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秋天，20岁的刘香成成为纽约hunercollege的一名新生。比起生活了10年的香港，纽约是个更大、更自由的世界。身处美国，他的中国人意识增强了，而且获得了另一种观察角度。他定期出版的《中国新闻》，它们是由一群耶稣会的神父们收集整理的，这些葡萄牙人在香港、澳门收听中国的广播，而且能够听懂毛泽东的湖南话，他们把毛泽东、林彪的讲话翻译成英文。他读不懂中国古文，就依靠美国的汉学家来深入了解中国的传统、政治结构与社会心理。

但改变刘香成命运轨迹的不是政治哲学，而是他的一门选修课。他在摄影课上的主要内容是在纽约街头随意抓拍路人，由这些摄影习作制作成的简易摄影集，意外地吸引了焦恩·迈利的注意。这个阿尔巴尼亚人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摄影师之一，他与毕加索合作的“光笔”系列，改变了人们对于观看的态度。鼻梁上架着粗黑框眼镜的焦恩·迈利建议这个中国小伙子来他工作的《生活》杂志做实习生。

刘香成第一份工作的最初9个月是这样度过的。白天，他为72岁的焦恩·迈利整理资料，傍晚五六点时，他们坐在一起，老人家拿来一瓶威士忌，切一块香蕉和苹果，咬苹果喝威士忌。这时候，焦恩·迈利开始指着墙上贴的从报纸剪下的各种图片，告诉这个年轻人，这张为什么好，那张为什么不好，解读事件要比抓住事件更重要。有时，他还把老朋友亨利·布列松的照片拿出来品评。

“整整9个月里，他从来没有谈过技术问题，”刘香成说，“但结束时，他对我说，你应该去中国了。”劝他回中国的不止一位，还包括一位时代公司的高级主管。他让刘香成在公司图书馆里收藏的所有关于中国的照片，其中最令人难忘的一部分来自布列松。

刘香成想回中国，像当年的布列松一样记录这个古老国家的变化，但在此之前，他还想去欧洲游荡，他才25岁，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他前往西班牙，著名的独裁者弗朗哥刚去世一周年，在他镜头里戴红帽子的是弗朗哥的支持者，他们与改革派在街头追来打去。他还认识了社会党领袖阿道弗·苏亚雷斯·冈萨雷斯，后者是位34岁的年轻人，他带着刘香成等一班海外记者一起喝咖啡，与他们谈社会主义，几个月后，他当选为首相，开启了西班牙的民主年代。

刘香成接着前往葡萄牙，跟随着葡萄牙共产党竞选的旅程。“葡萄牙的共产党开着拖拉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然后就露天烧烤，煮猪肉、做三明治什么的，”这情景让刘香成大感意外和有趣，“这跟中国的共产党很不一样。”接着，他又去了法国，他申请临时记者证去拍摄刚刚当选的新总理。当他从总理府走出时，看到巴黎街头报亭里所有报纸的头版都是毛泽东的大幅相片，毛泽东逝世了，他意识到中国历史的又一个转折时刻，他要回到中国。

他上一次回中国还是1969年，那时他高中毕业，去广州看姐姐。他住在全广州最好的华侨饭店，房间正对着珠江，在“文革”中武斗最严重的时刻，一些被捆起来的尸体沿珠江而下，漂到香港的海边，震惊了当时的香港人。

他对1969年的中国的记忆是荒诞且压抑的。他在一家理发店时，那位给他理发的老头突然对他说：“站起来！”他回问：“站起来干什么？理发不是要坐着理的吗？”老人家语气肯定：“站起来，跟着我读。”然后他转身，让刘香成跟着他读毛泽东语录。他也记得去餐馆时，总有很多人排队，服务员来到桌旁，就把一大把筷子扔给你，让人备感压抑。

这一次，刘香成感觉到空气中的微妙变化。就像两年前在纽约一样，他把镜头对准了广州的普通面孔。他在珠江岸边看到人们打太极拳、看报纸。“他们的神态和1969年的中国不同了，他们的身体语言表明他们放松了，阶级仇恨减弱了，他们把包袱放下来了。”刘香成回忆，“我意识到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我想要报道毛泽东以后的中国。”

四

我手中这本《毛之后的中国》是1997年印刷出版的，是1983年首版以来的第4版，它16开大小，只有105页，收录了刘香成1976～1981年间在中国所拍摄的96张照片。

这本薄薄的书，不仅是刘香成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高峰，也有着更为广泛的历史意义，理查德·伯恩斯坦在1997年的评论或许并不为过。“当刘香成的中国摄影集13年前第一次出版时，”这位《时代周刊》当时的驻北京记者写道，“熟悉中国那段深刻转型的人立刻意识到，这是对共产党在1949年执政以来，关于这个国家最真实也最深刻的照片呈现。”

当刘香成在1960年结束了他对红领巾的焦虑时，中国已决意将自己像铁桶一样封闭起来。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全世界对于毛泽东进行的实验着迷不已。

但一直到1979年中国正式接纳西方新闻社派驻的记者之前，关于中国的描述都是零星的。而且，这些涌到中国的观察者们经常被眼前的情景弄得失去头绪，这个被一致样式、颜色服装包裹的国家，人们表情漠然，公共场合到处都是空洞的政治标语，在外来者的镜头或是笔下，它们可能被轻易贴上标签、被归类。而掩藏在表面下的更真实、情感涌动的世界却被遮蔽了。

但刘香成却真切地感受到了。事实上，他的潜意识一直在为这一时刻作准备。

“从福州戴着红领巾离开时就开始准备了。”他说。当他1976年来到广州时，计划更明确了：“我非常兴奋，我要拍毛泽东以后的中国。”

毛泽东去世时，他只能在珠江边徘徊，1978年年底他作为《时代周刊》首任驻京摄影师，可以到全中国拍摄了。他儿时的情感体验，他通过汉学家的著作进行的知识积累，他与焦恩·迈利那些似懂非懂的交流，他在美国与欧洲的游荡经历，如今似乎找到了一个汇聚点，更重要的是，他还拥有年轻艺术家的敏感，他能洞察到细微的变化之下，这个社会正在发生的戏剧性变化。

他看到，这个国家正从阴影中走出来，开始学习或者重温很多事物，他们大口地呼吸，跳不是忠字步的舞蹈，把头发烫成弯曲的形状，练习在公开场合接吻，滑旱冰取乐，创办私人的企业，对着奇怪的广告牌出神……那是一个社会的上升时期，或许色彩仍旧是灰暗的，物质仍是匮乏的，但是空气里却飘荡着希望，像是一个漫长冬日后的初春。

刘香成似乎比任何人都更有优势把握这些变化。他有局内人的体验，却又有着局外人的敏感。刘香成在各个地区旅行，好奇地打量着一切。帝奇亚诺·坦尚尼是当时《明镜》周刊的记者，在他记忆中，刘香成经常开着那辆有拖斗的军绿色摩托车，不知道他是怎样搞到这军人和警察专用车子的，因此他不用像其他外国记者一样必须坐外交部指派的车辆。

他那一贯的幸运也从未离开他，他30岁生日时，侯宝林送来自己的字，黄永玉教他怎么吃大闸蟹，怎么欣赏俄罗斯曲，当白桦因为那句“我爱我的祖国，但我的祖国爱我吗”而成为舆论的中心时，他就直接去他家里拍他。“觉得很幸运，他们把我当成个小弟弟，”他回忆说，“我也觉得这个职业非常美好，我要去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对于一个新闻记者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自由。”

五

《毛之后的中国》改变了很多人的观看方式，就像布列松镜头中的20世纪40年代末的中国一样，它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定格。我相信，很多中国年青一代摄影师，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曾受益于不到30岁的刘香成的视角。这些照片中，有冲突，有隐喻，有疏离感，也有技巧，但其中始终有一种动人的情绪，对于这一点，帝奇亚诺·坦尚尼的评论再准确不过了：“对那时的刘来说，中国不仅是要去发现的真相，而且是有待弄清的爱恋关系。”

刘香成还在继续长大，他还是那个精干的小个子，头发比别的年轻人白得更早，他从《时代周刊》跳到了美联社。中国继续开放，社会的脚步走走停停、开开合合，他继续捕捉中国的面孔与情绪。但是，他的身份意识从未减弱，不断地自我证明是他减缓焦虑的方式。他要离开中国，因为“别人会把我在中国的成就打折扣，因为我是中国人”。美联社的分社遍布全球，他有足够的选择。

他先是前往洛杉矶，这是个引人羡慕的职位。他在海滩旁有自己的住房，开一辆敞篷车，随身携带刚刚出现的第一代移动电话，每天有大把时间带着新婚的法国妻子晒太阳。这种生活悠闲，却也令人厌倦。“我身上有湖南人的较劲。”他后来说，尽管他从不会讲湖南话。之后，他决定要去印度。

1985年年初的新德里刺激却混乱，甘地夫人刚刚遇刺，这个古老的文明国度在现代世界里步履维艰。在印度他发现，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问题是经济问题，人们对宗教的虔诚态度也与物质匮乏密切相关。

在新德里的刘香成还同时要负责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的新闻内容报道，有时，他还要前往阿富汗，一个即将解体的前苏联正在进行其最后一场战争。为了获得签证，他陪着前苏联驻新德里大使馆的克格勃人员喝了6个月的威士忌。在阿富汗的战场，他被人用枪指着脑袋，看着四处充斥的苏制的坦克、大炮。

前苏联撤军后，他还目睹了令他瞠目结舌的内战，那些吸食完毒品的阿富汗战士跟着坦克从山坡上冲下来，流露出兴奋无比的神情。他和另一位摄影师就在距离战场不过100米的一个有篱笆的小房子里，不停地拍，沉浸在同样的兴奋里。回来冲洗照片时，他才觉得后背发凉，“他们手持的那个火箭筒，如果稍微弯两步，我就会被轰掉”。

4年后，他再次准备离开，因为“我证明了我在哪里都能做好工作，不仅是在中国”。他前往韩国，那正是汉城奥运会期间，也是民主运动的高潮时期，学生与警察的冲突愈演愈烈，催泪弹的味道四处弥漫。“我每天的差事就是吃完午饭戴上一个防毒面具，出门转。”后来，他对防毒面具特别地敏感，而且他的防毒面具的那块玻璃同时是块眼镜片，这样近视的他可以拍照。

汉城之后，又是莫斯科，在这里，40岁的刘香成迎来了他职业生涯里的另一个高峰体验。他意外地、作为唯一的在场记者，拍摄到了戈尔巴乔夫告别演说时的照片。他记得走出克里姆林宫时的壮观场景，等在外面的大批记者们看到他突然跑出后，几百个人开始叫喊“fuckyou”，他们知道这个人获得了独家新闻。第二天，照片登上了全世界主要报纸的头版。“我知道了，fuckyou就意味着独家新闻。”即使今日，刘香成对那晚的奇特场景仍记忆犹新。也是在这一年，刘香成和他在莫斯科的同事们，获得了普利策现场新闻图片报道奖，他的另一部摄影集《苏联：一个帝国的崩溃》也在这一年出版。

六

刘香成给我最初的印象，除了他的银白头发，还有他的漫不经心，甚至有点倨傲。2000年时，他作为跨国媒体公司管理者的身份已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他还是北京社交界的一位名人，在时尚杂志的社交栏的照片中，我有时会看见他穿着红色的唐装，右手端着香槟酒杯，笑意盈盈。在一些记者招待会上，我看到他陪在鲁伯特·默多克或是他的儿子杰智·默多克左右。

那时，我24岁，刚刚大学毕业，满脑子美国式新闻业的光荣与梦想。刘香成是我眼中最接近这一传统的中国人。大概6年后，我第一次前往他家。那个下午，我们坐在院子当中喝茶，两棵石榴树正在旺盛生长，准备孕育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