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这个充满想法和激情的年轻人和他的同道中人们一起进行着一场巨大的冒险。那雪片一样密集的诏书，犹如一道道利箭，试图冲破固有的禁制，改弦易辙，给旧国家带来新希望。

遗憾的是，这些法令的命运亦如雪花一样短暂。因在当时，思想开明的有识之士所拥有的力量实在是微小到微不足道。

回望这一段动荡，不得不提到曾被光绪帝委以重任、寄予厚望的袁世凯。光绪帝并不愚笨，他深知改革的危险性，希望在臣下中找到一个深具实力的支持者，此人必须掌握有一支精干有效的军队，能够灵活地行动，并对维新变法持以开明的支持态度，同时此人应具有绝对的忠诚，不会辜负皇帝对他的信任。

除却那明摆着不存在的忠诚，可以说，当时的袁世凯是最符合光绪帝要求的人选。不能苛责光绪帝所托非人，没有人能料想到，袁世凯的秉性是如此奸猾，对此，不单是涉世未深的光绪帝未能识破，后来的许多人，包括斗争多年饱经忧患的孙中山，亦被屡次摆弄，深受其害。

袁世凯在变法时出卖了皇帝，1911年背叛了清朝朝廷，1916年背弃了民国……在光绪帝的设想中，他需要袁世凯所做的事情和所起的作用就是阻止顽固派和慈禧太后取得联系，以保障改革措施有足够的时间去实施，而袁世凯在得到皇帝的密旨之后，立刻去见握有实权，并极具话语权的大臣荣禄，进行了一场心照不宣的谈话，将光绪帝的意图和盘托出。

1875年，5岁的光绪继承帝位，到1889年大婚亲政前，权力一直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1889年至1898年的十年间，光绪做了十年握有实权的皇帝，只可惜实权同样十分有限。

在启用康有为等实行维新变法之前，光绪所做的事情，基本是因循旧制，不敢稍改慈禧定下的施政方针，并且事事请示汇报，如此才相安无事。

彼时，慈禧这精于权谋，同时又极度自大无知的老妇人，一味沉浸在自己的幻梦里，罔顾国家已捉襟见肘、千疮百孔的现状，只满足自己的私欲。

她的一意孤行，使得本该是北洋水师的军费被挪用做她的庆生之用。甲午战争的战败，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慈禧太后虽然撤帘归政，却仍是帝国的实际执掌者，拥有凌驾于皇帝之上的权力。光绪帝的改革实际是在隐瞒她的情况下如履薄冰地进行着……当太后的銮驾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那不可一世的老妇人以压倒性的淫威覆灭了皇帝仅有的尊严和威信，收回了她曾赋予皇帝的权位。“帝遇疾，皇太后复训政”。这寥寥九个字的诏书发布，代表着维新变法的失败已不可挽回，清朝帝国的回光返照，最接近光明未来的一次自救行动宣告破产。“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与那些慷慨就义的志士相比，壮志未酬的皇帝命运实则更加悲戚。他被盛怒的太后囚禁于与紫禁城相连的一座湖心岛——“瀛台”上，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幽禁岁月。

这座囚室位于紫禁城西苑“三海”的南海中，曾经是帝后生活游乐、处理政务的地方，在京西诸御苑未修建之前，帝后夏季多在此避暑，皇帝改“御门听政”为“瀛台听政”。

康熙在听政时，还效仿宋代皇帝赐诸臣于后苑赏花钓鱼的古事，于桥畔悬设渔网，待群臣于奏事之遐，各就水次垂钓。

瀛台曲廊回环，烟波浩渺，犹如海上仙山，更兼古木奇石，苍翠欲染人衣，取意神话传说中的蓬莱仙岛，这诗情画意的地方，留给光绪的，却只有无穷无尽的凄凉和痛苦。

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罪己诏，表示皇帝不再具有统领天下臣民的能力和资格，权力重回皇太后手中。

每一天，已经成为傀儡的皇帝被太监从孤立的小岛上接出，麻木地坐在重新归政的慈禧太后身边，口不能言，目不斜视，成为朝堂上名副其实的摆设，聆听着她的训示，目睹着一个愚蠢固执的老妇人发出各项指令，推翻他之前所做的全部努力，将命不久矣的帝国推向覆亡的深渊。

在古老的传说中，叶赫那拉氏是爱新觉罗氏的死敌，叶赫那拉氏的先祖曾经发誓要覆灭爱新觉罗氏的统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充满恨意的古老誓言已逐渐为人所遗忘。

在慈禧太后入宫之初，没有人想到仅仅身为妃嫔的她，有朝一日会紧握至高无上的权力，有能力决断这个国家的命运。当这一刻真正到来时，仿佛宿命的钟声敲响，一切都无可挽回。

光绪失败了，失败得十分之屈辱，无论是瀛台的涵元殿还是在颐和园的玉澜堂，他都被慈禧太后牵来扯去，从一个囚室跋涉到另一个囚室，周而复始地进行着凄凉的迁徙。任慈禧随心所欲，他未曾获得一刻安宁。

曾经有一个疑问困扰了我多年。为何光绪帝在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妇人面前如此不堪一击？我想，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自“辛酉政变”铲除顾命大臣，登上权力的舞台开始，经历了太平天国之乱，以及后来的“同光中兴”，慈禧在政治的博弈中所获得的权势威信和她在清朝贵族中所获得的支持是无人可及的（即使是当年权倾一时的恭亲王亦不可与之相比）。

何况，在这个之上，她既有的身份还令她自然而然地拥有了所谓礼法传统的支持，而光绪所施行的改革措施本身受康有为等人的书生意气误导太深，激切求进，触犯的恰好是清朝贵胄的集体利益。

如前所述，清朝是个部族政权，一旦君主失去了他们的支持，也就失去了实际上的统治权。

思想治术的变革，自上而下容易失败，当时的普通民众，他们不可能在短时间里领会到维新变法的深意，无法即时享受进步的好处。

对大多数的人而言，打破传统，接受新生事物，同样是可畏的事情。民众的觉悟总是姗姗来迟。

举目望去，光绪身边可用的人屈指可数（连妻子和太监都是慈禧的亲信）。内有劲敌，外无强援，若再加上自幼养在宫闱之中，对慈禧多年的积威深有惧意，年轻的皇帝实在难逃掌控。审时度势，他的妥协认错，也不全是不明智之举，至少在当时，他是抱着来日方长，从长计议的打算的。

有生之年，被囚禁在皇城之内的光绪帝和流亡在外的维新党人，都未曾放弃过努力，现实却未给予他们希望和转机。起初，康有为希望在西方列强的干预之下，施加压力迫使慈禧归政于光绪，这些努力虽然保住了光绪名义上的地位，却让他遭到慈禧更深的忌恨和防范。

光绪亦自知唯有重掌政权才是唯一重获自由的希望，这希望终归幻灭。他的命运，真是欠缺了一点点关键的运气。

是造化弄人，时不我与，还是大清朝真的气数已尽，非人力能挽回？经历了庚子年的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进逼北京，仓皇离京之际，光绪失去了他一生最钟爱的伴侣——珍妃。这个噩耗几乎彻底摧毁了他，令他了无意趣。她是他被压制的一生中屈指可数的温暖，他们忧喜与共，既是爱人，又是知己。曾经，他在慈禧的逼压下娶了隆裕；曾经，在失去权力的漫长岁月里，更漏孤眠听夜雨，隔着咫尺宫墙相思守望，与被打入冷宫的珍妃聚首。拯救她成为支撑他活下去，重掌政权的至关重要的信念。而今，连这信念亦不存在了！

命运竟连最后一丝机会也不给他！幽禁十年，光绪帝亦不过人到中年，有朝一日，那年迈的老妇驾鹤西去，他重掌河山的日子并不远，奈何她精力如此充沛，一直与他鏖战，牢牢压制他的命数。

1908年，生命的最后时刻，光绪帝自知不免，恳请慈禧能抛却私怨，以江山社稷为念，在宗室中选择年长者承继帝位，以应对将来动荡不安、混沌不明的局势。这个合理的要求，依然被独断专行的慈禧否决。

合上倦怠的眼睛，在记忆未曾消散之前，回望这凄惶的一生，可以想见他的绝望不甘，难以瞑目。

是她选择他登上帝位，亦是她令他受尽为人的屈辱。他们之间的恩怨恐怕到了九泉之下也难以厘清。

生如流星之迅疾，死如夜海之岑寂，碧波拍岸，葬送了他的一世英明。时至今日，还会有多少人记得那曾经奋斗过的孤独、高贵的灵魂。

先驱容易成先烈。可是，作为尊重历史的人，我们应该记得，历史并不全由成功者书写。

【伍】

1908年11月14日、15日，前后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先后辞世。光绪帝无后，自知沉疴不起时，曾恳请慈禧以江山社稷为念，在宗室皇族择年长者为帝，以应对将来错综复杂的局势。奈何慈禧心中早有成算，所择定的继承人是第二代醇亲王载沣和荣禄之女所生之子，年仅三岁的溥仪。

慈禧以光绪帝遗诏的名义册立幼主，如此，她的侄女，光绪帝的遗孀——隆裕被尊为太后，叶赫那拉氏的尊荣得以延续。

与前任被慈禧太后操纵的皇帝和皇后一样，爱新觉罗·溥仪，也注定是个悲剧人物。从三岁被迎入紫禁城伊始，他在这人世间最大的囚牢里度过了21年。《末代皇帝》这部电影里，有一个镜头，让人记忆犹新：年少的溥仪爬上皇宫的殿顶，他并不是想逃跑，他只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哪怕是形式上更接近一点。天空蔚蓝，强烈的光影在视力不好的溥仪看来，似是波影流光。外面的世界是一个不曾踏足的幻梦，幻梦深广，禁锢他的城池却是如此狭小而坚固。他终于被焦急的内侍和大臣们接了下来。此时，他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在大臣的陪伴下踏入宫门。紫禁城中家天下，纵然大清王朝已经今非昔比，名存实亡，在这个苟延残喘的小朝廷里，他依然是名义上的君王。

新事物与旧秩序重叠，新时代和旧时代缠夹不清，仅存这宫墙的一线之隔。这是非常尴尬的事，外面的世界风云变幻，虎踞龙盘，早已不在这幼主的掌控之内。

非但如此，在他的一生之中，他永远不是真正的掌舵者，只能随波逐流。在他的生活里，筑着这样的宫墙，在他的心里，未尝没有这样一道不可逾越的墙。墙内，是他无所适从的一生；墙外，是曾经帝国的功业辉煌，先祖的荣光……这种憾恨，从他被择定为帝，迎入太和殿的那一刻已经形成，注定随着他的成长而日渐深重。

作为末代皇帝，溥仪在历史上的地位不容忽略，但在现实中，他这个人的存在却被显而易见地忽视了，仅仅是作为一个模糊而尴尬的符号。围绕在他身边的大多数人都试图利用这所剩无几的价值，去换取自己的既得利益。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天安门最后一次举行“金凤颁诏”，时在清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以宣统皇帝名义颁布退位诏书。

自此，大清统治结束，溥仪成为清逊帝，与一后（婉容）一妃（文绣），以及前朝的太后们蜗居于乾清宫以内的内廷里，惨淡度日。

毕竟世易时移，成王败寇。很多事由不得一个幼童言语做主。本以为，这样的隐忍可换得一世安稳，至少可以保全虚名，但世事动荡，总不遂人愿。

当年，在袁世凯的操持下，民国政府与清室签订《清室优待条件》。此事最大的实际得益者是袁，对民国，他以免除战乱和平解决争端而邀功，对清廷，他以可以保全皇室的忠臣自居。

袁世凯又何以有这么大的能耐同时操纵两方，坐收渔人之利呢？这又一言难尽了。须得上溯到甲午战败之后，彼时清廷在德籍洋员汉纳根策划之下，决定练“新军”十万人来重建国防。袁世凯受命至小站训练新军，招徕了一批陆军专才，渐渐有了自己的政治资本。

庚子拳乱之后，袁世凯当上了北洋大臣，实权在手。他便将原有的新建陆军扩大为北洋六镇（六师），成为大清帝国的第一支现代化的国防军。

所谓“北洋”，原从清末官制，所谓“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和“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开始的。清制无宰相，各省拥有实权的封疆大吏，以接近京畿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最为尊贵。

清末重臣曾国藩、李鸿章，都曾任此职，权倾一时，成为大清帝国的实际宰相。庚子事变后，李鸿章在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上活活累死。弥留时在病榻上修“遗折”，保荐袁世凯继任此要职。

袁世凯于1901年底出任此职，至慈禧死前一年（1907年），慈禧深恐在她死后无人可以驾驭这位权相，遂将袁氏明升暗降，调任军机大臣，去其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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