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如此——为写传记，我在资料、整理父亲留下的大量信件和与政界财界巨头们的往来书简、浏览几度开始又几度中断的类似日记的片断记录时，便会带着几分抗议的情绪陷入沉思——活着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让家人看到你真实的形象？随着资料的深入，我感到我心目中楠次郎的形象开始扭曲、变形，又渐渐变得混浊模糊起来，随之，我的混乱也加深了，因为，看似刚强自信的父亲，竟是个踌躇不决、有失果断的人。然而，事情并非至此就可以得出结论。父亲楠次郎，是一个极其不可思议的人，这可以理解为不可思议的性格决定了他不可思议的举动；可另一方面，每一个单独的侧面又是那么地平明易解——有时是几近无情的理性主义者。但接下来的瞬间就成了一个心软的人情主义者，优柔散漫，当断不断——而且，父亲在任何一个侧面所展现出来的姿态都恪守着当时的职责。

为了了解世人是怎样看待父亲的，我通览了《雷神楠次郎》、《巨星楠次郎》、《手枪楠次郎》、《泥腿子土地王》等传记和人物评论，可我认为，它们甚至连父亲的一个侧面都没有表述清楚。

想想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即便是自己的父亲，也是无法描绘出清晰明朗的真实形象的，更不消说因知之甚多反而难以下笔的情形了。同时，恕我直言，我也听到了发自内心的一种声音：想写尽一个人？这种想法岂不太过傲慢？！在经营公司的空闲时间里，我还在大学讲授经济思想史，我曾试图以人文科学的方式对人物形象加以透彻的分析，却又为担心这样会离楠次郎的真实面貌更远而感到不安。然而，在因退休辞去大学讲师工作的今天，留给我做的，恰恰就是完成父亲的传记，我是在蜂拥而至的忐忑不安当中，资料、坚持摘记的。

曾祖父楠清太郎的形象对于我来说是清晰可见的，对他一手振兴起来的楠家的赤胆忠心，贯穿了他的一生，为此他曾不惜一切坚韧的努力。父亲在以谈话笔录的方式编纂的自传中记述道，是由于曾祖父的担心，父亲才打消了去彦根中学进学的念头的，但对此，我却多少有些疑问。这次进学是读完小学高等科1之后的事情，那时父亲已经十四岁了，令我耿耿于怀的是，我很想知道曾祖父担心的究竟是什么。父亲有的是力气，还是寻常科2学生的时候，就能轻松地将装米的草袋子举过头顶，他要是动起武来，就有打伤对方的危险；另外，清太郎大概也担心早来的青春期会让父亲学坏。曾祖父阻止十四岁的父亲上中学，却又在四年后容许父亲上了京都的海军预备学校，这种互相矛盾的决定更加深了我的疑虑。父亲是在那里获得大学预科考试资格的。或许，父亲十四岁那年，也就是明治三十五年，或是因为有粮食歉收的征兆，或是因为不景气，祖父绝对需要次郎这个劳动力？不管是哪个原因，我都对这个体贴祖父的美谈起了疑心，认为此间祖父和父亲的关系有些混乱，而且我觉得，这种混乱，还体现在父亲获得了资格却放弃读大学预科而回到六个庄、受雇于东畑郡衙门这件事情上。

在此期间，父亲倡导实行六个庄的耕地整理，在大阪劝业博览会上亲眼见识了化肥的效力后，就求见生产化肥的大阪硫曹株式会社社长，就在滋贺县独家经营的事宜进行交涉。据说，出面接待的创业社长阿部市三郎得知对方是个少年，大为吃惊，他为父亲的热情所打动，以批发价把两大马车过磷酸钙卖给了父亲。我想，曾祖父可能也一同去了，因为，我成为父亲创办的公司的一个经营者后，也曾在父亲的陪同下去通产省交涉过。那时出来接待我们的通产大臣一定会认为，父亲是要教育儿子才带他来的。回到村里后，父亲在家门前竖起一块牌子，上书“硫曹肥料独家经营”，落款是“楠清太郎”。这也似乎可以证明，曾祖父的确是一同前去的。自传中还记载说，父亲将卖剩的肥料施在二茬作物紫云英上，还将往田里灌水的稻田耕作法改成了现在的干式耕作法，创意和行动力具现其中。

父亲万分敬仰的楠清太郎，是次郎铁定被郡衙门雇用的那年4月去世的。据说，父亲不离曾祖父的旁侧，直到入殓，都一直和曾祖父的遗体相伴而眠。由于祖母在父亲十五岁的6月已经过世，所以，父亲十九岁上就不得不一个人生活了。

关于父亲的经历，这里还记录着令我产生新的疑虑的事实，那就是，曾祖父去世的第三年1月，父亲和一个名叫山东友梨的女人生下了长女良子。结婚申请是那年10月提出的，可对此前的那十个月，该如何考虑呢？如果按时间推算，就很难认定父亲和小他两岁的山东友梨是经曾祖父和亲戚们同意结婚的。莫如说，在为曾祖父的猝死而悲伤的同时，父亲的心里就有了一种解放感，那个山东友梨便粉墨登场了。

不管怎样，为什么父亲留下的资料里，对二十岁的青年和十八岁少女的恋爱、结合绝口不提呢？我搜索自己的记忆，也找不到父亲提及山东友梨容貌性格的只言片语。她死得早，应该是可以在回想中提到的。但是，我曾经听到过老家的人们毫无不解和紧张地说起山东友梨，所以，可能是由于虽然晚了些但也是正式结婚的，也由于独生女培养得好，便不再追究了吧。虽说人们做各种随意的想象是一种自由，但从作为人生大事的初婚的记忆中看不到、抑或说完全消失了父亲的身影，这对我来说还是有些放不下。

曾祖父清太郎去世后的第三年1月，长女良子出生了，紧接着，4月，父亲上了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匆忙上京、仓促进学，究竟是什么让父亲如此勇往直前呢？青年小组中有去京都或大阪发展、开始经商的，也有上师范学校的，是他们刺激了父亲的竞争之心？不过，我倒觉得，四年的农民生活让父亲感到落后于同辈人了，如果按照传记的写法，这是不是应该记述为“不论身处何种环境，对学问的热情都不曾减退”？我认为，出人头地，是此时父亲的最大动力。

提交了结婚申请，父亲就卖掉了从曾祖父那里继承的田地，只留下房产宅院。如果是为了学费，他的求学之心可谓强烈了，但他飞也似的离开故乡，单用一个求学之心怕是说明不了问题吧。难道父亲心中全然没有辜负曾祖父教诲的罪恶感？在我所做的传记准备过程中，“楠次郎是一个终生没有罪孽感和负疚感的人”这种形象很早就消失了。这样，我便注意到，在当时的世道之下，求学之心和出人头地似乎是一回事。日俄战争胜利后的社会空气和现在不同，学问显然是为出人头地、飞黄腾达而存在的。

来到东京后，父亲倒卖棉线、购买南满洲铁道股票，却连连失手，我推测，这并不是因为变卖田地所得的资金不够在东京生活，而是他想从投资方面下手，伺机出人头地。

随着对父亲行动的调查，我发现了他的一个特性，即在追求一个目标时，他往往动用几种手段。学生时代，为了发财，他身为邮局局长又收买了铁工厂便是一例，而为了出人头地，他既当政治家又当实业家，就更是一个再明白不过的例证。对于父亲来说，“鱼和熊掌不可得兼”的古训似乎是不存在的，他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搞政治需要金钱，可一旦拿了人家的钱，就没法不屈节，我就是因此要自己创造财富，开始搞实业并越做越大，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听话茬儿，他好像对发展实业有些后悔。他在自传中也这么说过，但我却无法相信这种说法。我亲眼看见从壮年到晚年的父亲把当农民时的习惯保持到数十年之后，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在电话里对他的职员下达指令，然后摊开地图，推敲斟酌收购土地和分售工程的计划。这绝不是作为创造政治资金的手段而事必躬亲的姿态。父亲似乎将一切情念都倾注到了实业上，所以我才对父亲缘何如此热衷实业的问题持有关心。这个问题也可以换个说法“为什么如此之大”。在我看来，这仿佛是对什么的赎罪。虽然看上去父亲通过几种方法接近目标是出于缺乏自信，但那并不是一般的没有自信，而是由于强烈的热情在驱使父亲采取行动。也许，父亲一直都在为统一心中分裂的自我而奔走斡旋，他的一生都是在这种热情中度过的，而且，分裂的一端是金刚轮寺的曼陀罗，另一端是大口大口喷吐着蒸汽的火车头。我不知道这种想法是不是过于跳跃，但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父亲自己并没有觉出内心的分裂。

2

楠次郎结束了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的学习、进入政治经济学科后，在雄辩会的同时，还参加了柔道部，因为他知道，腕力也是活下去所必需的。

让楠次郎领教其有效性的是后藤毛纺的股东大会。三年前死去的祖父楠清太郎为了让孙子有所体验，也为了试图获取资金，从他十七八岁时起，就建议他购买股票。满铁是通过战争弄到手的特权，能拥有满铁的一股和日本水力发电的十股，也都是祖父教诲的结果。想到这些，已成了大学生的次郎，试着买了后藤毛纺公司的股份。他想，自己虽是穿着和服木屐上学的，可学生们中穿学生服的却日渐增多，毛纺织工业以后或许会兴盛起来。接到通知，他出席了股东大会。这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

一个身着洋装、职员模样的年轻人带他进入会场后，他竟有些惊呆了。大约有四百左右股东济济一堂，使会场的空气显得有些森严窒闷。次郎头一遭见这种阵势，不禁心生敬意：股东大会原来如此令人肃然！然而，当事实上的所有者、常务董事后藤先生宣布开会，并开始朗读事先准备好的营业报告时，会场响起了“主持人”、“提议！提议”的喊声，还有一个人站起来大叫：“印好的东西我们都看过了，没必要在这儿重复！”于是，会场上又有十几个人高声附和：“对！赞成！”随后，有人发言：“为什么报告上说的利润这么少啊？！是不是经营者乱花乱用了？！请对此予以说明！”发言过程中，“就是”、“没错”、“回答清楚了”的喊声不断。

每次都是相同的股东。楠次郎想，这里一定有什么奥妙。常务董事后藤，也是创业者，颇具工程技术领域出身的人应有的耿直，拼命做着技术开发需要资金之类的解释，可他的话却马上就被股东发言的非难、攻击打断了。后藤一边揩着额上的汗，一边说制造部门增设的机械是从英国的格拉斯哥1进口的，可马上就响起了奚落的叫声：“没人问你这个！认真回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