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和医生预约好的那一天，我特意请了假，并且按照医生的指示，带了一卷空白录像带，这样我们便可以捕捉到我们的小宝宝的第一张粒面图像了。约会的内容，一部分是身体检查，另一部分是信息面谈。我们将被安排与一位助产士见面，她会解答我们提出的所有疑问，测量詹妮的腹部，听胎儿的心跳，当然，还会让我们看看母体内胎儿的样子。

我们在上午九点钟到达了诊所，心中充满了期待。助产士是一位说话带有英国口音的温和可亲的中年女性，她把我们领进了一个面积很小的检查室里，然后立即问道：“你们想听听孩子的心跳吗？”“怎么会不想呢？”我们告诉她说。当她将一个吊挂着扬声器的扩音器放到詹妮的腹部上时，我们便竖起耳朵聚精会神地聆听着。我们沉默地坐在那儿，笑容凝固在脸上，费力地试图去听那微弱的心跳声，可是，从扬声器里传来的只有静电噪声。

护士表示这并没有什么不寻常。“能否听得见心跳声，得取决于胎儿躺着的姿势。有时你无法听到任何声音。现在就听心跳或许有些早了。”她让我们直接去做超声波。“让我们来看一看你们的小宝宝。”她轻松地说道。

“这可是我们第一次看小宝宝啊！”詹妮深深地凝视着我说道。助产士将我们带进了超声波室，并且让詹妮仰面躺在一张后面带有监视屏的桌子上。

“我带了一卷带子来。”我说道，将录像带在她面前挥动了两下。

助产士将詹妮的衬衣拉高，开始将一个大小和形状类似于曲棍球的仪器放在了她的腹部上，然后说道：“现在保持这个姿势不要动。”我们盯着计算机的屏幕，却发现上面只是一团没有清晰度的灰色。“嗯，这一台似乎没有识别出什么，”她以一种完全不带感情色彩的声音说道，“我们试一下***超声波，那样的话你们就可以看得更为详细一些。”

她离开了房间，过了一会儿，她带着另一名护士进来了。这是一位高个、肤色白皙、金发碧眼的女人，她的手指甲上还绘有字母图案。她的名字叫埃西。她让詹妮脱掉内裤，然后，将一个覆盖着乳胶的探测器***了她的***里。护士是正确的：这种方法的确要比其他的超声波高级许多。她将摄像机移到了看上去就像是灰色海洋中的一个小小的液囊上，随着鼠标的滴答声，把它放大，然后再一次放大。可是，尽管获得了更多的细节，但这个液囊在我们看来就如同是一只空空的不成形状的短袜。有关怀孕的书籍上所说的到了第十周的时候那些应该稍微成形的小胳膊、小腿在哪儿呢？胎儿的小脑袋在哪儿呢？起伏跳动的心脏在哪儿呢？正将脖子伸到一边看着屏幕的詹妮仍然充满着期待，并且带有一丝紧张地笑着问护士：“那儿有什么吗？”

我抬起头看着埃西的脸，我知道答案并不是我们希望听到的那一种。突然，我意识到了为什么当她点击鼠标放大图像的时候她会一言不发了。她用一种有所克制的声音对詹妮说：“在十周大的时候，你们不能期待着会看到什么。”我把手搭在詹妮的膝盖上。我们俩继续凝视着屏幕上的块状物，就仿佛我们愿意一辈子就保持着这样一个姿势。

“詹妮，我认为现在我们可能遇到点问题了，”埃西说道，“我去把谢尔曼医生叫来。”

当我们就这样沉默地等待着的时候，我终于体会到了人们描绘的在他们昏厥之前遭到成群的蝗虫突袭究竟是什么意思了。我感到周身的血液都冲到了头顶，阵阵的嗡嗡声在耳边回响着。“如果我现在不坐下来的话，”我心想，“那么我一定会倒下的。”要真是那样的话，该会有多么尴尬啊：我坚强的妻子忍受着噩耗，而她的丈夫则失去知觉倒在地板上，护士们则试图用鼻盐让他恢复意识！我坐在检查长椅的边缘上，一只手紧握着詹妮的手，另一只手搂着她的脖子。她的眼眶里噙满了泪水，但是她并没有哭出声来。

谢尔曼医生是一位个子修长、长相特别的男人，声音虽然有些嘶哑，但态度十分和蔼。他确证胎儿已经死亡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心跳，毫无疑问已经死了。”他说道。他温和地告诉了我们一些我们从过的书上已经知道的知识。胎儿在怀孕第六周的时候便已经死亡了。这是那些虚弱无力、发展迟缓、没有成形的胎儿自然会发生的状况。他显然记起了詹妮对于跳蚤喷雾的担忧，所以告诉我们说，胎儿的死亡与我们那次跳蚤清除并没有关系。他将手放在詹妮的脸颊上，倾斜着身体，仿佛是要亲吻她一样。“我很抱歉，”他说道，“你们可以在几个月之后再尝试着怀孕。”

我们坐在那儿，沉默不语。那卷搁在我们身旁的长椅上的空白录像带，现在看上去也像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尴尬，尖刻地提醒着我们那盲目的、天真的乐观。我想将它扔掉，我想将它藏起来。我向医生问道：“那么我们现在该做些什么呢？”

“我们必须将胎盘移除。”他回答说，“如果在几年前，你们还不会知道自己流产了，只有等到出血的时候，你们才会意识到。”

他说我们可以等到周末过后下周一再来这儿做手术，过程和流产一样，是将胎儿和胎盘从子宫里面吸出来。可是詹妮不希望拖延，我也一样。“越快越好。”她说道。

“那么好吧，我待会再来。”谢尔曼医生说完便离开了房间。我们可以听到大厅外他的脚步迈进了另一间检查室，以及他用善意的逗笑同另一位准妈妈打着招呼的喧闹声。

现在，房间里面只剩下我和詹妮两个人了，我们沉重地倒在彼此的怀中，一直保持着这样一个姿势，直到门外传来轻轻的敲门声。这一次进来的是一位我们之前从未见过的更为年长的女人，她带来了一份认可子宫吸盘手术之风险的弃权书。“我感到很难过，甜心，”她对詹妮说道，“我真的感到十分难过。”然后，她便向詹妮指出应该在哪里签上名字。

当谢尔曼医生回到这间检查室的时候，他已经一切就绪了。他先给詹妮注射了安定，然后是德美罗{1}，如果不进行止痛的话，那么过程会很快。在药力失效之前他便完成了手术。当这一切结束的时候，詹妮几乎毫无知觉地躺在那儿，仿佛镇静剂和止痛药仍然发挥着作用。“务必保证她没有停止呼吸。”医生说道，然后他便走出了房间。这真让我无法相信。难道他的工作不是确保她没有停止呼吸吗？她所签的那份弃权书上可从来没写：“由于服用了过量的巴比妥酸盐，病人随时都有可能停止呼吸。”我按照被告诉的那样做了——大声地对她说话，摩擦她的胳膊，轻轻地拍打她的脸颊，说着诸如“嗨，詹妮！我叫什么啊？”这样的话。可是，她却仿佛失去了对世界感知能力。

几分钟之后，埃西将头探进来看了看我们。她瞥见了詹妮那毫无血色的脸孔，然后便飞快地离开了房间，不久她便再次回到这儿，带来了一条湿毛巾和鼻盐，她将鼻盐放在詹妮的鼻子下方。过了许久，詹妮的身体才开始有了些许动弹。我继续大声地同她说着话，告诉她进行深呼吸。她的皮肤灰白。我发觉她的脉搏是每分钟六十次。我紧张地将湿毛巾覆盖在她的额头上、脸颊上、脖子上，并且轻轻拍打着。终于，她苏醒过来了，尽管她仍然处于头昏眼花的状态。“你真让我担心死了！”我说道。她只是茫然地看着我，仿佛试图在弄明白我为何要如此担心。然后，她又再次地昏迷过去了。

一个半小时之后，护士帮助她穿好了衣服，然后我便搀扶着她走出了诊所，并且牢记着医生的嘱咐：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不能洗澡，不能游泳，不能使用卫生棉条，不能有性生活。

在车里，詹妮始终保持着沉默，身体斜倚着乘客座位旁的车门，凝视着窗外。她双眼通红，可是她并没有哭泣。我试图讲一些安慰她的话，却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字眼。真的，能够说些什么呢？我们刚刚失去了我们的孩子。是的，我可以告诉她说我们能够再次尝试着怀孕，我可以告诉她说许多夫妇都经历过同样的事情。可是，她并不希望听到这些话，而且我也并不想说这些话。某一天我们将能够冷静正确地看待这件事情。但并不是在今天。

我选择了景色优美的路线驶回家，绕着弗莱格雷快车道行驶。这条快车道始于城镇的北端，环抱着整个西棕榈海滩的码头区，医生的诊所便位于城镇的北端，而我们则居住在城镇的南端。水面上波光粼粼，棕榈树在万里无云的蔚蓝的天空下面优美地摇曳着。这应当是快乐的一天，却不属于我们。我们驾车驶回了家，一路无语。

当我们到达住所的时候，我搀扶着詹妮进了屋，让她躺在沙发上，然后我走进了车库，马利像往常一样气喘吁吁、充满期待地在那儿等着我们回来。他一看到我，便朝着我为他买回来的那根硕大的生牛皮骨头扑了过来，然后得意地在房间里游行炫耀一番。他的身体摇摆着，尾巴则犹如一根正在敲打着一面鼓的槌棒一般重重地击打在洗衣机上。

“今天不行，朋友。”我说道，然后让他从后门去到院子里。他对着一株枇杷树撒了一泡长长的尿，然后便飞快地返回到了车库里面，将头探进他那盛有水的碗中，咕噜噜地喝了起来，水溅泼得到处都是。然后他便歪歪斜斜地去客厅里找詹妮去了。我迅速地将后门锁好，擦抹干净被他溅出来的水，然后跟着他进到卧室里面。

当我拐弯的时候，我突然停住了。我可以用一周的薪水来打赌，不可能发生的景象正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们那只狂乱的、兴奋过度的狗，此刻正蹲在詹妮的膝盖之间，他那颗硕大的、短而结实的脑袋则安静地搁在她的膝盖上。他的尾巴平直地垂在他的腿之间，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他第一次触碰我或詹妮时没有摇摆身体。他的眼睛直视着她，并且柔声地呜咽着。詹妮抚摸着他的头，然后突然将脸埋进了他脖子处那厚厚的毛发里，开始抽泣起来，艰难地、无法抑制地、肝肠寸断地抽泣着。

他们就那样待了很久。马利如雕像一般静止不动，詹妮紧紧地抓着他，就仿佛是在抱着一个体型过大的洋娃娃。我远远地站在一旁，感觉自己像是他们俩这一亲密独处时刻的偷窥者，简直不知拿自己如何是好。詹妮抬起一只手臂朝向我，而她的脸仍旧埋在马利的毛发里面，并没有抬起来，于是我也坐在了沙发上，用手臂环搂住她。我们三个就那样待着，互相拥抱着，分担着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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