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冤案要是做成了，天下人怎么看他张居正呢？朝廷上下又怎么议论他张居正呢？他的改革计划又该如何实施呢？

这其中的关键连游七都看出来了，更不用说张居正了。

张居正立即吩咐备轿，他要去大内去参见皇上和李太后。到了乾清宫，经人通报，张居正进去一看，李太后正在那儿抹眼泪呢？一个劲儿地埋怨：“你个姓高的怎么这么狠心，先皇待你那么好，可先皇一死就欺负我们孤儿寡母的，现在人走都走了，还不放过我们。”

小万历在旁边扯着李太后的袖子劝妈妈，而冯保则一脸得意地站在旁边。

张居正一看就明白了，冯保这挑拨离间的功夫是下够了，看来他存心要借王大臣的案子整一场冤狱了。

张居正没搭理冯保，他先向小万历和李太后参拜。李太后看张居正来了，立马也不哭了，感觉有主心骨了嘛，所以她就问：“先生知道了吧，这高拱太欺负人了。先生看这事应该怎么办？”

万历和李太后都瞅着张居正，冯保也瞅着张居正，心的话，你说别牵连戚继光，我就按你的意思办了，现在你也总该按我的意思办吧。

哪知道张居正正眼儿都没看他一眼，向李太后说：“太后息怒，我听说这个王大臣初供戚继光主使，现在又供高拱主使，前言不搭后语，朝三暮四，所以所言恐怕不足为信。”

李太后一听这话，转头就看冯保，问“有这事儿吗？”

李太后多精明的人啊，冯保也不敢说没有啊，所以只好说：“确如张阁老所言。”

你看张居正多聪明，我们说戚继光是他的人，他怎么着也不能透露出这事儿跟戚继光还有关联啊，冯保死也想不到他会这么说。但张居正突然这么说，还就显得这事儿他秉公判断，不藏私心。况且这样一说，就显得王大臣现有的供词是不足为信的了。

李太后看来是听张居正的话的，她紧接着就问：“那依先生的意思，这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

张居正也不敢贸然说这事儿背后就没有主谋，所以他很聪明的提出了一个公事公办的办法。他说现在这事儿已经引起朝廷内外的注意了，若不能查清真相，恐怕会造成恶劣的影响。所以最好由东厂和都察院、刑部、大理寺这些三法司一起会审。这样审出来的结果就能服众了，真相也能水落石出。

李太后当然听张居正的话。冯保也没多大的脾气，因为张居正也让他主管的东厂参加了主审，所以他当时也没说什么。心想，既然再审，我还是主审官啊，反正我一定会借这个机会把高拱给整死的。想想高拱气势汹汹要搞定他还不过就是几个月前的事儿，他心里这个恨就压不下去。

苦心

从宫里回来后，张居正赶快物色了两个资格老、人又忠厚的王侯，打算让他们和冯保以及三法司的官员一起审这个案子，这样也好制衡冯保。可正忙着的时候，有两个他最敬重的官员来拜访他了。

谁呢？

一个是吏部尚书杨博，一个是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

这两个人一个六部的最高长官，一个是监察系统的最高长官，都是在高拱下台后帮张居正稳定政局的老臣。所以张居正对他俩是相当敬重的。

把这二位迎进来，厅堂落座之后。二人直奔主题就说上了王大臣的案子，原来冯保要借王大臣案整高拱的事儿已经满城皆知了。两个人开始拐弯抹角地说，后来索性直来直去的说，意思就是你张居正现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得饶人处且饶人，不能帮冯保做这样缺德的事儿。

张居正越听脸越沉，《明史》上反复说他是“沉毅渊重”，那就是说他的性格是非常沉稳的，别人说话他一般都是很深沉地在那儿听，轻易不打断别人。现在听这两位老臣都误解了自己，以为是他张居正和冯保合着伙要陷害高拱，更不要说满朝文武是怎么想的了。

杨博和葛守礼喋喋不休说了半天，才发现张居正一句也没搭话，但脸色已经沉得像一潭秋水了，两人这才反应过来，一齐愣住不敢说了。只见张居正沉默了半晌，突然暴发了出来。他猛地站起来，袍袖一拂，桌边的茶碗啪地摔在地上，摔了个粉碎。只见张居正眼含热泪，满脸激愤地说：“居正一心为国，只知鞠躬尽瘁，唯愿死而后已。不料一片苦心，连我素来敬重的二位大人都不能体谅！罢了，罢了！”

张居正仰天一叹，长袖一拂，说了声“送客”，转身进了内堂。只把杨博和葛守礼两个人面面相觑地晾在了当场。

气愤归气愤，工作还得照作啊。事后，张居正又亲自去做冯保的工作。可冯保还是不干，一定要借此置高拱于死地。临上堂了还让手下人去牢里跟王大臣窜供，让他一定要咬定是高拱主使他来刺杀皇上的。

张居正没办法了，他又不能跟冯保扯破脸闹翻，但他也不能让冯保把这冤狱做成，这样不只是高拱要倒霉，他也会被人骂死的。人心要是散了，队伍还怎么带呢？这个计划好的万历新政还怎么施行呢？

到最后关头了，说这里又体现出了张居正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的风范。

他让手下在王大臣上堂之前，给他灌了杯生漆酒，这个生漆酒等于是哑药，王大臣上了堂刚准备按冯保吩咐的照本宣科，却一下子吚吚哑哑地说不出话来了。

张居正又让主审官员按事先准备好的话来问，王大臣不是说不出话来吗？说不出来就等于默认。所以最后就按偶然事件定了案。

冯保在堂上也只有干瞪眼，他也不能因为这事儿就跟张居正彻底闹翻啊。

远在几千里之外的高拱并不知道，他全家老小的性命在这转瞬之间已经在别人的手掌心里转了好几个弯了。可是据说后来高拱知道了这事儿之后，丝毫没有感谢张居正的意思，只是认为他是在做戏！

这就叫孤独者的落寞，像张居正这样的孤独者，他要做的事儿，当时没有人能理解他，那个时代也不理解他，甚至他身后数百年的历史也不能完全理解他。

但没有这份面对孤独的勇气，又怎能成为真正的英雄呢？

只有真正的英雄，才是真正的孤独者！

铁三角

关于王大臣事件，《明史》、《国榷》等史书以及明人的一些笔记作品，基本上都列举各种各样的说法，认为张居正先开始与冯保勾结要一起陷害高拱，后来迫于舆论，才收手阻止冯保。

关于这一点，就和在扳倒高拱的斗争中说张居正与冯保勾结一样，这种观点和思路那是一脉相承的。

我们对于他们前面的“勾结”说已经详细辨析过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在这儿再次辨析这些典籍的主观臆断之处。反正《明通鉴》在总结王大臣事件时说，这事儿之后“举朝皆恶保”（《明通鉴》卷六六，万历元年六月），就是说大家因为这起王大臣事件都很讨厌冯保，并没有说“举朝皆恶保与居正”。要是张居正在这件事里既做了主谋又做了两面派，为什么“举朝皆恶”的时候单漏掉他呢？

张居正最关心的既不这起王大臣事件，也不是时人信口雌黄的评论，他最关心的是他的改革大局。而王大臣事件，让着眼全局的张居正对冯保的认识又更深了一大步。这种认识，主要在三个方面。

第一，这个冯保代表着内廷的政治势力，随时能对政局产生影响与冲击。控制不好这一派的政治力量，完全可能会对即将开展的万历新政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对张居正而言，若能控制得当，也就是和冯保结盟的话，则能合则两利；要是控制不好，也就是跟冯保斗起来，则可能分则两败，于万历新政则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所以，张居正此后的定下的一个方略就是——拉拢冯保。

第二，拉拢冯保并不是允许他可以胡作非为，拉打结合才是对付冯保这个人最好的工作方法。

我们前面分析过，冯保这人喜欢挑事，但政治眼光却高不到哪儿去。有一次他代表皇室去郊外祭陵，居然“传呼直入，北面拈香”（《明史卷二一0邹应龙传》），就是忘乎所以，走皇帝走的道，行皇帝才能行的礼仪。当时就有很多人弹劾他。他老是在这种小事上耀武扬威地出纰漏，说明他也确实没有多深的政治眼光。

张居正正是看透了他这一点，在像王大臣案这种影响朝政的事件上坚决要打击他的势头，而平常则捧着他、劝着他。

后来张居正的儿子张懋修整理张居正的文集，读到张居正当年很多写给冯保的信的时候就说：“今观其于豫藏文，惓惓勉以令名，固非阿私贿结者。”（《张太岳集序》）就是说张居正非常注重劝导冯保要保持一个好名声，太监也不乏美名留于史册的人，连太史公司马迁后来出狱后也做了中书令，这在汉武帝的时候就相当于明代司礼监掌印太监的位置。你冯保这么有才，这么有本事，为啥就不能做个好太监呢？太监也是人啊，是人，就应该留点好名声、留点正气在这个人世间。

这也可以看出来，张居正对于太监的认识也是很人性的。

因为张居正的既打又拉，冯保并没有因为王大臣事件跟张居正闹分裂，事后两个人在政治利益上还是紧密合作的。因为两个人的合作，再加上李太后对张居正的信任，万历初年的政局很快就稳定了下来。

张居正、李太后、冯保，也被称为是万历初年，政坛上的“铁三角”。

要知道，在几何图形里，三角形是最稳固的。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张居正对冯保既拉又打的底线是不能让他干预朝政。

张居正的想法是，你在内廷怎么嚣张我不管，哪怕你搞些贪污腐化我也睁只眼闭只眼，但你冯保想要干预外廷，也就是国家公务、朝政大事，那是绝对不行的。

对于张居正这条底线，冯保也是很清楚的。所以作为“铁三角”的一角，从万历新政的整个过程来看，他还是比较老实的。

也正因为冯保的老实与合作，张居正才真正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地施展出他治国的雄才大略。

所以他虽然跟一个太监结成了政治同盟，对于这一点，张居正一生都认为这是值得的，而且他后来还曾自得地说过：“仆虽不肖，而入养君德，出理庶务，咸独秉虚公以运之，中贵人无敢有一毫阻挠。”（《张太岳集书牍六与南台长言中贵人不干外政》）这里的中贵人就是指以冯保为首的太监，就是说我主国政期间，明代积弊日久的宦官之祸从来没有发生过，不要说对于朝政“中贵人无敢有一毫阻挠”了，甚至还“中贵人无敢以一毫干预”（同上），连干预都没有过，更不用提阻挠和破坏了。

能有这样的成果，说明张居正这个“铁三角”的布局那是相当地成功了。

当然，有了稳固的“铁三角”，并不是说一切就大功告成了。改革要一步一步地走，工作要一步一步地做，要想推行万历新政，张居正遇到的第一个大难题就是官僚队伍的问题，通俗点说，就是人事的问题。

我们常说，人很简单，事也很简单，可人事就不简单了。

面对历来让人头痛的人事问题，张居正又会如何开刀呢？

请看下集：《治国用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