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山西临汾时，我一直在想，别再用连续性、未来会更好来安慰自己了，如果几代人的整个青春时代都处于文化沙漠中，我们就处于精神的黑暗时代，即使未来会转变，但那么多人已经成为牺牲品，这难道不令人悲哀吗？

十二　汉中印象

一阵雨过后，天空变得明澈，那辆现代汽车在山路上行驶，穿过了一个又一个隧道，窗外是清澈的山涧，河滩上布满了大小鹅卵石块，铁青色的岩石取代了黄土丘陵……

沿途中，我试着去观察风景，去区分植物，去辨认不同的岩石和土壤，去体会人们的喜怒……这是个艰巨的挑战，我几乎已经习惯失败。

我心情舒畅，因为终于要离开北方中国了，我正在穿越的秦岭是北方与南方的分界标志。南方气味在经过眉县的渭河桥时就已变得鲜明，我看到一家又一家的路边简陋饭店都以川菜示人，成都和重庆的力量陡然增强了，西安则被遗忘了，仿佛我不再身处陕西，而已进入四川。行政划分相较于自然划分和历史习惯，显得粗暴、不堪推敲，但权力总是可以战胜语言、山川、风俗习惯等这些屏障。

我开始觉得潮湿，这种印象在接下来的旅途中，越来越鲜明，以至于我怀疑多年后，我对于这次旅行的记忆将是潮湿的、飘着薄薄的细雨，而且总也停不下来。

旅行的节奏在汉中开始变得舒缓，我整个人松懈下来。在市区乘坐18层的观光电梯时，你看到了那些千篇一律的四角方方的五层楼房。清晨醒来，隔壁的潮皇酒楼门口那个穿着紫色旗袍的年轻女人正擦着玻璃，满身的慵懒从旗袍侧面的开叉溢出来，马路对面的性保健品商店的门口张贴着这一路上我看到的最有创意的春药名字——“阿根挺”。

在路边摊上，我听着两个少妇的闲聊，其中一位过分浓妆，却有着冯梦龙笔下小家碧玉式的姿色。“汉中女人好看，”一位西安朋友提醒我，“她们有点像陕北的女人，个子高、皮肤白。”

“为什么西安人都说汉中人小气？”我一边吃着辣椒炒蛋，一边若无其事地插话。我的胃口终于苏醒了，从黑龙江到陕北，我受够了那种粗糙、没味道的饮食，四川的辛辣终于到来了。这句话引发了那两个女人的激烈情绪，她们开始将之前西安人对她们使用的形容词，都送回了去：“西安人哪有汉中人豪爽，他们做事才小家子气呢！”

这座城市给我的印象是，女人比男人更有力量，不知道那“阿根挺”的销量如何。那天下午，载我前往勉县武侯祠的是个女司机，今年正好30岁。她前额的刘海修剪得过分整齐，像一把精巧的刷子，而后面则长长地飘下来，她的脸苍白平坦，五官小巧，这使她看上去就像放大的樱桃小丸子。她的牛仔短裤真是短，以至于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时，目光总是不由自主地被她白晃晃的双腿吸引，忽略了她作为整体的存在。

“汉中男人太懒了。”没想到我们谈话是从这句话正式开始的。一路上，我和当地人的攀谈没有任何创新，不外乎“本地人有什么特点啊”，“你对生活满意吗”……我们也总会谈到“一个月挣多少钱”。我很少碰到对自己收入满意的人，总是“太少，不够花的”。

眼前这位说话干脆的“樱桃小丸子”也是，她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对眼前生活的不满，对自己丈夫的嫌弃。“如果不是孩子，我早就离婚了。”她说这话时，这辆捷达车正驶在整齐地栽种着两排高大冷杉树的公路上，而路两旁则是浅绿色的稻田，绿得让人心旷神怡。“如果你春天来，更美，都是黄色的油菜花。”她说。

她对于结婚10年的丈夫的主要抱怨是，他赖在一家半死不活的国有企业里，每个月挣1000元，自己都不够花的，却不愿意到外面去闯一闯。她是个想得开的女人，喜欢在那家鹦鹉酒吧里喝啤酒，和朋友抽烟聊天，她喜欢北京、西安这样的大城市的生活，后者的麻辣小龙虾给她的印象深刻，“汉中就没这种做法”。她给老板固定开过车，嫌钱少又不自由，然后就自己买了这辆出租车，准备开上3年挣些钱，再把车一卖，或许能在西安开始做个小生意。她是个称职的投资者，不再开车载朋友了，即使会被他们讥笑“小气”，她还雇用了一个男员工，每月付他900元，专门开夜班——闲置的出租车该是多么浪费。在家里的姊妹三人中，她是最不安分的，总是向往着更刺激的生活，要穿名牌衣服，要下馆子吃饭，要去全世界旅游，她也是最自立的一个——除了自己谁也没法依赖。

夹在秦岭与巴山之间的汉中，的确仍旧散发着一股置身世外的气息。对于饱受大城市的节奏所折磨的人来说，它的悠闲散漫是如此迷人，而对于这位“樱桃小丸子”来说，它缺乏生气与活力。

速度正在致力打破这种状况，八百里秦川如今需要6个小时的车程，到了9月28日，则将缩短成三个半小时，西汉高速公路那时通车，“云横秦岭家何在”的感慨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远古景象。这也给“樱桃小丸子”带来了新的机会，她希望到时不用再在市内挣那5元一趟的活儿，被别人包车往返一趟西安、汉中，或许就可以收入1000元。

和她谈话的乐趣，超过了我对于勉县的游览。对诸葛亮的记忆主宰了这座小县城。我试着在西方传统中找到他的对应人物。他是那么机智，那么有操守，那么执著，却最终还是失败，充满了悲剧式的无力感。奥德修斯有他的机智，却比他更幸运，或者说更明智。中国人推崇诸葛亮，多少因为他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性。从刘备到阿斗，他不怀疑既有秩序，甘心成为摇摇欲坠的秩序的维持者。

我来到武侯祠时，成为最后一位游人，空空的院落里，皮鞋踏在石砖地面上的声音响亮而清晰，我喜欢上了那棵玉兰树，甚至开始试着欣赏结构对称的古建筑，还有四四方方的院子，散布着青苔的石板路引人遐想，我突然觉得自己被剥夺了那美妙的传承，恨不得能就地坐下，抚琴一首。对风景之爱，曾是中国文化中多么重要的一部分，站在小小的阁楼之上，穿过一片玉米田，看到了流淌的汉江水，一阵清风恰好迎面吹来，内心莫名其妙地充盈起来。

我对历史遥远和模糊的记忆在汉中被一点点唤醒。诸葛亮、马超、汉中王刘邦的拜将台、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地点，还有汉江。中国人的身份是从汉代开始的吧，因为汉江、汉朝、汉中，我们成为“汉人”。汉与唐，中国最强盛的两个王朝，是中国人内心无法去除的优越感的真正来源，即使背井离乡多少代，我们仍是汉人，建造的是“唐人街”。

十三　穿越蜀道

零星的雨水不知如何从窗口钻了进来，滴在我的左臂上，凉凉的。汽车的发动机声惊人，一刻不停，这个心急的司机超越了一辆又一辆卡车。从汉中前往绵阳的公路，穿越了一座又一座山峰，一座又一座桥梁。天色已晚，我看不见窗外那些高山与谷地。我在穿越蜀道，我提醒自己。两天前，我就是这样从西安穿越秦岭进入汉中的，而现在我从汉中穿越巴山前往绵阳，富饶、拥挤的四川北部。

夜晚8点时，滂沱大雨突至，雨打玻璃的声音，短促有力，而窗外一片漆黑，迎面到来的汽车的前灯会短暂地打破这黑暗，提醒我车依旧在开往目的地，而非仅仅是钻入了无尽的黑暗。我闻到了那种神秘气息，其中甚至带着某种杀气，如果在此埋下一支伏兵，谁能进入富饶的成都平原。

我觉得饥饿、疲倦、情绪低落，突然想到一切终究逝去，荣耀、爱情、雄心、友谊还有生命。这些问题在城市明亮的灯光中，很少被追问。我是慢慢意识到自己是个浅薄之人，对于终极意义缺乏热忱，生命对我来说像是一个又一个的临时解决方案，我从这一处跳到另一处，不相信它通向某个特定的终点。有时，我觉得自己与一只小动物无异，当一种欲望到来时，就迫不及待地满足它，就像这次旅行，厌倦了北京，就跑了出来，那冠冕堂皇的“腾冲—爱辉线的发现之旅”恰好是借口。

而现在，从汉中开始生出的懒散，如潮水般地扩散。到了绵阳，懒散变成了懈怠，而旅行则变得像是观光。涪江旁是一家又一家的茶馆，那些软软的藤椅、5元一杯的绿茶，一刻不停地引诱我。麻将声就像辣椒的味道一样四处可闻，它们都给平淡的生活增添味道，也抵御那连绵的阴雨。那家开元米线馆一早就被人群挤满了，店铺太小，十几张凳子不够坐，人们就端着那个大碗站在路边，我在碗里看到了颜色浓郁的红油汤，我之前尝了一口，被呛得喝下了半瓶矿泉水。但这些身形秀气的本地人则在清晨刚刚醒来时就喝下一大碗，就像它仅仅是一杯茶、一杯牛奶，或是一杯咖啡。被这碗红汤米线诱惑来此的人形形色色，我看到了睡眼惺忪、脸面浮肿的男人女人，像是刚刚从欢乐、放纵的夜生活中脱离出来；循规蹈矩的上班族，那位白衬衣、斜挎细带黑色皮包的胖胖的年轻人，他正尽力将碗端离身体远一点，然后探头去吃，期待他的白衬衫能逃过溅出来的油星。他的小心翼翼，不妨碍他吃米线的速度，筷子夹住滑腻的米线，灵巧地一卷，再上下掂两下，挥发了热气，然后再送入口中。我像是在观赏一场晨间的杂技表演，并叹为观止，他的衬衫的确一点儿也没脏。

我忽略了绵阳作为科技城的一面，从秦岭开始，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向三线战略转移的记忆就鲜明起来。那是冷战的高峰时刻，美国少年们都在熟悉如何应对核爆炸，而前苏联人在古巴建立军事基地，中国人则做好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和美国与前苏联共同作战。我们把兵工厂、钢铁厂、电子厂，这些战略意义上的工业搬进了西部的沙漠、大山，这样即使丢失了整个东南沿海，战争依旧可以继续。在与日本作战的年代，中国政府不是由南京退避到重庆了吗？中国足够大，我们总有路可撤，谁也难以全部征服。

“三轮！三轮！”我喜欢听李仲贤在街道上这样的喊叫。那是浓重的四川腔，音调高得出奇，仿佛不是从他瘦小的躯体里发出的。雅安正下着雨，已经持续了一整夜。昨夜我到来时，一下就迷上了它。我还不知道这城市的布局，不知那条横穿市区的河流叫青衣江，只看到远处若隐若现的墨绿色山峰，昏黄色路灯下湿漉漉的水泥路，就做出感情上的判断。

这座名字秀美的城市位于四川成都的西南方向，大约130公里的距离，距离上一站绵阳需要4个小时的车程。它是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的过渡区，著名的茶马古道川藏线的起点。由马匹、茶叶交易筑就的商业古道，也同样传播了文化、政治、宗教与爱情……

李仲贤熟知这些历史，55岁的他是当地地方志的编纂者。旅行中，我最喜欢碰到他这样的人，他们对自己生长的土地充满热忱，熟知它的种种典故，而且愿意与所有人分享。他带着我去青衣江畔喝茶，叫来他的朋友，其中一位是本地作家廖念钥，在过去10年中，他写了8本，试图将雅安的历史命运串连起来。屋外的雨水越来越大，青衣江水算得上奔腾向前，裹挟着山上那黄得发红的泥沙，气势倒是让山西境内的黄河黯然失色。

茶馆内只我们一桌客人，屋顶有点漏水，洗手间入口处一个水盆正滴滴答答地接着漏下的雨水，那个34寸的彩色电视机播放着一部三流香港枪战片。我倾听着这群本地知识精英的谈话，间或***一两个问题。他们的四川口音浓重，我经常对此一知半解。自从离开东北之后，方言的发音就困扰着我，明明都是一样的文字，我却大半都听不懂，语言中蕴涵着多么强烈的权力啊，凭什么北京人可以让那么远的地方像自己一样讲话。

廖念钥的普通话比李仲贤好得多，他会有意识地照顾我，不过谈兴浓烈时，他们又会不由自主地开始讲本地话。谈话的内容五花八门，我喜欢听他们说起民国年间的传奇，刘文辉、刘文彩和刘湘的故事，他们同属一个大家族，却又彼此争斗。这些故事经常让我想起《死水微澜》的气氛，新旧军阀、袍哥、教会争夺权力，但这些刀光剑影、枪炮火光却又立刻被麻婆豆腐、甜甜的井水、女人的胭脂发髻、小孩子的啼哭声掩盖住了，成都平原太安逸了，暴力和愤怒都被溶解了。

“我的父亲那一代真的不同。”李仲贤说。他的父亲毕业于南京大学，1948年时来到偏僻的西康省[2]，成为一名法官，他拥有那一代中国人的温文尔雅，他就是“那种读书人，即使老百姓把唾液吐到他们的脸上，他们也会保持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