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一位名叫菲利亚·福格的先生，住在赛微乐街七号的白林顿花园洋房。这所住宅里曾经住着谢里登先生，直到1816年他在这里去世。

这位菲利亚·福格先生是伦敦改良俱乐部的一个会员，虽然他似乎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引人注目的事，却仍然是俱乐部里最特别、最受关注的人。

谢里登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演说家，他的存在让英国更加光彩夺目。可是，住在他曾经住过的那所房子的福格先生，却是一个让人难以捉摸的人。人们不知道福格先生的底细，只知道他很豪爽，是英国上流社会里的绅士。

有人说，他的头比较像拜伦，不过跟拜伦相比，他两颊和嘴上的胡子要多一点儿，性情也更温和。他这个样子，就是活一千岁，大概也不会变。他的脚没有毛病，这一点跟拜伦不像。

虽然没有人知道福格先生是不是伦敦人，但他确实是个地地道道的英国人。

没有人看见他出现在交易所、银行；在伦敦商业区的任何一家商行里，也没有他的影子；在伦敦的任何港口或是码头，都没有一艘船的船主名叫福格；任何一个行政管理委员会里，也没有人发现这位绅士；不论是在律师公会，还是伦敦四法学会的中院、内院、林肯院或格雷院，都没有人听过他的名字；至于大法官法庭、女皇御前审判厅、财政审计法院、教会法院这些打官司的地方，他也从来没有去过。他不开办工厂，也不从事农业；他不是靠说合维持生计的掮客，也不做生意；他没有加入英国皇家学会，也不是伦敦学会的成员，更不是手工业者协会、罗素氏学会的会员；西方文学会和法律学会里，都没有他的位置；至于科学艺术联合会这一由仁慈的女皇陛下直接垂顾的地方，跟他也没有任何关系；而首都那个以消灭害虫为宗旨的昆虫学会，或其他诸多大大小小的社会团体里，都没有福格先生的名字。

总之，福格先生仅仅是改良俱乐部的会员。人们所知道的他的情况，仅此而已。不禁有人惊讶了：像福格先生这样古怪的人，居然也能加入改良俱乐部这样光荣的团体？每当这时，就会有人回答：福格是巴林氏兄弟介绍入会的。他在巴林兄弟银行里存了一笔款子，账面上任何时候都有存款，他开的支票总是“凭票即付”。因此，他获得了信誉。

这位福格先生，是不是一位财主？当然是，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他的财产是从哪里来的呢？关于这个问题，恐怕就连消息最灵通的人也说不清楚，只有福格先生自己才知道答案，要是哪个人想把这件事情打听清楚，最好是去问他本人。一直以来，福格先生既不挥霍浪费也不小气吝啬。要是有哪个地方的公益或慈善事业缺少经费，他总是会不声不响地捐钱，有时候甚至不让人知道是自己捐的。

他总是尽可能地少说话。一句话，像福格先生这样不喜欢与别人交往的绅士，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可能是因为沉默寡言，他的性格越来越让人觉得稀奇古怪。然而他的生活却总是一个样子，一举一动都非常准确而有规律。正因为这样，人们才更加奇怪，对他产生了各种猜测和想象。

他很可能出门旅行过。因为，他似乎对任何偏僻的地方都非常熟悉，他在世界地理知识方面的渊博程度，是任何人都比不上的。俱乐部里曾经有过某某旅行家失踪或迷路的流言，他只用了简单明了的几句话，就把这个众说纷纭的流言澄清了。他所指出的这些事件的真正可能性，最后一般总是被证实，就好像他具有一种千里透视的天资。按道理来推断，他应该是一个去过所有地方的人，至少在精神上是这样的。

不过，福格先生多年来从未离开过伦敦，这是非常肯定的。关于这一点，可以由那些对他的了解比别人稍微多一些的人证明。据他们说，他每天从家里出来之后，都会走那条笔直的马路到俱乐部去。除此以外，没有人在其他的任何地方见过他。

看报和玩“惠司脱”是他仅有的两项消遣，他的天性最适合这种安静的娱乐。对他来说，赢钱是常事，但是，他绝对不会把这些钱塞入自己的腰包，而是把它们作为自己慈善事业支出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另外，还有一点必须特别提出：这位绅士打牌的目的不是赢钱，显然只是娱乐。对他来说，打牌算得上一场有些困难的角力，然而这种角力用不着大幅度地活动，甚至不用移动脚步，不会引起疲劳，跟他的性格完全适合。

福格先生没有妻子儿女，在过分老实的人身上，这种情况是经常出现的；他也没有亲戚朋友，这种情况在普通人身上极其少见。福格先生独自生活在白林顿花园洋房，从来没有人看到他有访客，也从来没有人谈起他在家里的私生活。他家里只有一个仆人。

他每天都按时在俱乐部里吃午餐和晚餐，吃饭时间都精确得像钟表一样。用餐的地方，他也老是固定在同一个餐厅，甚至是同一个桌位。他没有请过任何一个人吃饭，无论是俱乐部的会友还是外客。他也从未在俱乐部为会员准备的舒适的卧室里住过，一到晚上十二点整，他就回家睡觉。一天二十四小时，他有十小时都待在家里，除了睡觉就是梳洗。在俱乐部里，他偶尔也会踱方步，但活动的范围也仅限于铺着镶花地板的过厅或走廊。走廊上装了一个带蓝花玻璃的拱顶，还有二十根希腊爱奥尼式红云斑石圆柱。

不论是晚餐还是午餐，他吃的总是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的食品。供应这些物品的，有俱乐部的厨房、菜肴贮藏柜、食品供应处、鲜鱼供应处和牛奶屋等。侍者们身穿黑礼服、脚蹬厚绒软底鞋，态度庄重地为他端来一套别致的器皿，放在由萨克斯生产的花纹漂亮的桌布上。他饮酒所用的器具，是俱乐部保存的那些式样古朴的水晶杯。他喝的酒都是葡萄酒，比如西班牙白葡萄酒、葡萄牙红葡萄酒，或是掺着香桂皮、香蕨、肉桂的粉红葡萄酒。俱乐部为了让他喝到清凉可口的饮料，还给他送来了冰块。这些冰块，是俱乐部用很高的费用从美洲的湖泊里运来的。

如果称过这种生活的人为怪人的话，那么这种古怪无疑是有乐趣的。

赛微乐街的住宅虽然算不上富丽堂皇，但住起来却非常舒适。因为，主人永远不会改变生活习惯，用人自然也不需要做多少事情。但是，福格先生却对自己唯一的仆人提出了这一要求：日常工作一定要准确而又有规律，一切都得按部就班。就在10月2日，福格先生把他的仆人詹姆斯·伏斯特辞退了，原因仅仅是：福格先生要剃胡子，仆人没有按要求送来华氏八十六度的热水，却送来了华氏八十四度的。接替伏斯特的新仆人，应该在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之间到来。现在，伏斯特正在等着新仆人。

福格先生安安稳稳地坐在安乐椅上。他的双脚就像接受检阅的士兵一样并拢着，双手按住膝盖，身子挺直，昂着脑袋目不转睛地看着移动的挂钟指针。这只挂钟是一种复杂的机器，它不仅计年，也计时、分、秒、日、星期、月等。每天一到十一点半，他就按照日常习惯离家，去改良俱乐部。

这时，外面有人敲门，敲门声传进了小客厅里的福格先生耳朵里。

詹姆斯·伏斯特走进来，说：“新用人来了。”

跟着，进来一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小伙子向福格先生行了个礼。

福格先生问：“你是法国人，叫约翰？”

“我叫若望，先生。要是先生不反对的话，我还有一个外号，”新来的仆人回答，“叫路路通。只要听这个名字，就可以知道我天生精于办事。先生，我自认为自己是个诚实的人。说实话，我干过的行业有很多种。我曾经是个闯荡江湖的歌手；还当过马戏班的演员，能像雷奥达一样飞腾在悬空的秋千架上，也能像布龙丹一样跳跃在绳索上；为了更好地发挥我的才能，我又做了体育教练。最后，我去了巴黎，做了一段时间的消防队班长，在这期间还救过几场惊险的火灾。到现在为止，我离开法国都有五年了。我想尝尝当管家的滋味，所以就来到英国，当亲随用人。我现在没有工作，就上您这儿来了。因为，我知道福格先生您，是联合王国里最讲究准确且最爱安静的人。现在，我只希望您能留下我，让我在您府上安安静静地吃碗安稳饭。希望以往的一切，包括我这个名字路路通，都可以忘记……”

“我倒是很喜欢路路通这个名字，”主人回答说，“我已经从别人那里知道了你的情况，你有很多优点。你知不知道在我这里工作的条件？”

“知道，先生。”

“那就好。看看你的表，现在是几点？”

路路通把手伸进裤腰上的表口袋里，掏出一只大银表，回答：“十一点二十二分。”

“你的表慢了。”福格先生说。

“我的表是不会慢的，先生。”

“慢了四分钟。不过，只要你记住所差的时间，也不要紧。好吧，从现在，从1872年10月2日星期三上午十一点二十九分开始，你正式成为我的用人。”

福格先生说完，站起身来，左手拿起帽子，机械地戴在头上，一声不响地出门了。

接着，大门关起来的声音传进了路路通的耳朵，他的新主人出去了。不一会儿，关大门的声音再次传来，原先的仆人詹姆斯·伏斯特离开了。

现在，只剩下路路通一个人在白林顿花园洋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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