闻制度——还有政治制度都没力。”

“所以你改成用结婚救人了？那你能救多少？你救了‘五花肉’，那另外几个矿难死者的家属呢？你都——救了？”

“那另外几个矿难死者家属至少还有矿上资助，而且她们——怎么说呢？很俗气，很自私，一点也不可爱。”

“那你的意思是‘五花肉’可爱？”

他不置可否地笑了一下：“我也没说她可爱，但是——但是至少给我的感觉还算是——本质不错的，她只是运气不好，出生在乡下，又搭上了这么桩倒霉的事。”

“那就是说你——也不光是为了救她，你还是——有其他原因的，”她有点酸溜溜地说：“你是不是觉得她长得不错？她虽然——脏了点、老了点，但像你说的一样，‘本质还是不错的’，年轻的时候肯定挺好看的。”

他又笑了一下：“我根本没注意她的长相。”

她不知道他这个决心是什么时候下的，也不知道他这个决心有多坚定，但她心里有种很难过的感觉，不知道是为谁难过，就是觉得心里堵堵的，她不解地说：“怎么你这个人是——这样的？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学《早春二月》里的人？”

“我只是黔驴技穷，才想到这么个拙劣的方法。”他正面直视着她说：“反正我是个——残次品，不会有谁真正会喜欢我，还不如拿来，救一个人也算废物利用。”

“谁说你是个——残次品？”

“这还用人家说出来？自己心里清楚得很，别人心里——也清楚。”

她见他毫无顾忌地把整个脸对着她，好像故意让她看见他的“残次”一样，不由得感到他的所谓“别人”，就是在说她。她声明说：“我没说你是——那个残次品啊。”

“你没有，而且我相信你心里也没有这样看待我，”他很诚恳地说：“你是一个——好人，你能看到——皮肤以下的东西。”

她以为他要表达爱意了，心里慌慌的。但他没表达什么，只无声地坐了一会儿，说：“时间不早了，我送你回学校去吧——”

她有几分失望，但又有几分庆幸，这样也好，至少不会失去他这个朋友。通信了这么久，她好像已经习惯于有这么一个朋友说说话了。这次又在一起单独接触了几次，好像又习惯于有这么一个朋友陪伴了。如果他突然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了，那她还是会很遗憾的。但是如果他真的表达了，那她又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说不行吧，会伤害他的面子和感情；说行吧，又怕伤害了自己——的面子。

第二天她一整天都在等黄海的消息，猜测会是个什么结果，但黄海一整天都没来跟她联系。

接下来的两天，她仍然在等黄海的消息，但他仍然没打电话来。

她有点着急起来，会不会是采访出了问题？黄海说过，这种采访调查一般是不受人欢迎的，既然他想揭露煤矿领导的疏忽失职，草菅人命，那煤矿会放过他？会不会是钢厂跟煤矿方面勾结起来，派人把黄海暗算了？

她跑到楼下门房那里借电话用，往黄海给她的招待所的号码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好像是招待所总机，问她要接哪个房间，她说了黄海的房间号码，总机帮她接通了，但听电话的不是黄海，而是一个东北口音的男人。她一听就慌了，连忙挂了电话。

一想到黄海可能被人暗算了，她就觉得脊背发凉，生怕钢厂和煤矿连她也不放过。

课间的时候，姚小萍跑过来跟她说话，结果她心不在焉，惊惊慌慌的，激发了姚小萍的好奇，一再追问是怎么回事。她心里太害怕了，太六神无主了，只想有个人能帮她拿个主意，便决定把这事告诉姚小萍，万一遭了暗算也有个人知道是谁下的手。她小声说：“你还记得那天晚上你在餐馆看见过的我的那个同学吧？”

“就是脸上有个大坑的那个？”

她心里一抽，不由自主地皱起了眉头。“脸上有个大坑”好像比直接说“长得丑”还难听，因为说“长得丑”还比较模糊，人们还不知道怎么个丑法，脑海里出现的顶多是个五官不那么漂亮的形象。但说“脸上有个大坑”，就把黄海的丑具体化了，叫人触目惊心。但她没法反驳，因为黄海的左脸上的确是有个——大坑，说准确点，应该说黄海的左脸就是一个“大坑”，因为他的左脸比右脸低洼。

她咬着牙点了点头，说：“他这两天没有音信，我很担心……”

“才两天不见就这么着急？那你们的关系不一般啊！”

“哪里有什么我们的关系？他是到d市来搞社会调查的，想查矿难的事，煤矿领导肯定不喜欢有人来揭他们的老底，所以我觉得，他肯定是被他们——暗算了。”

她生怕姚小萍说她异想天开，疑神疑鬼，自己吓自己，但姚小萍好像并没觉得她这个想法有什么离奇之处，只好奇地问：“他不是钢厂的工人吗？怎么你又说他是到d市来搞社会调查的？”

石燕一愣，说错话了，怎么撒个谎这么麻烦呢？一不注意就露了马脚。她想了一下，决定说实话：“其实他不是d市钢厂的，他在外地读大学。”

“那他怎么对我撒谎说他是d市钢厂的？”

“他——呃——主要是为了采访的事要保密。”

姚小萍理解地点点头：“你说钢厂领导报复他？是不是他掌握了他们什么证据？”

她知道应该保密，但现在好像已经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关头了，不管是从技术上还是从愿望上，她都停不住了，只好干脆全说了，希望以自己的诚实换来姚小萍的理解和帮助，于是她把黄海对矿难的推测和他们采访的经过讲了一下。

姚小萍听完说：“那恐怕真是遭到暗算了。”

她见姚小萍这么有经验的人也说得这么肯定，心里全乱了，眼泪也快流出来了，一迭声地问：“那怎么办？那怎么办？”

姚小萍自告奋勇地说：“你别急，我会帮你的。我们一起去找黄海吧，说不定他被人关在什么地方了。”

“那怎么办？”

“先找到他再说。”

两人商量了一下，决定逃了课去找黄海，先到钢厂招待所去，看看黄海是不是换了房间，或者转到别的招待所去了，招待所一定知道黄海的去向。

两个人坐四路车直奔钢厂招待所，但刚进门就被前台的人挡住了，问他们要证件。她们俩都没带学生证，带了也舍不得拿出来，因为她们事先就商量好了的，现在形势这么复杂，她们也得狡猾一点，不见兔子不撒鹰，尽可能不暴露身份。

姚小萍说：“我们不是来开房的，只向你们打听一个人——”

招待所的工作人员不耐烦地说：“打听人也得出示证件。”

她们俩磨了一阵儿，人家就是不答应，她俩无奈，只好无功而退。从招待所出来，姚小萍说：“我有个亲戚住在这附近，我们去他家找他，他肯定有工作证。”

“但是他的工作证我们借了也没用啊。”

“我们不借他的工作证，只借他的人，我们叫他去招待所打听。”

“他肯吗？”

“我们又不是问他借头，他有什么不肯的？”姚小萍笑嘻嘻地说：“再说，是为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帮忙，他肯定是万死不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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