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伦在佛蒙特州诺威奇市的一个爱尔兰裔天主教家庭中长大，她家经济拮据，而且生活一向朴素，但是父母还是把她送到了卫斯利女子学院。她在那里读书，一直到1960年。但后来她认定了自己的天职，于是就转学去了一所天主教学校——曼哈顿威尔学院，期间她曾去欧洲和中东旅行过。1960年年底，她加入了康涅狄格州的大本勒迪克汀女修道院。提起这所女修道院，莎伦是这样告诉我的：“对我而言，那儿并不适合我。我一直这样认为的。”我注意到，她这样说时完全没有任何讽刺的语气，尽管她是在那里度过了三十年与世隔绝的生活后才认定那儿并不适合她。

当大本勒迪克汀女修道院的院长决定建造一座更精致的大楼来代替她们简易的社区时，莎伦就开始打算离开那里。她当时想：“我一直坚持认为我们理应过着简朴的生活，我们都应该这样，应该体会那些一无所有的人过的日子。”

莎伦的父母订阅了《天主教工人报》，这份报纸在一些人眼中是一份危险的天主教左翼的喉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份报纸体现了登山宝训1的要义，莎伦从小就读这份报纸。她并不后悔在修道院度过的三十年，她在那里学到了很多有意义的东西。其中一件就是——按照她的说法——她发现自己渴望在这个世界上起到哪怕只是一点点的作用，能对他人有所帮助。虽然她不当修女后就不再受到教义的约束，但是她依然戴着授神职仪式上获得的戒指。莎伦刚到纽约时没有工作，甚至衣服都没有几件，但是还是在圣托玛斯教堂找到一份差事。在这个教堂，她做各种勤杂事物。整理教堂的花束摆放，在婚礼准备中帮忙，然后会领到一点微薄的薪水，同时还要在主日学校教一群四五岁的孩子。

莎伦相信，她一生的工作就是要发现她所拥有的能力，并“以一种深沉、奉献的精神”为了散播上帝的荣光而使用这些能力。她全身心地投入到她的工作中，但同时也拿出很多时间做她为自己安排的工作——接待那些到教堂来的有困难的人。甚至在曼哈顿富裕的上东区，这样的人还是很多。

“我觉得，我这是在以另一种方式在大本勒迪克汀女修道院工作。”莎伦说。六世纪的圣本笃会规1第六十六章就简单而明确地规定了如何待客：“像接待主耶稣那样。”不论是搬运工还是看门人，教士对来访的人都要“像敬仰主那样周到对待”。按照我的理解，至少一定程度上，莎伦离开大本勒迪克汀女修道院就是为了成为一个本笃会的看门人。

但这项工作经常会给莎伦带来一些尴尬的情况，但我有种感觉，对莎伦来说，尴尬反而正是这份工作对她的吸引力。

莎伦告诉我，不久前有个生活富裕的朋友——同样是这个教区的居民——看见她推着一辆购物车往教堂走，车里装满了给穷人募集来的旧衣服，这个朋友就告诉她这样做不行。任何体面的人都不会在第五大道或麦德逊大道的人行道上推着购物车走。“或许他们不会，”莎伦说她当时就这么回答的，“但是我会。我不在乎。”莎伦还说，曾经有个正在戒毒的人跌跌撞撞地进了教堂，他当时很受煎熬，倒在地上痛苦地打着滚，莎伦就跪在他旁边，先是用手轻轻按摩他的肩膀和腿，然后又重重地锤打，好缓解他的痉挛症状。她当时想：“如果现在正巧有个人进来看见这一切，他一定会想：‘他们这是在搞什么？’但我一点都不在乎。”

莎伦说，她对所有来教堂寻求帮助的人都不会抱有任何歧视。无论他们有什么麻烦，只要她有能力，都会替他们扛下来，而且她从不会认为哪个人无聊。比如说，那个头脑有些不清楚的老太太，圣托玛斯教堂的牧师觉得女人不应该住在教区，所以莎伦就搬去和那个老太太住了很多年。这个头脑迟钝的老人从来不洗澡，而且她的公寓里遍地都是垃圾和一些废旧物品。莎伦足足花了半年的工夫才劝动老太太洗澡，并把公寓打扫干净，但莎伦并不介意，她一直坚持着。她总是对自己说：“看，这就好像是一种冒险，我会在这过程中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呢？”莎伦觉得她所应当做的就是“为所有人提供无差别的帮助”。具体说来，所有人就是指每个走进她生活里的人。其中，有害怕走进教区的“瘾君子”，有二十年未进过教堂的女人，但是她告诉莎伦自己现在非常渴望到教堂忏悔。还有那个无家可归的女人，她患有严重的妄想症，每天躺在教堂长椅上，就像躺在公园的公共长椅上一样。最后，教堂决定不得不把她赶出去。

但莎伦还是和她交了朋友，还有其他所有人，而且他们每次到教堂，莎伦都很高兴。莎伦也承认，这些人中有她特别喜欢的人，德奥当然是其中之一。而且莎伦觉得，从他们第一次见面，德奥就成为了她最喜欢的人。

我问莎伦为什么，她说可能是第一次见到德奥并告诉他这里是个教堂时，德奥回答说：“我很喜欢这里。”这让她觉得德奥是个有思想的人。但是除了这些，莎伦也想不出其他的理由，而她对那时德奥的描述或许更能说明这个问题。

莎伦记得当时的德奥非常瘦，有很大的龅牙（后来在纽约大学矫正了），而且他的口臭非常厉害——所以莎伦看到德奥在信里说自己病得厉害，让莎伦帮忙找个医生时，她一点儿也不惊讶。遇见德奥时，莎伦已经在纽约住了好几年。在她之前待过的地方，比如在佛蒙特州以及修道院，人们总是早早准备收集芦笋、采摘草莓，还有需要晚一些再收获的土豆。但是在城市中，各种各样你所能想到的食物每天都会从世界各地送到这里。所以在这儿，人们很容易忘了怎么“珍惜每一刻”，以及怎样“等待合适的时机”。其实一个人的发展也是这样。不能奢望任何一个人在某一个时刻是完美的，每个人都是在“朝圣之旅”的途中踽踽前行，莎伦希望自己能够理解德奥艰辛的旅程，并按他的方式帮助他。

“德奥对所有的事物都充满感激。”莎伦告诉我。当然，她也注意到，德奥有时会有些孤僻，甚至躲着不见自己。但是，莎伦从她的经验中了解到，人们常常会痛恨自己求来的帮助，而且往往越是需要就越憎恨。所以莎伦觉得，德奥要求自己从生理上到心理上都像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那样坚强、独立，但事实上他又需要那么多帮助，德奥自己一定也很痛苦。和德奥认识时，莎伦的心脏有些不好，但是她觉得德奥的事情比自己的病情要紧得多。

“这样概括地说来可能不太准确，”莎伦告诉我，“但是在我认识的非洲人里，很少有人能像德奥那样对人坦诚、心怀感激，愿意和别人沟通，产生联系。而且我能感觉出来，德奥当时的处境非常糟糕，而我能为他做的却是寥寥无几。我只能努力让他明白，我确实在各个方面都很关心他。”

莎伦还记得第一次带着德奥到沃尔夫夫妇家吃饭时的场景。她记得当时她试着把德奥说的法语翻译给南希和查理，但是做得很吃力，因为她脑子里所想到的都是对南希和查理寄托的希望，一时竟顾不上聊天。她觉得，如何让德奥在物质和精神上的需要都得到满足的答案，很有可能就是坐在桌子另一端的那对夫妇。莎伦记得，她很担心自己的言谈中有什么失误，并总是悄悄地作出一些暗示：“我希望自己能够对他们进行无声的引导”。莎伦记得当时她看着南希和查理，心里想：“你们得马上喜欢上他！”

很快，查理给莎伦打了电话时。在电话中，他问：“你觉得德奥需要些什么？”

“哦，他需要一个家，”莎伦说，“这就是他所要的全部。”

莎伦当然也记得查理和南希的那个电话，那个他们最终同意让德奥搬过去和他们一起住的电话。莎伦说她非常高兴，用她自己的话来形容，就是“喜不自胜”。但是我有一种感觉，莎伦当时对他们的决定其实并不惊讶。最让她惊讶和失望的，我认为，是之前的那些失败。

为了帮德奥找到一个住处，莎伦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而这一切艰辛她都没有向德奥透露半分。莎伦把她保存下来的一些文件和笔记拿给我看。这些笔记都被记在一些零星的纸片上、旧信封上、旧书签背面和教堂公告背面，留下了几十个她曾联系过的机构和项目的记录。其中有曼哈顿谷圣约翰青年项目、格莱纳迪尔地产公司米拉格罗萨之家、施乐会、红十字会游民服务、纽约旅者援助、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天主教家庭及儿童服务慈善中心、圣文森特保罗协会、圣约翰救援中心、城市收容所、联合国教友会救助会、希望住宅项目、拉奇蒙特三一静修院等。还有些记着她要打电话咨询的牧师或修女，有些还注释着“非常有爱心”等形容词句。有一张上还写着“扎伊尔来的一位医生愿意借书”。还有一张笔记上记着一个女人的名字，旁边有莎伦的补注——“丧偶”。显然，莎伦曾对这个女人抱有很大希望。另一个女人的名字旁边，莎伦注释着“离异”。

从这些不难看出，莎伦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德奥能够在送货时碰到她，着实是一个极大的幸运。有时当我看到莎伦，我甚至会想，这或许是上帝的旨意。

普里莫·莱维在《奥斯威辛生还录》1中写道：“如今，无须其他任何理由，单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存在，就已使得我们这一代人不再相信所谓神的眷顾。”但是，尽管德奥曾有那么多的恐怖经历，但同时，也有许许多多倾力帮助过他的人：在香蕉林遇到的那个胡图族女人、行李搬运工穆罕默德、丘库、詹姆斯·奥马利，特别是南希、查理、还有莎伦。但他们完全自发自愿，而不是什么救助小组之类的项目成员，专门搜寻并帮助德奥这样的人。在见到莎伦后，我忽然想到了在木达胡德奥慌乱中忘记关上的门：“一定有什么一直在找寻、拯救德奥。”但事实上我并不喜欢这种想法。

我告诉莎伦：“我看过很多讲述种族屠杀的材料，其中我发现一点，就是人们常常会说：‘是上帝赦免了我。’而关于这点我总是充满怀疑，我会想：‘那些被砍掉了脑袋的人又是如何？难道上帝不喜欢他们吗？’”说完我又补充道，“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看德奥这件事才好。”

“我有个理论，”莎伦回答，“很久之前我就这么想——无论我们剩下的时间是多么短暂，上帝无尽的爱之光都将温暖着我们。而且，不管人去世时是年老或是年幼，都不算是绝对的悲剧。包括被炸得粉碎，或是死得相当凄惨，或是现在我们讨论的这些都并非是绝对悲剧。我都认为除了恶，没有什么是绝对悲剧，而上帝绝不会为恶。就像我对孩子们描述的那样，善牧者1就在我们身边，我觉得这个形象对孩子讲很适合，当然，真葡萄树与枝子2这个形象也很好。无论我们能否感知到，我们身边都充盈着上帝无穷的爱意，这种爱滋润着每一个人的每一天、每一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