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昆池附近一个小县分，有个某国教堂，还住下几个虽受政府限制不许离开却仍可在当地走动的传教师，另外有个盟邦小小机关，机关中却有两个行动虽极自由，行为实不能和这些传教师发生关系的盟友。由于寂寞或其他原因，他们依然相熟了。有一天，这个盟友正看林先生的《吾国与吾民》，那传教师就说，“看这个能认识中国？你得先看看中国再读它，方知道这是一种精巧的玩笑！中国的进步，中国的腐败，可都不是玩笑！”于是林先生这本书，被这个身份可疑的传教师一说，搁到玩具中去了。这个故事可不是玩笑，完全有根据的。英美新闻处为国际礼貌，空军招待所又为另一原因，都依然会把林先生的著作，继续陈列出来，供给国际友人阅览。可是想起这个关系恰在并非玩笑的时节，美国“大嘴笑匠”也老老实实到国外来为国家服务，林先生的作品却只能产生玩笑印象，是不是十分可惜？友邦事重效果，我们这个国家也在学习明白效果好坏的时候，所以我们欢迎林先生，实希望林先生尚能作一点更有好效果的工作。

凡活在中国当前社会中，稍有做人良心的知识分子，都会觉得活下来实在太痛苦了。这与林先生所说的“穷”关系就并不多。

人固然是个动物，需要活得比较“幸福”，可是它比别的动物又稍微不同，还需要活得尊贵而有意义。他们眼看到这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一面是积习所形成的堕落因循，如何保留在若干人的观念行为上，或组织制度上，一面又尚有若干理想与热忱，如何培养在一切具有健康身心的人民生命中。两者到处有冲突，一时既难于调整，所发生消耗现象便万无可避免。社会动力既受习惯缚束，挫折复挫折，因之一个民族在战争中最需要的自尊心与自信心，便只合听它逐渐消耗于许多不相干问题上，终于使负责方面上常常陷溺到一个无可奈何情况中。某些事竟俨若任何具体法规或抽象原则，均无助于转机的获得。就中弄理工的，对国家重造所抱幻想，或为“衣食足而礼义兴”，努力在争取将来生产技术。

弄文学哲学的，自必认识到经典之重造的重要性。然就近二十年教育发展说，习哲学偏重于书本诵读，文学更偏重章句知识，人虽若不离“书本”思索却离了活生生的那个“人”。因之乡愿学究者流，一面生活中尚充满算命圆光鬼神迷信，一面却以思想家身份领导群众，到耐不住生活寂寞，却因缘时会自到自见时，进九锡铸九鼎等等打算，亦无不可从这类新读书人圈子中产生。所谓经典之重造，这些人当然无分。这个时代已非用格言警句建立单纯抽象原则，即可济事，还要些别的条件。从近二十年社会发展上认识，新文学作家与读者所保尽的关系，却可以从文学作品中来作有关人生一切抽象原则重造的工作，工作固相当困难，因与之对面非事物约柔韧性和适应性，都并不容易克服。另外一种习气，即战前十年来文学受商业与政治两种势力的牵制分割，想突破一切障碍，更必需作者对民族忧患所自来各方面具有深刻理解，且抱定宏愿与坚信，如战争一样，临以庄敬，面对问题。岁月积累却坚固不拔，方可望有所成就。国内作家近十年来，见解或有分歧，成就更有浅深，可是目的却大都在同事一点上。林先生年近半百了用中国抒情所得于己者似已不少，金钱收入虽万无限，生命付出实可屈指计数。子在川上有“逝者如斯”之言，林先生宜有同感。

林先生的旅行昆明，为认识中国而来，林先生值得用一个比较庄敬的态度好好认识认识现代中国，如写作又为介绍美国人认识中国，林先生更值得好好认识认识当前自己一支笔若能比较庄敬来从事于明日工作有助于两大民族的理解内容有多大。“圣贤”“英雄”的期许，通达如林先生，或以为近乎争名于朝，名分实不足争，我们盼望于林先生的，只是“庄敬”。当前中国做一个真正公民的应有素朴态度而已。

§§§第10节一种新的文学观

（我们需要的是一分信仰，和九分从“试验”取得“经验”的勤勉。）

中日战争由北而南后，好些从事写作的朋友，感觉国家应付这个问题的庄严性，和个人为战争所激起的爱国热忱，兴新的工作的渴望，都干脆简单，向各战区里跑去。有的直到战争结束时，还来往于南北战区最前线，或转入沦陷区随同游击队活动，日子虽过得异常艰苦，精神实很壮旺，或经常有作品发表，或在准备中有伟大计划等待实现。有些人又因为别有原因，从前方退回来转到几个大都市里住下。用“文化人”身份，一面从事写作，一面还可参加各种社交性的活动，日子似乎也过得忙碌而紧张。又有人退回到原有职务上，或从政经商，或埋头读书，虽然对写作已息手，因为明白了“持久战争”的意义，从抗战建国广泛解释上，过日子倒还心安理得。就中却有几个朋友，前线奔走三年后，在都市文化人中又混了二三年，再退到一个小地方来消化自己的社会经验和人事印象时，不免对于写作感到厌倦与灰心，且对文学本身表示一点怀疑。战事结束后这种情形且更显著怀疑的是用文原载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文潮》月刊第一卷第五期，署名沈从文。

学作为工具，在这个变动世界中，对于“当前”或“明日”的社会，究竟能有多少作用，多少意义？具有这种心情的作家，虽只是个少数，但很可能在某些情形下，逐渐会成多数。平时对文学抱了较大希望与热诚，且对于工作成就又有充分自信的作者，这点怀疑的种子发芽敷荣，不特将刺激他个人改弦易辙，把生命使用到另外工作上去，且因为这种情形，还会影响到新文学已有的社会价值，和应有的新进步。

试分析原因，即可知一种因习的文学观实困惑人，挫折人，这种文学观在习惯中有了十多年历史，已具有极大的势力，不仅是支配一部分作家的“信仰”，且能够支配作家的“出路”。

一般作家虽可以否认受它的“限制”或“征服”，实无从否定它的“存在”，我们尽可说这是比较少数论客的玩意儿，与纯粹而诚实的作家写作动机不相干，与作品和历史对面时的成败得失更不相干，然而到我们动笔有所写作时，却无从禁止批评家、检查官、出版人和那个分布于国内各处的多数读者，不用“习惯”来估量作品的意义与价值，且决定它的命运。这种因习文学观的特性，即“文学与政治不可分，且属于政治的附产物或点缀物”，作家的怀疑，即表示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实各有异见。近代政治的特殊包庇性，毁去了文学固有的庄严与诚实。结终是在这个现状继续中，凡有艺术良心的作家，既无从说明，无从表现，只好搁笔。长于政术和莫名其妙者，倒因缘时会容易成为场面上人物。因之文学运动给人的印象，多只具一点政策装点性，再难有更大希望可言。

文学属于政治的附产物或点缀物，这个事件的发展，我曾检讨过它前后的得失，且提出些应付未来的意见。在利害得失上，虽若比较偏于消极的检举驳议，然而一个明眼的读者看来，会承认原来这一切都是事实，并非凿空白话的。从民十五六起始，作家就和这种事实对面，无可逃避。虽和事实对面，多数人却又不肯承认，亦无努力改正。习惯已成，必然是“存在的照旧存在”，因此若干作家便用一个“犯而不校”态度来支持下去，恰恰和别个的读书人应付社会一般不公正情况一样，低首“承认事实”，与固执“关系重造”，前者既费力少而见功易，所以我爬梳到这个问题伤处时，转若过分好事，不免近于捕风。风虽存在，从我手指间透过，如可把握，无从把握。

文学既附于政治之一翼，现代政治的特点是用商业方式花钱，在新闻政策下得到“群”，得到“多数”。这个多数尽管近于抽象，也无妨害。文学也就如此发展下去，重在一时间得到读者的多数，或尊重多数的愿望，因此在朝则利用政治实力，在野则利用社会心理，只要作者在作品外有个政治立场，便特别容易成功，一些初初拿笔的人，不明白中国新文学搅混入商场与官场共同作成的漩涡中后，可能会发生些什么现象，必然还会有些什么结果，另一方面个人又正要发现，要露面，当然都乐于照习惯方式，从短短时期中即满足一切。这些人也就作成某一时节某种论客说的“政党虽有许多种，文学只有两种，非左即右，非敌即友”论调的基础。许多人在风气追逐中打混下去，于是不甚费力即俨然已成了功。这种成功者若世故与年龄俱增，作品却并无什么进步，亦无可望得到进步，自必乐享其成，在伙儿伴儿会社竞卖方式中，日子过得从容而自在。物质上即或因为抢的是个冷门，得不到什么特别享受，情绪还俨然是尊严而高尚。他若是个年龄越长越大、经验越积越多、情性却越来越天真、在写作上抱了过多的热诚（与时代的不合的古典热诚）的人，自必对于个人这点成功，不大满意，对于文学作家中的依赖性，和其他不公正不诚实的包庇性，转趋怀疑，会觉得维持现状，不仅堕落了文学运动固有的向上性，也妨碍这个运动明白的正常发展。文学运动已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作家便再不是思想家的原则解释者，与诗人理想的追求者或实证者，更不像是真正多数生命哀乐爱憎的说明者，倒是在“庶务”、“副官”、“书记”三种职务上供差遣听使唤的一个公务员了。

其用以自见于世的方法，再不基于人性理解的深至，与文字性能的谙熟，只是明白新式公有程式之外，加上点交际才干，或在此则唯唯诺诺，或在彼则装模作样，兼会两分做戏伎俩，总而言之，一个“供奉待诏”，一个“身边人”而已。凡有自尊心的作家，不能从这种方式中得到所从事工作的庄严感，原是十分自然的！他若看清楚习惯所造成的不公正事实，和堕落倾向，而从否认反抗下有所努力，不可免即有另外一种不公正加于他的本身。能忍受长久寂寞的，未必能忍受长久苛刻，所以无事可为，只好息手不干，然而这不甘糟啜醨的心情，尚难得社会同情，反作成一种奚落，“这个人已落了伍，赶不上时代”。

坚贞明知素朴诚实的落了伍，另一些人似乎前进了。试看看近十年来若干“前进”作家的翻云覆雨表现，也就够给人深长思！

即始终不移所信所守的有许多人岂不是虽得伙儿伴儿合作来支持他做“作家”的名分，还不能产生什么像样作品？

拿笔的人自然都需要读者，且不至于拒绝多数读者的信托和同感。可是一个有艺术良心的作家，对于读者终有个选择，并不一例重看。他不会把商业技巧与政治宣传上弄来的大群读者，认为作品成功的象征。文学作品虽仰赖一个商业组织来分配，与肥皂牙膏究不相同。政治虽有其庄严处，然而如果遇到二三与文学运动不相干的小政客，也只想用文学来装点政治场面，作者又居然不问是非好坏，用个“阿谀作风”来取得“风气阿谀”时，不仅是文学的庄严因之毁去，即政治的庄严也会给这种猥琐设计与猥琐愿望毁去！近代政治技术虽能产生伟大政治家，可不闻在同样安排中产生过伟大艺术家或文学家。一个政治家能在机会中控制群众情感。取得群众好感，并好好用群众能力，即可造成伟大事业。一个音乐家或文学家其所以伟大，却得看他能否好好控制运用音符文字。新闻政策虽能使一个政治家伟大，若艺术家文学家失去与民族情感接触的正当原则，仅图利用政治上的包庇惯性和商业上的宣传方式，取得群众一时间的认可，个人虽小有所得，事实上却已把艺术文学在这个不良关系上完全坠落了。近十余年来的情形，一个真有远见的政治思想家，一个对新文学发展过程有深刻理解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以及一个对写作有宏愿与坚信的作家，对于这问题得失，都应当清清楚楚。现状的过去，只作成社会上这部门工作的标准分歧，以及由于这种分歧引起的思想混乱，北伐统一后最近十年中年青人生命国力的种种牺牲。二十岁以上的人，必尚保留一个痛苦印象，现状的继续，另一面便作成目下事实：国内少数优秀作家，在剥削与限制习惯中，尚无法用工作收入应付生活。

许多莫名其妙的人物，不折不扣的驵侩，倒各有所成，为文运中不可少的分子。事情显明，一种新的文学观，不特为明日文学所需要，亦为明日社会不可少。

国家进步的理想，为民主原则的实现。民主政治的象征，属于权利方面虽各有解释，近于义务方面，则为各业的分工与专门家抬头。在这种情形中，一个纯思想家，一个文学家，或一个政治家，实各有其伟大庄严处。即照近代一般简单口号，“一切与政治不可分”，然而一切问题与政治关系，却因为分工分业，就必需重造。尤其是为政治的庄严着想，更不能不将关系重造。照近廿年来的社会趋势，一种唯利唯实的人生观，在普通社会中层分子中实现到处可以发现。许多事业都以用最少劳力得到最大成功为原则，个人或社团的理想，说来虽动人堂皇，实际竟常与得到“数量”不可分，有时且与得到“货币”不可分。中层分子人生观，既在各种支配阶级中占绝大势力，因之在国家设计上，就都不可免见出一点功利气味，看得近，看得浅，处处估计到本钱和子息，不做赔本生意。我们常常听人说到的“现代政治家”，事实上这些人有时却近于一个商行管事，或一个企业公司的高级职员，不过是因缘时会，从信仰这个拥护那个方式中变成一个官僚罢了。这种人精明能干处，虽是应付目前事实，举凡略与事实相远的问题，与小团体功利目的不相符的计划，即无从存在或实现。普通所谓“思想家”，在一般倾向上，也就不知不觉变成了“政治公文”的训话家或修辞学人物。社会上另一部分有识无位的知识分子，在凝固情感中无可为力，自然只好用个独善其身的退缩态度混下去，拖下去。……然而我们在承认“一切属于政治”这个名词的严肃意味时，一定明白任何国家组织中，却应当是除了几个发号施令的负责人以外，还有一组顾问，一群专家，这些人的活动，虽根据的是各种专门知识，其所以使他们活动，照例还是根据某种抽象原则而来的。这些抽象原则，又必然是过去一时思想家（哲人或诗人）对于人类的梦想与奢望所建立。说不定那些原则已陈旧了，僵固了，失去了作用和意义，在运用上即见出扦隔与困难。高尚原则的重造，既无可望于当前思想家，原则的善为运用，又无可望于当前的政治家，一个文学作家若能将工作奠基于对这种原则的理解以及综合，实际人性人生知识的运用，能用文学作品作为说明，即可供给这些指导者一种最好参考，或重造一些原则，且可作后来指导者的指导。新的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即从这种工作任务的重新认识，与工作态度的明确，以及对于“习惯”的否定而定。从这个认识下产生的优秀作品，比普通公务员或宣传家所能成就的事功，自然来得长久得多，也坚实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