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整个夏天，德奥都待在卢旺达，在健康同盟重建的一所社区医院里工作。在那里工作时，德奥心里总是在想：“布隆迪也需要这样的医院。”德奥曾经带着几位健康同盟的医生去过布隆迪，到了卡扬扎，德奥的父母就定居在那儿。德奥他们在那座小镇考察怎样可以建立一家诊所，怎样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公共卫生体系。现在，2006年5月，德奥正准备再回家看看，这次他答应带我一起去。德奥打算七月和八月主要忙医院奠基和地基工程，所以我们要提前几周过去，这样他就可以带我重游当时非洲中东部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如今，我和德奥认识已经有好几年了，而且过去半年我俩常常见面。我现在对他的了解越来越多，同时也开始认识到，德奥身上有些东西是我永远无法理解的。这次我决定同他一起到布隆迪和卢旺达游览，就是希望能更多地理解他。

我到德奥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公寓接他，南希和查理也来给德奥送行。南希很明显在努力地克制自己别去插手帮德奥收拾行李，而我自己也有些紧张。在布隆迪，内战刚刚结束不久，旅行社和美国国务院都建议不要到那里旅游。几周前，德奥给我发了一篇国际特赦组织的文章，标题就是“布隆迪警察攻击记者”。我写信向他表达了我的担心，德奥回信安慰我说：“我们去布隆迪很安全，不会有事的。”就在我们动身前往波士顿罗根机场途中，德奥给我讲了他第一次回布隆迪时的遭遇，那时离他逃离布隆迪已经过去七年了。

那是2001年12月底，布隆迪内战还没结束。身在美国或是布隆迪的家人朋友都劝德奥不要回去。德奥的律师詹姆斯·奥马利尤为担心，因为那时德奥还没拿到美国绿卡。但是德奥必须回去看看自己父母，如果他为了等美国绿卡拖延了回去的时间，而父母在等他时不幸去世的话，他将永远无法原谅自己。德奥从纽约出发飞到了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到布鲁塞尔时正好是圣诞节前夜。下班航线要到第二天早上才能起飞，那个晚上德奥就在机场转悠，整个机场仿佛酝酿着某种兴奋不安的氛围，但除了几个安全人员，机场里没有多少人。广播里用法语反复播放着圣诞歌曲和通知。德奥最后来到了机场小教堂，里面有四个礼堂，分别是天主教、新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礼堂。德奥到每个教堂都祈祷了一遍，为家人，为朋友，也为自己祈福。做完后德奥感觉好些了。“这样看来，我的灵魂还活着。”德奥当时这么想，好像只有那时，他才意识到自己还能和上帝交流，并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在布隆迪成长起来的那个自己依然存在。

在德奥第一次回家的前一年，也就是2000年，一个武装团伙向一架正在布琼布拉降落的比利时飞机开火，此后，大部分长途运输中止了。所以，德奥回家时已经没有了直达布隆迪的航班，德奥得先从布鲁塞尔飞到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在这次长途飞行中，德奥认识了一位布隆迪同胞，他也是很多年后第一次回家。德奥原本计划坐小型商务客机从基加利到布琼布拉，但这位刚认识的朋友想坐汽车回布隆迪，并邀请德奥同行。汽车比飞机更安全，这位新朋友这样劝德奥，而且坐汽车的话他们可以在路上更好地看看自己祖国的样子。德奥动了心，但是他的飞机票没办法退掉。由于心疼机票钱，德奥最后还是选择了坐飞机。

“我决定坐飞机，而那人乘汽车。知道回来怎么样了吗？”我们开车去机场的路上，德奥这样对我说，“大约下午三点左右，那辆汽车遭到了攻击。”

那辆汽车归泰坦尼克号快运公司所有，这个奇怪的名字本身似乎就预示了这辆车的命运。一支自称fnl的胡图武装伏击了这辆汽车，fnl是胡图人民解放党的一个分支。他们让车上所有人下车，把他们分开，然后把那些觉得像是图西族的乘客全杀了。这场屠杀中总共有二十一人遇难，其中就有德奥刚结识的那位朋友。德奥是到了布琼布拉的叔叔家时才听到这个消息。

“待在布隆迪时，我一直都拉肚子，还常吐，我想这是因为恐惧。我还记得当时我为了退掉飞机票费了多少工夫，后来再回想起来，我不禁又觉得是上帝保佑了我。我回来后甚至发现，那个新朋友的父母正是我叔叔的好朋友。而且他们听说了我要回来便给我叔叔打电话，问：‘你的侄子还好吗？’叔叔回答说：‘还好，他是坐飞机回来的，他遇见过你的儿子。’就这样，他们来到叔叔家，所有人都哭了。那位被杀朋友的母亲问我：‘你和他告别的时候是用的哪只手？’然后捧起我的手，仔细地嗅着，好像是在闻着她儿子的气味，问我她儿子看起来什么样儿，穿着什么衣服。”

我随身带了一瓶抗焦虑的药物，是为了坐飞机时用的。我装着在手提箱里找东西，偷偷地服下了一片。

其实我完全不用担心的，我们那天晚上只是从波士顿飞到伦敦。第二天晚上，我们又从伦敦飞往肯尼亚首都内罗毕。途中，德奥告诉我，我们正在苏丹首都喀土穆上空。

“苏丹，”德奥说，“达尔福尔地区。那儿依然很糟糕。在我们下方，人们还在遭受着烧杀。”不过旅途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德奥都是在跟我讲他小时候布隆迪的样子，或是向我描绘他建诊所的打算和计划。我们辗转飞了很久，而且其中一家航班还延误了好几个小时，不过好在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经过整整两天半的飞行，我们终于到达了布琼布拉国际机场。

后来德奥告诉我，整个飞行实在太累了，他甚至又开始出现了幻觉，总觉得自己在机场拥挤的人群中看到了一张张狰狞、充满杀意的面孔。德奥大步走向机场出口——我们回到布隆迪了。德奥戴着墨镜，头上一顶黑帽，帽子上垂着一根线绳，两边宽大的帽檐向上翘着。在行李认领处，德奥的叔叔正在等他。德奥叔叔长得又瘦又高，说话很斯文，德奥很高兴地大声和叔叔打招呼，然后他们把手搭在对方肩膀上和腰上，在我看来这可能是他们家男人之间打招呼的传统，感觉就像两个人想要拥抱，但想了想还是这样的姿势比较好。接着，德奥负责去取我们的行李，到处张罗着。

在旅行中，如果能有个对当地状况和各个环节都熟悉的同伴，确实会轻松放心不少——但我没想到和德奥在一起也可以享受到这份轻松。之前我所知道的，都是德奥在美国的各种身份：健康同盟的助理、医学院学生。而且我对他的第一印象，那种觉得他年轻、亟需帮助并受到了极大伤害的样子始终无法抹去。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我已经有些疲，看着这个穿着时髦、戴着太阳镜的瘦弱年轻人忙这忙那，身上有着一种恰到好处的果断和神气——既不过分的惹人眼，但办起事来干净利落——我有种感觉，这段从美国到非洲中西部的距离，让德奥成长了。

我们住在布琼布拉的一家旅馆中，我睡了一小会儿，却被外面街上的骚乱吵醒——有一个福音传道士正在用手提扩音器大声宣讲，向路人传教。德奥也被吵醒了，我只是觉得有点困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而德奥却下意识地怀疑战争又要开始了。吃了早饭后，德奥带我在布琼布拉转转。

布琼布拉四周山上的树近乎被烧光了，露出大片红色的土壤，像是一道道伤疤。这个城市仿佛到处都是墙，特别是在住宅区的边缘，矗立着原本用来当做屋顶的皱巴巴的铁皮。这些铁皮成了一道临时防护墙，被搭得很高，高到枪炮无法越过去，我猜想这就是这道铁墙的作用。德奥记得城里原来最阔气的那条大道两边曾整齐地种着一棵棵挺拔的大树，但那些树现在已经被砍掉，换上了广告牌。在一处长着杂草的小广场，本该立着一座民族英雄雕塑的地方——比如说深受爱戴的鲁瓦加索雷王子1，他领导了布隆迪解放运动，但是很快被谋杀了——此时，本应该是雕塑的位置却放着一个巨大的喜力啤酒塑料瓶。这个场景又让我们想起了刚刚碰到的几个喝得醉醺醺的持枪警察，德奥说：“现在，这个国家都是些酒鬼。”

布琼布拉如今的景象和大部分贫困国家的首都相似：地上到处是坑洞，马路上尘土弥漫、噪音刺耳，漫天的汽车尾气给城市披上一片灰蒙蒙的纱，还有行人在急速行驶的车流中危险地穿梭。

“在美国，如果你这么开车的话，会被吊销驾照的。”德奥说，“甚至是在新泽西州也不行。”这里的大部分事物在我看来都相当陌生，特别是那些骑着自行车的人，这些人车后座上大多绑着好多捆新割的牧草。那些是用来喂牛的草料，人们把这些草送到养在临时帐篷和草屋边的牛群那里，但那些城里的帐篷本是为了安置国内逃窜的人们而搭建起来的。

“太可怜了，”德奥说，“我说的是那些在城里的牛，这些牛也都流离失所。这里大部分的难民会说：‘我们的土地被抢走了’或者‘我不能和那些杀了我家人的凶手住在一起’。可这些牛又能抱怨什么？”接着，我们走到了拥挤的市场上，“这里还是乱成一团。看到了吗？有些人愣愣地站着，好像在等着什么；有些人过马路，却从来不看两边有没有车。在这个地方，人们的精神已经麻木迟钝了，他们什么都不在乎了。看见那头牛了吗？”德奥所指的方向，有一头牛正被牵着在路上走，但这头牛只有一只长长的犄角，另一只不见了，很可能是让一辆疯狂的出租车给撞掉了。德奥说：“我觉得，这里就是无秩序最集中的体现。”

德奥还记得之前回来的时候，有一次和他最亲近的哥哥安托万一起在布琼布拉闲转时看见了一具死尸。那时战争还没结束，那具尸体就被扔在一堆垃圾上面。德奥看见后立刻高声尖叫，惊恐万分，而安托万只是看了看尸体说：“这有什么奇怪的？”然后他转头看着德奥，“你只是离开太久了。”

德奥告诉我，在布琼布拉，一些可怕的事也已经司空见惯，普通得就像是一场噩梦。

德奥对我们眼前见到的事物一一解释：一群年轻人光着脚在路边跑来跑去，想找个卸车的活儿干；男人、女人还有孩子在露天排水沟的脏水里洗澡；加油站旁边养着羊；被打砸坏的房子；孩子们在垃圾堆上玩闹；捡垃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