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记录的地图上来看，德奥这次故地重游，走的就是他当时逃亡的路线。我们先是向西，然后又转向北，从布隆迪到了卢旺达。我们坐着一架老式的螺旋桨式商务飞机从布琼布拉飞往卢旺达。

飞机上，一行人齐齐看向窗外，德奥把地面上的标志性地点指给我们看，从布琼布拉通往卢旺达的那条公路蜿蜒着延伸至山中，德奥逃亡时曾经匆匆穿过那条路，唯恐被人看见。我们还看到了基比拉国家森林公园的一隅，德奥曾经在茂盛树叶的掩护下穿过那里，但是现在，大片的森林都被烧光、砍光了。我们没看到木达胡医院，但它应该就在下面不远的某一处。

这些地方看似相隔不远，但是如果你是靠两条腿逃命，可就并非“不远”这么简单了。“这两个国家都是那么小，”飞机引擎的噪音很大，德奥不得不大声喊着说，“我们现在就像只鸟儿在飞。我们走得这样不急不缓，但转眼间就已经到了卢旺达。”

这次飞行总共花了不到半个小时，而且我们只用了十五分钟，就把德奥逃难时经过的整个区域看了个遍。但从地图上看，德奥当时走了足足一百五十公里。德奥已经辨别不出那处香蕉林的位置，那位胡图妇女就是在那里救了他，但德奥觉得应该就在下面的某个地方。

“你和那个妇女都说了些什么？”在螺旋桨的巨大嗡嗡声中，我大声问德奥。

德奥望着窗外，回答：“我说：‘我太累了，我就在这儿待着。’然后她说：‘不，不行。这儿离边境已经很近了。’”

德奥也找不到那条他前后徒步穿越了两次的阿卡尼亚吕边界河，但是他找到了布塔雷——卢旺达大学所在地。那时他多想去那里躲躲啊，他觉得自己到了那里就一定能得到庇护。从半空中已经看不到卢旺达边境难民营的踪迹，德奥曾经抱着巨大的恐惧在那里煎熬了好几个月。

我问德奥有没有看到穆莱姆比，他曾到达那座山谷边，但最终还是决定掉头往布隆迪走。但德奥说穆莱姆比在东面，得从飞机另一边才能看到。所以我只能想象那个地方的样子——德奥站在山坡上高高的草丛里，看着河谷对面正上演着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那时是晚上，”德奥告诉我，“从此，那里再没有天亮。”

德奥提前雇了一位卢旺达司机，他会带我们去穆莱姆比大屠杀纪念馆。纪念馆在卢旺达西南方向，离首都基加利有两个小时的车程。德奥告诉我，在卢旺达境内，从首都出发，两个小时的车程可以到达任何你想去的地方。纪念馆的主体是一座很大的两层砖混建筑，入口处挂着一面紫色旗帜。比起我们在去木达胡的路上看到的那个纪念碑，这座纪念馆的设计不仅更加精巧，而且维护得也更好。但是这面旗子上写的标语，却和纪念碑上“永不重演”的标语近乎相同，甚至更为直白。按照德奥的翻译，意思是：“永远不要忘记那次种族屠杀和那些被害者。”

德奥站在我身边，我们一齐抬头仰望上面的旗子，我忽然感到这句标语带了讽刺。这些话不是对那些有着大屠杀记忆的人说着，对于像德奥这样亲身经历过大屠杀的人来说，他们永远无法忘记这里发生过的事。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天还蒙蒙亮时，便可以听到附近镇上唱诗班的歌声。德奥低声咒骂了几句——他绝不是不信仰上帝，但对神职人员十分抵触。部分原因是卢旺达的有些牧师在种族大屠杀中充当了帮凶，甚至自己拿起刀杀了人，这些都是证据确凿的事。我们往纪念馆走的时候，我渐渐明白那些策划种族屠杀的人为什么要把受害者引到这个地方来。这里非常适合设埋伏：一大片开阔的空地，没有一棵树，三面是非常陡峭的山坡，这块平地就像船头那样突出来。德奥指着周围的山，用手比画着他当时从这儿逃跑的路线。

“我沿着这条峡谷下了山，然后爬上那边的山坡看这边的情况，我听见人们垂死挣扎的哭喊，接着我就跑到了下面的桉树丛里。我就是这样下去的，走的这边。就是这样，这个地方一点都没变。我……我有点想吐。”

过了一会儿，我问德奥他觉得那时他从这儿走到布隆迪边境总共走了多久，德奥说他觉得可能有四天。

“哦，上帝！”我说，“我简直无法想象，你小子真是太厉害了！”

“不，不，这没什么。”

“不，你确实很了不起。你想想，有多少人就那么放弃了。”

“哦，你知道，其实有很多次，我都想着‘就这样算了’。”

纪念馆还没开门，德奥在周围转了一会儿，遇到了负责掌管钥匙的人，他叫伊曼纽尔。德奥去年夏天就来过这儿，他那时就认识了伊曼纽尔。一见面，他俩热情地打着招呼。伊曼纽尔看起来比德奥年纪稍长，也比德奥高，他额头上有一道深深的疤痕，像是一个小小的火山口，很难让人不去注意它。德奥介绍说，伊曼纽尔曾在布隆迪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回到了卢旺达定居，没过几年就发生了种族大屠杀。那时为了躲过村子里的杀戮，他和家人都逃到了这里，藏到了穆莱姆比技术学校。后来在那次大屠杀中，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都死了，他自己的头上也中了一枪，但子弹没有完全打穿他的脑袋。受伤后他就躺在一堆尸体里，等凶手离开后，他就和德奥一样，穿过卢旺达，往布隆迪走。他头上的伤在布隆迪被治好了，在那里待了几年后，他又回到了卢旺达，再次回到了这个地方。伊曼纽尔告诉德奥，他之所以做这份工作，看护这些死去的人，是为了报答他们。因为他就是躲在这些人的尸体中才得以存活下来。他还说他的家人都埋在这儿，他再也不要离开他们。

伊曼纽尔和德奥两个人有说有笑，像是一对老朋友。去年夏天他俩第一次见面时，伊曼纽尔就听出了德奥的布隆迪口音，还说他觉得见过德奥。现在伊曼纽尔想起是怎么回事了：十二年零两个月前的一个晚上，他在通向这里的一条小路上见过德奥。

“你怎么会记得我？”德奥问。

“你那时瘦得皮包骨头，现在你胖了些，但是样貌还是没变。”

“不，伊曼纽尔，你肯定把我同别人记混了。”

“不会的。那时我们就住在那边的山上，周围的人从四面八方往这里跑，我就盯着那些人的脸，吓得不行。那时，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危险的，我看到你时心里想：‘这人我以前没见过。’”

“那你和我说话了吗？”

“没。你不和别人说话，只是坐在路边。我看得出来那时你很虚弱，我对妻子说：‘我想帮帮这个人。’她非常生气：‘你一家子人都在这儿，你还有心思管别人？’”

伊曼纽尔描述的那次相遇听起来未必准确，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在为纪念馆录制的访谈资料中伊曼纽尔说道，他在大屠杀发生前几天到达了技术学校，本是想来避难的。而德奥也说不准自己是什么时候到的这附近，那时候，他根本无法得知每天的日期。但如果我是德奥，无论如何，我都愿意相信这个故事。能够有谁告诉自己他们曾在那段极度黑暗的时期彼此相遇，分享同一段经历，是德奥从没遇到过的事情。如果这是真的，那也许德奥或许会觉得不那么孤单。

我们离开前，德奥和伊曼纽尔拥抱了一下，悄悄塞给伊曼纽尔一些卢旺达法郎。伊曼纽尔让我和德奥到里面看看展览，展品只是很简单地描述了历史上图西族和胡图族的隔阂，还有一些幸存者的视频——其中就有伊曼纽尔——视屏中他们描述了自己经历过的大屠杀。馆里还摆放着一台老式半导体收音机，德奥记得他在难民营时曾见过有些卢旺达民兵扛着这样的收音机在周围闲晃。在那次大屠杀中，这种收音机是一种主要的工具，煽动人们暴力的情绪，组织大屠杀。纪念馆里设有一个按钮，按下去，就会播放德奥在那次大屠杀之前和爆发过程中反复听到的那首歌。这像是一首从地狱传来的赞歌：“上帝是公平的，上帝从未不公，我们很快就会把他们消灭干净。加油啊，加油！我们会把他们消灭干净，我们很快就会把他们消灭干净。他们马上就会消失！他们马上就会消失！不要懈怠，成功就在眼前！”

伊曼纽尔在正式开馆前就让我们进去了，为了不让他因为我们而惹上麻烦，我们从后门悄悄离开了纪念馆。在一块铺着砖块的地板上，我们看到一个睡袋，阳光刚好照进来，这就是伊曼纽尔的床。

“伊曼纽尔就这么睡觉，”德奥告诉我，“我问他为什么要待在这儿，他说：‘这里就是我家。’他的妻子和孩子都死在这里，而他却还活着。你明白吗？我的意思是，那些伤痛慢慢消失，但有些东西永远留在心底，无法表达出来，于是他就留在了这里。”

伊曼纽尔的选择确实有些奇怪。他为这个堆满尸骨的地方掌管钥匙，而其中甚至还有自己妻儿的尸体。“我确实无法理解。”我坦白地说。

“我想我只能说，他现在只勉强算是还有一口气，”德奥说，“他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支柱。”

纪念馆楼的后面是一排排狭窄的仓库式房屋，每一间都有一扇铁门。我猜想，这些屋舍以前应该是穆莱姆比技术学校的教室和宿舍。现在，每一间里堆放着的却都是森森白骨。

我们站在一间房子的门口往里看。一张张木头桌子上排满了漂白了的遗骸，每张桌子上都有差不多十二三具尸体，整齐地排列着。德奥拍了一张照片，他指着一具头盖骨上的一丛苔藓状物体说：“那是头发。”他指着那些骨头继续说道，“可以看出来，这个像是一具男人的尸体，那个是女人，有些还能看出他们的衣服来。这儿还有个孩子。”

我们走了出去，德奥继续说：“他们数了数这里的尸体，总共大概有五万人。我想，他们大多都是在同一晚被杀害的。”

“同一晚？五万人？”

德奥又带我到了另一间房子：“你可以到里面看看头盖骨，这里好像只剩下头了，他们是被砍死的。”

我先走了进去，德奥跟在后面小声嘀咕着，说他闻道了血腥味儿。然后我听到德奥说：“我想我的照片拍够了，我有点恶心。”接着他就不说话了，我听到他咳嗽了几声，便已经明白，他在哭。

我听到德奥从屋里走了出去，我往外看时，他正低着头慢慢地往纪念馆那边走，我想最好让他自己一个人待一会儿。

我面前的桌子上整齐地排列着四排头盖骨，每排有十到十二具。这些头盖骨旁边则码放着两排像是大腿骨一样的遗骸，每排都有好几百根。西面山谷那边还有人在唱赞歌，但是在这间房子里，只有一片死一般的寂静，只是偶尔有几声我一时间辨不出来源的声响——咔嚓声、滴答声、沥沥声。其实这只是在正午毒辣太阳的照射下，铁皮屋顶受热移动而碰到了绑着它的那些东西的声音。我知道我听得出这声音，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就在那一刻，我却怎么也反应不过来。这间房子非常干净，那些骨头也都漂了白。我甚至闻到了牛奶的味道。我俯下身仔细观察桌子上的头盖骨，大部分表面都有裂痕，有的还残缺了很大的一块。德奥给我描述过，那时人们用的杀人工具就是大砍刀、步枪枪托、一头安着大钉子的木棍，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工具——也许还有石头——人们就拿着这些工具砸向另一个人的脑袋，砍他们的头，甚至在剁掉头后还一直用力地砸那个脑袋。

虽然我对这些心知肚明，但我还是觉得这里的气氛与作为德奥逃亡起点的木达胡医院给我的感觉相去甚远。那医院像是一场尚未终结的恐怖剧情，而这些白骨虽然更加形象，但是比起那医院里的残骸来说，便也并没有那么可怕、那样让人不安。在这儿，眼前摆放着的都是铁铮铮的证据，证明人类凶残、毫无控制的野蛮力量，而人类的理智则是可以对抗这些暴力的屏障。这个地方是人为设计好的，是座展览馆，这里的一切都被安排在预料之内的故事情节中。

面对这些皑皑白骨，我不知该作何反应。我本以为我将会感受到那段令整个穆莱姆比挥之不去的历史的恐怖，但是现在，我却不确定我是否感受到了什么，我的感情变得有些空白。一时间，有个声音在我脑子里回响，低沉地、虚伪地说：“现在是该哭的时候了。”我想了想，觉得眼泪掉了下来，然后便离开这个房间，出去找德奥。

纪念馆正式开门了，一群白人个个手里拿着相机，沿着小路往穆莱姆比学校的房子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