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弗里曼·戴森总喜欢说的那样，大自然的想象力比人类的想象力要丰富。他还举出了物理和生物世界的丰富性、物理形式和生命形态的多样性。我作为一名内科医生，对这种丰富性的研究方式就是发现健康和疾病的各种具体表现，各种形式的个体的适应过程，生命体面对生命的种种挑战和无常变化时，对自己所做的调试和重整。

缺陷、紊乱、疾患，从这个意义上说，扮演的就是复杂的有些自相矛盾的角色。它们激发了生命体的各项潜能；若是没有它们，这些发展和进化的潜能，人们可能不仅看不到，而且无法想象。疾病的这种自相矛盾的作用，它的激发创造性的潜能，也形成了本书讨论的核心主题。

因此，在人们面对疾病的发展而感觉恐惧无助时，不妨试着把它看做是在调动身体的创造潜能你看，它们虽然破坏了生理活动的某些路径、某些方式，但它们同时也在迫使神经系统使用其他的路径或者方式，迫使身体出现一种意想不到的成长或者进化。这种发展或疾病的另一面是我几乎在每个病人身上都能看到的东西，而且这正是我在这里特别希望阐述的。

ar卢瑞亚也提出过类似的想法。他曾仔细研究患有脑部肿瘤、大脑受过外伤以及抽风但存活时间又很长的病人，以及他们得以存活所采取的方法和适应途径。在这方面，他的成就比同时代任何神经学学者都更突出。他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和他的导师维果茨基一起研究过患有失明和听觉障碍的孩子。维果茨基强调的是这些孩子的完美无缺，而不是他们的缺陷和不健全，他写道：

每一个残疾的孩子，都代表身体的一种与众不同的发展形态……如果说失聪和失明的孩子也可以获得正常孩子同样的发育水平，那么这个有缺陷的孩子使用的就是另外一种方式，通过另外一种途径，采取另外一种手段成长。对于教育者来说，尤其重要的就是要知道每一个孩子所采取路径的独特性，一定要通过那条路径来引导他们。这种独特性可以把残疾者身体的“负面因素”转化为补偿所得的“正面因素”。

出现在这些病人身上的那些顽强的适应性让卢瑞亚觉得，应该对人的大脑有一个新的认识，不该把它看成是一个完全程式化的、静止的器官，而是应该把它看做一个动态的、活跃的、可以有效进行适应性调整的系统，足以作出改变和自我进化，不停地调整以适应生命体的需要。首先来说，就是要在大脑出现任何障碍和紊乱的情况下，尽量去构造逻辑一致的“自我”和“外部世界”。显然，大脑的不同部位之间存在功能上的细微差异：大脑中有数以百计的细小区域，每一个区域对每一种认知和行为方式都至关重要从对色彩和运动的感知，到个人可能具有的智识倾向。最为神奇和让人迷惑的是，在形成“自我”的过程中，这些不同的部位是如何相互配合、协调并发挥作用的。

大脑这种卓越的可塑性、惊人的适应能力，不仅仅是在神经或感知障碍的这种特殊（而且经常是令人绝望的）环境下才会出现，它还逐渐左右了我自己对病人以及他们生命的观念。其影响之深让我有时禁不住想，是否有必要给“健康”和“疾病”重新下个定义呢？那样的话，就能用肌体创造新的组织和秩序的能力来对它们进行衡量，人们可以适应这种改变后的、特殊的配置和需要，而不是再刻板僵化地使用“正常”的概念。

疾病意味着生命遇到了波折，但是这种波折也并不是一定会出现的。几乎我所有的病人，至少在我看来，不管碰到的具体问题是什么，他们都在努力追求积极的生活尽管他们的身体出现了状况，但恰好就是因为这些状况，才使得他们得以快乐、安然地活着。

这就是本书7个故事的本质人类的精神。7个故事的主人公以这种令人意外的方式在这里相遇。本书中的人物都曾遭受精神疾病的侵袭，患有图雷特综合征、自闭症、健忘症，还有全色盲。他们是这些病症的代表，他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有自己栖息的独特的（一定意义上是他们自己创造的）世界。

这些都是幸存者的故事，是身体状况被改变（有时是被彻底改变）后的幸存者的故事。因为我们身体固有的那种奇妙（有时又是危险的）的重建和适应能力，他们才得以幸存下来。在我以前写的书里，往往集中阐述在神经疾患的冲击下，“自我”的“保存”以及“自我”的“丧失”（这种情况写得较少）。我现在意识到，使用这样的词汇也许太简单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既不是自我的保存，也不是自我的丧失，更多的是一种适应、一种调整，甚至是一种蜕变，他们的大脑和“现实”都被彻底改变了。

内科医生需要对病人在疾患刺激下的“个性”和内心世界进行研究。但是患者所处的境况，他们大脑构造的自我世界，是无法通过从外部观察他们的行为得知的。作为客观的科学方法的补充，我们必须采用一种设身处地的处理方法，就像福柯所写的，“跃入病态意识的内部，努力从病人自己的角度去观察病理的世界”。对于这种直觉和移情的性质和必要性，再也没有人比gk切斯特顿通过他的精神侦探（布朗神父）之口所说的话更恰当的了。当有人问布朗神父他的方法和秘诀时，他回答说：

科学是一种神奇的工具，就它的实际意义而言，“科学”一词是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词汇之一。不过，当今世界，人们在说起这个词的时候，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什么时候人们会说侦查是一门科学呢？什么时候人们会说犯罪学是一门科学呢？在说科学这个词的时候，他们意味着，必须要从一个人的外部来观察他，仿佛他是一只巨大的昆虫；他们说这种方法是不带偏见的，我却说这种方法是毫无人性的。他们需要让自己和研究对象离得远远的，好让他看起来就像一只遥远的史前怪兽；紧紧盯着他那“罪犯的颅骨”，就像是在研究犀牛鼻子上长出的怪角。当科学家在说一个人的时候，从不意味着他在说自己，他说的经常只是他的邻居，那个境况不如他的邻居。我不否认，偏见有时可能是非常好的，可是在一定意义上，它本身就是科学的反面。它不仅不会让我们获得知识，实际上还会压抑我们原有的对世界的认知。它是在把一个朋友作为陌生人来看待，并且假装他们的熟识是非常遥远而且神秘的存在。这就好比人的两眼之间有一个昆虫吻部一样的东西，而这使他每二十四小时就会奇怪地昏倒，不省人事。好了，你们所说的“秘诀”恰恰不是什么“秘诀”。我不想维持一定的距离来观察人，我要努力深入他的内心。

要对这种发生了深刻变化的“自我”和“外部世界”进行探索，绝不是在咨询室或诊室里能够做到的。法国神经学学者弗朗索瓦·莱赫米特对此尤为敏锐，他就不只是在自己的诊所里面观察病情，而是常去病人的家里探望，带他们去饭店或者剧院，或是开车载他们同行，尽最大可能和病人分享生活中的一切。从事普通全科诊疗的内科医生的做法与此很相似，或者说曾与此很相似。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我的父亲90岁还不愿意退休的时候，我们说：“至少你不用再出诊了。”可他却回答：“不。其他什么事情都可以不做，就是不能不出诊。”

父亲的话深深影响了我，像他一样，我也脱掉自己的白大褂，离开工作了25年的医院，开始深入病人在我诊所之外的实际生活。我试图像一个博物学家那样观察生活的各种稀有形态；在某种程度上，我又像一个人类学家，一个神经人类学家；但更多的时候，我还是像一个内科医生那样，给这儿打电话，给那儿打电话，然后四处出诊，到人类生存经验的边缘去作诊断。

本书中的故事也可以说是一些“变形记”，记录由神经问题带来的变化。而且，无论普通人觉得他们如何怪异，这些生存状况都是人类自然形态的一部分，都不该遭受丝毫贬损或嘲笑。

奥利弗·萨克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