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文学的同“名士风度”发生关系，当在魏晋之间，去时较远似乎还无所闻。魏晋以后，能文之士，除开奏议赋颂，原来就在向帝王讨好或指陈政治得失有所主张，把文章看得较严重外，其他写作态度，便莫不带一种玩票白相的神气。或作官不大如意，才执笔雕饰文字，有所抒写，或良辰佳节，凑兴帮闲，才作所谓吮毫铺素的事业。晋人写的多预备作文章时称引典故之用，或为茶余酒后闲谈之用，如现存《博物》、《述异》、《世说》、《笑林》之类。唐人作认真了一些，然而每个篇章便莫不依然为游戏心情所控制。直到如今，文学的地位虽同时下风气不同，稍稍高升一些，然而从一般人看来，就并不怎样看得起它。照多数作家自己看来，也还只算一种副业。一切别的事业似乎皆可以使人一本正经装模作样的作下去，一提到写作，则不过是随兴而发的一种工作而已。倘若少数作者，在他那份工作上，认真庄严到发痴，忘怀了一切，来完成他那篇那些短诗那幕戏剧，第一个肯定他为傻子的，一定也就是他同道中最相熟最接近的人。

过去观念与时代习气皆使从事文学者如票友与白相人。文学的票友与白相人虽那么多，这些人对于作品的珍视，却又常常出人意料以外。这些人某一时节卷起白衬衫袖口，到厨房里去炒就一碟嫩鸡子，完事以后得意的神气，是我们所容易见到的。或是一篇文章，或是一碟鸡子，在他们自己看来总那么使他们感到自满与矜持。关于烹调本是大司务作的专门职业，先生们偶尔一作，带着孩子们心情觉得十分愉快，并不怎么出奇。至于研究文学的，研究了多年以后，同时再来写点自己的，也居然常常对于自己作品作出“我居然也写了那么一篇东西！”的神气，就未免太天真了。就是这一类人，若在作品中发生过了类乎“把菜收回重新另作”的情形时，由于羞恼所作出的各种事情，有时才真正古怪得出人意外！

只因为文学者皆因历史相沿习惯与时下流行习气所影响，而造成的文人脾气，始终只能在玩票白相精神下打发日子，他的工作兴味的热诚，既不能从工作本身上得到，必需从另外一个人方面取得赞赏和鼓励。他工作好坏的标准，便由人而定，不归自己。

他又像过分看重自己作品，又像完全不能对于自己作品价值有何认识。结果就成了这种情形。他若想成功，他的作品必永远受一般近在身边的庸俗鉴赏者尺度所限制，作品决不会有如何出奇炫目的光辉。他若不欲在这群人面前成功，又不甘在这群人面前失败，他便只好搁笔，从此不再写什么作品了。倘若他还是一种自以为很有天才而又怀了骄气的人呢，则既不能从一般鉴赏者方面满足他那点成功的期望，就只能从少数带着胡涂的阿谀赞美中，消磨他的每个日子。倘若他又是另一种聪明不足滑跳有余的人呢，小小挫折必委屈到他的头上，因这委屈既无法从作品中得到卓然自见的机会，他必常常想方设法不使自己长受委屈；或者自己写出很好的批评，揄扬吹嘘，或别出奇计，力图出名，或对于权威所在，小作指摘，大加颂扬。总而言之，则这种人登龙有术，章克标先生在他一本书中所列举的已多，可不必再提了。

近些年来，对于各种事业从比较上皆证明这个民族已十分落后，然而对于十年来的新兴国语文学，却似乎还常有一部分年青人怀了最大的希望，皆以为这个民族的组织力、道德性与勇敢诚朴精神，正在崩溃和腐烂，在这腐烂崩溃过程中，必然有伟大的作品产生。这种伟大文学作品，一面记录了这时代广泛苦闷的姿态，一面也就将显示出民族复兴的健康与快乐生机。然而现在玩票白相的文学家，实占作家中的最多数，这类作家露面的原因，不属于“要成功”，就属于“自以为成功”或“设计成功”，想从这三类作家希望什么纪念碑的作品，真是一种如何愚妄的期待！一面是一群玩票白相文学作家支持着所谓文坛的场面，一面却是一群教授，各抱着不现实愿望，教俄国文学的就埋怨中国还缺少托尔斯泰，教英国文学的就埋怨中国无莎士比亚，教德国文学的就埋怨中国不能来个歌德。把这两种人两相对照起来时，总使人觉得极可怜也极可笑，实则作者的态度，若永远是票友与白相人态度，则教授们研究的成绩，也将同他们的埋怨一样，对于中国文学理想的伟大作品的产生，事实上便毫无帮助。

伟大作品的产生，不在作家如何聪明，如何骄傲，如何自以为伟大，与如何善于标榜成名，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作家“诚实”的去做。作家的态度，若皆能够同我家大司务态度一样，一切规规矩矩，凡属他应明白的社会上事情，都把它弄明白，同时那一个问题因为空间而发生的两地价值相差处，得失互异处，他也看得极其清楚，此外“道德”，“社会思想”，“政治倾向”，“恋爱观念”，凡属于这一类名词，在各个阶级，各种时间，各种环境里，它的伸缩性，也必需了解而且承认它。着手写作时，又同我家中那大司务一样，不大在乎读者的毁誉，做得好并不自满骄人，做差了又仍然照着本分继续工作下去。必需要有这种精神，就是带他到伟大里去的精神！

假若我们对于中国文学还怀了一分希望，我觉得最需要的就是文学家态度的改变，那大司务处世作人的态度，就正是文学家最足模范的态度。

他应明白得极多，故不拘束自己，却敢到各种生活里去认识生活，这是一件事。他应觉得他事业的尊严，故能从工作本身上得到快乐，不因一般毁誉得失而限定他自己的左右与进退，这又是一件事。他做人表面上处处依然还像一个平常人，极其诚实，不造谣说谎，知道羞耻，很能自重，且明白文学不是赌博，不适宜随便下注投机取巧，也明白文学不是补药，不适宜单靠宣传从事渔利，这又是一件事。

一个厨子知道了许多事，作过了许多菜，他自己就从不觉得自己是个怪人，且真担心被人当他是个怪人。一个作家稍稍能够知道一些事情，提起笔来把它写出，却常常自以为希奇。既以为希奇，便常常夸大狂放，不只想与一般平常人不同，并且还与一般作家不同。平常人以生活节制产生生活的艺术，他们则以放荡不羁为洒脱；平常人以游手好闲为罪过，他们则以终日闲谈为高雅；平常作家在作品成绩上努力，他们则在作品宣传上努力。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这类人虽附庸风雅，实际上却与平庸为缘。从这类人成绩上有所期待，教授们的埋怨，便也只好永远成为市声之一种，这一代的埋怨，留给后一代教授学习去了。

已经成了名的文学者，或在北京教书，或在上海赋闲，教书的大约每月皆有三百至五百元的固定收入，赋闲的则每礼拜必有三五次谈话会之类列席，希望他们同我家大司务老景那么守定他的事业，尊重他的事业，大约已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现在可希望的，却是那些或为自己，或为社会，预备终身从事于文学，在文学方面有所憧憬与信仰，想从这份工作上结实硬朗弄出点成绩的人，能把俗人老景的生活态度作为一种参考。他想在他自己工作上显出纪念碑似的惊人成绩，那成绩的基础，就得建筑在这种厚重、诚实，带点儿顽固而且也带点儿呆气的性格上。

假若这种属于人类的性格，在文学者方面却为习气扫荡无余了，那么，从事文学的年青人，就极力先去学习培养它，得到它；必需得到它，再来从事文学的写作。

§§§第6节驴子故事

（假若能倔强到底，人类的历史也许就不至于那么很平凡的写下去了。）

记得一个佛经故事，忘了它的详细出处。那故事说：

从前有个商人，用一口袋豆子，掉换得一匹驴子，等待双方交易弄妥后，商人觉得占了便宜，极其得意，就告给那个原先驴主，上了大当，因为他豆子原来是一袋坚硬如石的豆子。但那驴主听了这种坦白的陈述后，却十分从容，满不在乎，也老老实实告给那个商人：豆子虽是不中吃的豆子，自己还不蚀本，因为那匹驴子，是世界上最劣最坏的驴子。（两人说时皆用的是五言韵语。）商人听说换来的毛驴，任何方法皆不能调伏驯善，就用种种语言试来恐吓毛驴。他用的仍然是五言韵语。他提到“钻脚钻股”，“皮鞭抽背”，“重压泥土”，“太阳晾晒”，以及一大堆荒谬绝伦的话语，恐吓那粗毛畜生。那畜生平时既极倔强，自然毫不在意。

并且它还居然也用人类的语言，说出种种抵抗折磨的方法，表示它也自有主张，且对于强权压迫，极有把握，决不妥协。

遇到这种畜生，照例作主人的便无办法。除非把它杀掉，但杀掉又似乎并不能算作顶好的办法。但故事上却说商人在无办法之中，忽然记起了两句格言来了，就一变先前一时主人对畜生那种态度，只软声柔气的，向小毛驴说着下面意思的话语：好朋友，你脸真白，雪也没有你那么白！你耳朵大，照相书上说是有福气的耳朵。你皮袄子青得很，太漂亮了。你为什么声音那么洪亮，你学唱歌包准出名！你那么体面，我正想为你讨个好太太；你放心，我替你选的太太一定是最标致的！

那毛驴先前不是极强硬吗？一分钟前还说“我一步不走，谁也无法把我哄走”，但主人柔软的言语，已弄软了它的心，想起未来的幸福，便快乐了。毛驴乃说：“我本来能够身驮八百斤，日行三百里，现在我就可以试试。”它说时显得又爽快又诚实，为了证明它说的话有凭有据，它当真即刻就驮了它新主人上了回家的大路。它的态度的改变，照人类平常的说法，则当名为“转变”。

据故事说，这毛驴后来当真就如此转变了的。

故事到了这里，自然也就完事。

这毛驴转变以后做了多少有益于主人的事，故事不提及人自然不知道的。

我并不因为这个故事离奇，方想起这个故事。只是因为这个故事上面所说的驴子，总觉得它像某种人。故事虽说的只是一匹驴子，似乎在人类中也常常可以发现。现在的人并无“身驮八百斤日行三百里”的能力，然而也一定有那种平时好像极其倔强具备乖劣毛驴神气，在“任什么皆不作”的精神下打发日子，到了后来终于就被人用未来幸福与眼前利益哄去服务的。因此想起那匹驴子软化以前的“神情”，总使我觉得有点惆怅。人类的事大不必言，只单说那匹驴子假若能倔强到底，人类的历史也许就不至于那么很平凡的写下去了。

§§§第7节知识阶级与进步

（生活态度与观念皆由于为一个天生懒于思索容易被骗的弱点所控制。）

若从一般物质上着眼，人类的进步便很显然的陈列于吾人面前。但从理性方面说来，则所谓人类，现在活着的比一千年前活着的人究竟有何不同处，是不是也一般的有了多少进步？说及时实在令人觉得极可怀疑。

假若我们承认了理性也有进步的可能，想取例来说明它，一个写故事的人，自然还是引用个故事较为方便。一千四百年前，中国就有那么一个故事：

有个小小村落，距离国王的都城约三十里。既已聚集成村，自然就住了些顺民，所有男女老幼，皆在四季中各尽手足之力，耕田织布为活。也按时缴税纳捐，照习惯唱戏、求雨、杀猪、敬神。照本性哭、笑、相骂或赌咒。那村中有一井水，味道极美，无意中被一个专向国王讨好的人发现后，就把那井水舀上一桶，献给国王。

世界上作国王的，大都相差不远，他的天下若从马上得来，则莫不粗暴如同一个屠户；他的天下若从爸爸传来，则又莫不胡涂得同傻瓜一样。这国王应属于第二种人。

第一次觉得井水极好，于是就下了一个上谕，指定那村中百姓，每天轮流派出一人，尽力所及，把水挑到京城里去。国王为了一点点水还那么认真，照例还算是那个村中百姓的光荣。但为了这样一担井水，村子里每天便应当有一个人来回走六十里路，这人别的事自然皆不能作了。国王命令既无法反对，遵照命令又实在太折磨了那村子里的送水人，因此大家就常有怨言，且暗地里商量，讨论出一个最好的办法，来逃避这差事。办法只是各人离开这个小小村落，各到别地方去谋生。

消息为本地村长知道后，赶忙稳住了乡下人，要他们莫即搬家，等他到国王处去看看，是不是能够为他们想得出一个更好的办法。村长见过国王禀明来意时，那国王就说，嫌路太远，我明白了。如今我下一个命令，把三十里改为十五里，路程减半，不应当再说什么了。（照例世界上最颟顸国王，对于小民这样玩把戏说谎总是极在行的。）村长便把国王的话转述给乡下人，乡下人头脑简单，以为因此一来，三十里的路程当真已缩短一半，故全体皆十分欢喜，就再不作迁移打算了。他们并且对于国王所给的恩惠，十分感谢，为了表示这点感谢，各人便在额角刻了“永作顺民”四个字。

这故事说明一千四百年前，已有人感觉这些缺少理性的乡下人，愚蠢得如何可笑可怜，故特别记下来，为后世启蒙发愚之用。当时的人虽能说出这样故事，且明白了一个国王并不能够把原本三十里的路程缩作十五里，但在当时便依然有许多事受那个国王的欺骗，同时对于国王这个名称，也毫无一人对于它的存在有所怀疑。现在就事论事，则一切已大不相同：第一件事，国王的名称已为一些人用文字、嘴舌、力和血把它除掉，同时附属于那个名分下的许多坏处也没有了。第二件事，即或有国王的地方，住在离国都三十里的乡下人，已不必为国王轮流挑水了。第三件事，国王或代替国王而来的执政者，在募捐、借公债以及其他遣派有所担负应向国民说话时，也再不能用命令缩短里数一类简单方法取信于民了。这三种事似乎皆可证明属于人类理性的进步，是一种确定的事实。

过去的人把命运和权力全交给了天，国王既称天子，就有权任意处置一切。故作帝王的若本领好，能负责，肯作事，一切又处置得极其公平，大家就有福同享。国王若是个脓包，不能作事，或是个艺术家，不会作事，这一国秩序为军人与政客弄坏，于是就有了党争同战事。党争结果常是把若干正派的人加以放逐与杀戮，战争则战事一延长，人民担当了那个生灵涂炭的命运，无数的生命，以及由于无数代生命思索与劳作积聚而成的一点点文化，便一古脑为革命毁了。现在的人民呢，虽仍然把权力交给执政者，却因为知识进步了些，对于一国未来的命运，似乎常常见得十分关切。尤其是号称知识阶级的读书人，多知道了些事情，总特别盼望自己的国家发展得好些，国家局面乱糟糟到不成个样子，他们心里是不舒服的。若我们想找寻一种理性发达的人作为代表，把这类人拿来备数，自然是合式的了。

不过也正因为有了这类仿佛理性充分发达的人，成为社会的中坚分子，人类理性真的是否进步，进步了对于一个民族又还有些什么益处，倒又成为可商量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