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习惯，就是不太相信自己。

这个不相信自己并不是不自信，而是不相信自己的记忆力。

但凡有个什么事要做，或者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我都不敢把它们完全交给自己的脑子，而是非要把它们写下来不可。所以我身边一直有这样一个本子，上面写着所有马上和即将要做的事，大到几月几号要给学生开一场讲座，小到下班回家按老婆交待要到超市买瓶酱油，我都会把它们记下来，再照着本子上记的事情和日程逐条去做、去完成。

这样的本子我用过很多个了，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考成簿”。

有人会笑我，说你看上去也没那么老啊，怎么记忆力就变得那么差了？买个酱油这种事儿还非得写下来，难道这你都记不住吗？

您还别说，我这人的缺点还就是容易忘事儿，但这并不是我要用这个考成薄的主要原因。

我之所以这么多年来喜欢用考成簿来记事儿，是因为这是我向一位古人学习的一个绝招。这一招用过之后，我发现，这样做对我的生活确实产生了很积极的影响与改变。

这个传授我这一绝招的古人是谁呢？

他就是明代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被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称为是明朝历史上唯一一位政治家的张居正。

有人会说我这是故弄玄虚，说什么张居正传授，那本子还叫什么“考成簿”，其实不过就是记事簿呗，这种方法我们老早就在用了。

这说的也倒不假，其实我这个考成簿，它本质上也算是个记事簿，但运用记事簿这一方法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它的源头倒确实起自于张居正。

这就要说到我为什么把那个记事的本子叫作“考成薄”而不叫“记事簿”了，那是因为这个颇具创意的工作方法，在张居正创立它的时候，它的原名叫“考成法”。

当然，张居正创造的这个“考成法”，说起来就不是记事簿这么简单了。

那么，这个“考成法”到底不简单在哪些地方呢？

难题

说起考成法，就要说到张居正要推行万历新政时首先要面临的两大难题了。

第一个问题：官僚主义。

虽然官僚主义是个外来词，但这种不敬业、不专业、不负责任、扯皮推诿、人浮于事、事因人败的工作作风在我们中国的官场上，从古到今，倒是颇为盛行的。我记得《毛主席语录》里就有过一条，叫“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毛主席之所以谆谆教导，那就说明官僚主义现象在我们的政府部门里也已经是个问题了。

事实上，历朝历代，不论什么时候，要想做出点成就，第一个要面对的难题往往就是官场上官僚主义盛行的问题。

我们一般理解的官僚主义主要是扯皮推诿、人浮于事，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这些官僚之所以不负责任、人浮于事，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他们干不了事。明代有首童谣，讽刺官场上的官员说：

“儒生曳白，无如国子监……天文固陋，无如钦天监；音乐舛谬，无如太常寺……书之恶劣，画之芜秽，无如制诰两房、文华、武英两殿。”（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二明官场弊事》）

翻译成白话就是：考试交白卷的，总是出身于最高学府国子监的；最不懂天文的，刚好都进了天文台；五音不全的，正主持着国家乐府机构；写字难看、画画像鬼的，莫过于文华殿上的大学士们！

明代的野史里还记载过这样一个司法笑话。说有一个人夏天的时候住店，第二天早晨走的时候偷了店家的一张席子。被店主人发现了，就扭送到衙门里了。结果县官要判偷席子的这位死刑。旁边师爷一听傻眼了，说偷张席子判死刑，这恐怕没有法理依据吧？

哪知道这位县官一摇头，说怎么没有司法依据啊，孔圣人不就说过“早闻盗席，死可以”吗？

师爷一听啼笑皆非，心的话人家孔子说的是“朝闻道，夕死可以”，那意思是早晨听到了人生的至理名言，理解了人生真谛，哪怕晚上就死去那也没有遗憾了。结果这位白字先生不会断句，以为是听到有人“盗席”，那这盗席的人也就“死可以”了。堂堂一个县官就这么不学无术，窥一斑可知全豹，整个官场什么样也就可想而知了。（事见《笑海丛珠·官引法书》）

当然，这也可能只是一个笑话，但也很能说明问题。可问题是这些不学无术、又不负责任的官僚为什么能充斥官场呢？

从根本上说，还是官场给官僚主义提供了这样一个氛围。在官场上，正派斗不过帮派，水平斗不过酒瓶，成绩斗不过关系，干部能上不能下，大家拉帮结派，机构随之臃肿膨胀。风气一旦形成，想改变，那真是千难万难。

所以国家就像一个人，“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官僚系统人浮于事、事因人败，那就是国家机器不能高效运转的症结所在。于是张居正开出了一剂“舒筋活血、打通经络”的药方，这就是鼎鼎有名的“考成法”。

第二个问题：变法观念。

我们知道，万历新政本质上是一场改革变法运动。跟历史上所有的改革变法运动一样，它首先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让因循守旧的官场与百姓接受变革的新观念。

当年王安石变法，遇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官场上下对他变法运动的自觉抵制。

为什么会抵制呢？

历史书上当然都说是他的变法触动了以司马光这些人为代表的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但我们要知道，司马光在王安石变法里虽然是个“反对派”，但他不是“反动派”啊！他也不是什么坏人啊！他也是个一心为国的忠臣啊，他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出发点也是为了国家的前途考虑，只是他考虑出的治国方略跟王安石不同罢了。他怎么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来阻挠王安石变法的呢？

从阶级论的角度来简单的下一个总结那当然是容易的，但就当时的具体情况而言，实情情况远比一句“变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利益”要复杂得多。

实际上，当时一个很突出的矛盾是集中在新旧之争上的，也就是新法变革与祖宗成法之间的矛盾与取舍问题。

在中国文化里，“祖宗”这两个字的文化意义那可不一般。

汉字讲究象形会意，承载着巨大的文化信息，这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我个人一直认为，所谓的薪火相传，“火”就是一个民族的文明与文化，而这个“薪”，对于我们汉文化来说，那就是汉字。可以说，没有汉字，就没有华夏文明；没有汉字，作为四大远古文明中唯一尚存的华夏文明就不可能延续至今。

汉字有“六书”之说，就是指汉字造字的六种方法，这其中象形、指事、会意，还有形声，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我们常说一个词叫“望文生义”，生活里大多是把它当贬义词来用的，但从客观的角度看，汉字里至少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字是可以通过“望文”便生出“义”来的。

比如说“祖宗”这两个字。“祖”从“示”字旁，这个“示”最早指代的是祭祀的意思，“且”是牌位的象形，所以“祖”就是祭祀部落神或祖先。“宗”也是这样，宝盖头底下是个“示”，就是“祖”字的偏旁，当然也是祭祀的意思。而这个宝盖头，我们知道是指房子，但在殷商时期，也就是甲骨文时期，这个房子主要功能并不只是给人居住的，它首要的功能是指祭祀祖先或神灵的地方，所以当时有一种主要的祭祀形式就叫“家祭”，陆游不是有句诗嘛——“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所以“家”这个字的下面才是一头猪，“豕”指的是野猪，是当时的主要祭品之一。很多人都不明白“家”里为什么不是男人女人，而是一头猪，道理就在这里。

这样看，“祖宗”两个字代表的就是远古以来的祭祀文化。

要知道，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有一种观点就认为，不论哪一个民族的文明，也不论何种文明形式，大多都是从祭祀文化发展来的。华夏文明尤其是这样，所以对“祖宗”尤其要放在顶礼膜拜的至高地位。所以忘本的人我们就骂他“数典忘祖”，而中国古代最权威的一本字典《说文解字》里也说：“宗，尊祖庙也。”一个“尊”字就可以看出“祖宗”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至高无上的地位了。

我们扯了这么一大段文字学与文化学的闲篇，是为了要说明祖宗以及祖宗定下来的规矩在古代文人脑海中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变法就是要革新，要革新就毫无疑问要与祖宗定下的规矩、也就是“祖宗成法”相抵触，这在中国这种传统文化环境里就显得尤其困难了。这大概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不论哪朝哪代，变法尤其困难的一个关键。

王安石面对这个难题，他怎么办的呢？

他喊了一句惊天动地的口号。他说：“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宋史王安石传》）

这个“三不足”论在当时那真可谓是惊天动地了，尤其是这句“祖宗之法不足守”使得王安石在当时就成为了众矢之的。

毫无疑问，我们要是从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观来看，王安石的这句话无疑是真知灼见。但问题是当时的人并没有我们这种高级而科学的历史发展观啊！所以王安石口号喊完，自己爽口爽心了，但变法的阻力就更大了。

连司马光、苏东坡这些当时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都极力反对他。这些人哪一个是坏人呢？这些人哪一个不是殚精竭虑、为国为民呢？这些人哪一个不是有着绝大而超人的智慧呢？

但由于根本观念上的抵触，整个社会的精英互相成为了仇敌，大家由争论到争执，由争执到争吵，由争吵最终发展到争斗，所谓精英们的政治智慧最后都在无聊的争斗中彻底消耗掉了。

所以后来的历代封建王朝都认为，宋代不是没有杰出的人才，但宋代之所以一直积弱以至于灭亡，根源都是王安石这场内耗式的变法争斗上。

张居正在这一点上就非常聪明，他也要变法，但他不想喊个口号，说“我要变法了”，从而引来这些无聊的内耗式的争斗。况且，他深知中国文人政治的特点，这些文官们就喜欢咬文嚼字，为了吵架，死都不怕。你要变“祖宗之法”，给他个话柄，他能发挥愚公移山的精神，跟你争上几百年——自己死了，“子子孙孙，无究尽也”，反正得跟你争下去。张居正哪有工夫扯这些闲话？可他又确实是在变法，那他又该怎么绕过这个变法的观念性争执的问题呢？

这就要说到我们这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的成效了，回想一下，我觉得当初那句“摸着石头过河”、“不讨论姓社、姓资的问题”的断语真是太有远见，甚至是太伟大了。正是少了观念之争，实践才真正成了检验改革真理的唯一标准。

回头看，张居正变法的成功起点也在这里。他不仅通过“京察”来裁减言官，封了这些好议论的家伙的嘴；还想了一个绝招，一下就堵住了所有反对变法的那些文官的嘴。

什么绝招呢？

就是这个“考成法”。

考成

说起来这个“考成法”是张居正的创新，但他自己却不承认。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这是引经据典想出来的办法。

在实施万历新政之初，张居正有一篇著名的上疏，叫《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张太岳集奏疏三》），这名字有点长，意思就是请皇上颁布实行考成法的上疏。

在这篇上疏里，张居正首先表露了要进行官僚体制改革的决心，认为这才是解决所有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危机的关键所在。但他话锋一转，却说起了本朝太祖皇帝朱元璋。说我这个看法其实太祖皇帝早有远见卓识地分析过了，并提出过相应的解决办法。我因此去查了《大明会典》，发现太祖皇帝亲自定下过这样的行政工作规则：

“凡各衙门题奏过本状，俱附写文簿，后五日，各衙门具发落日期，赴科注销，过期稽缓者，参奏。”

又说：

“凡在外司、府衙门，每年将完销过两京六科行移勘合，填写底簿，送各科收贮，以备查考，钦此。”

《大明会典》是大明朝最权威的法律文本，这两段话说的是什么呢？是说行政部门的工作应该有个备案，这其中尤其是上奏给朝廷的表章，就更得有个核查与备案了。

其实这虽然是以朱元璋的名义签发的，但当时法律条文以皇帝名义签发那只是一个形式，可能就是哪个司法部门的提议。但张居正可不管这个，有“钦此”两个字，那就说明这是太祖皇帝定的规矩，虽然这规矩后来没怎么执行，但不能说没有啊？

于是，他以“祖宗成法”坚起了官僚体制改革的旗号。这个旗号他自己给取了个名字，就叫“考成法”。

具体内容上，他全方面丰富了《大明会典》里这几句话的原始构想。

他规定六部所有工作必须以实事登记。

就是计划要干什么事，要达到什么目标，目标的具体数据、具体时间都要登记清楚，而你干了什么事儿，也必须登记清楚。这样一个登记成册的本子，六部作为国家行政部门当然自己得有一个，另外，还得同样再抄录两本。一本交监察系统，也就是与六部相对应的六科；另一本则交内阁。这叫登记备案。这个登记备案的本子就叫考成簿。

比登记备案更重要的是考核与核查。

六科别整天在那儿放空炮议论朝政，以后你主要的工作就是按考成簿按月核查六部的工作，按工作完成的情况提出对六部官员的奖惩意见。这样六部必须要向六科负责。而六科监察系统则要向内阁负责，内阁可以根据三份相同的考成簿来分别考核六部与六科的工作情况。内阁是半年一次小考，一年一次大考。最后，严格根据考核情况，决定官员的升迁、降职，以及去留。

大家的标准完全一样，谁也没什么好说的。

这就叫量化工作程序，逼出工作效率！从中央到地方完全按统一的考成法方式执行。

然后张居正还振振有词地说：“稽查章奏，自是祖宗成宪，第岁久因循，视为故事耳。请自今伊始，申明旧章。”（《张太岳集奏疏三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这话也就是说，这是我们大明朝的老祖宗早就定好的规矩，只是因为日子旧了，大家给忘了，我现在重新提出来“旧章”，并按章执行，那就是要体现我们老祖宗太祖皇帝的智慧啊！

你看这招多厉害，既打着祖宗之名，又严刑峻法，有了官僚制度改革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