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这次落弟之后，于祐先是怀揣着那片红叶永远告别了科举的考场，以后他再也没参加科举，要是他还一如既往地考，说不定哪天考中了，就再也没有后来的故事了。然后他像我们开头说的来到了韩泳家做家教。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天下大旱，皇帝为了表示自己崇尚节俭，带头做个示范，于是遣散宫女三千人，以显其施政的仁厚。有一个宫女叫韩翠萍，被遣散后无家可归，于是寄住到她远房亲戚韩泳家中。

有一天，韩泳突发奇想，就跟于祐做媒，说这个韩翠萍原本也是良家女子，刚刚三十岁，比你小一岁，眉清目秀，才貌出众。而你也老大不小了，我来撮合一下，让她嫁给你，你看怎么样？要知道于祐这时候已经三十一岁了，在现在也算是大龄青年了，在古代那要算是老龄青年了，实在不能再等下去了。于祐听到这话，立刻叩谢允诺。于是，韩泳请人做媒，帮助于祐送了彩礼。一切都按照礼仪妥办，成就了这件婚事。

成亲之后，说这个韩翠萍有一天偶然在于祐的书箱里见到了那片红叶，不由得大吃一惊，说：“这是我所作的诗句，这是我亲手放于御沟中的红叶，相公你是怎样得到的？”于祐就把捡到红叶的始末告诉了韩翠萍。韩翠萍马上说：“这真是巧了，我从御沟中也捡到一枚红叶，不知道又是什么人作的呢！”于是开箱取出红叶，于祐一看，正是自己的那片红叶，当时是热泪盈眶，心里说“mygod！我滴个神啊！这真是一切自有天定，不可不信缘啊。”当年在心中发下的宏愿竟真的实现了，谁能说这不是命运的力量呢？两个人拿着题诗放流的红叶，惊叹不已，感慨不已。

后来，韩泳设宴招待于祐和韩翠萍。韩泳说：“你们二人怎么答谢我这个媒人了”！韩翠萍笑道，说：“我和夫君天作之合，媒人却不只是你呢！”韩泳说：“这从何说起呢？”韩翠萍要来纸和笔，作了一首诗：

“一联佳句题流水，十载幽思满素怀。今日成却鸾凤友，方知红叶是良媒”。

有的读者朋友可能会问：“传说吧？要不就是吧？真得有这么神的事儿？”还别不信，还就真有这事儿，而且还不只一件。

于祐和韩翠萍红叶传情的故事最早见于北宋文人张实的《流红记》，其中还记载了唐昭宗时，宰相张濬曾作诗记述了这段传奇故事：“长安百万户，御水向东流。水中有红叶，惟君得佳句。子复题脱叶，送入宫中去。深宫千万人，叶归韩氏处。出宫三千人，韩氏籍中数。回首谢君恩，泪洒胭脂雨。寄寓贵人家，方与子相遇。佳聘六礼具，百年为夫妇。儿女满眼前，青紫盈门户。兹事自古无，可以传千古”。可见此事不虚。

唐人孟棨所作的《本事诗》中也曾记载过与此类似的另一个故事：在唐肃宗时，诗人顾况一次与友人游园，于流水中得到一张大梧叶，上面有诗一首：“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个性洒脱的顾况见诗后，也取一片树叶，题诗在上：“愁见莺啼柳絮飞，上阳宫里断肠时；君恩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寄与谁？”，让其泛于波中，随水漂流进宫。十多天后，友人在东苑游春时，又得一红叶题诗，当即带回送给顾况。诗是这样写的：“一叶题诗出禁城，谁人酬和独含情？自嗟不及波中叶，荡漾寻春次第行”。遗憾的是，这一段缘分终究没能成为类似于祐夫妇的佳话。

另外，于祐题红叶诗的时候曾有一句叫“曾闻叶上题红怨”，也就是在他之前他就应该听说过这种红叶题诗的事儿。那在他和韩翠萍之前是不是还有这样的事儿呢？还有！明人徐应秋的《玉芝堂谈荟》里就记载了唐德宗时，这比于韩恋要早了将近一百年，奉恩院王才人养女凤儿，就曾在红叶上题诗，放在御沟中随水流出。进士贾全虚得到了此叶，认真起来，怀恋题诗的人，以至于经常思念泣下。德宗皇帝知道了，查问其事，最后将题诗的凤儿赐给了贾全虚为妻。你看，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一看才知道，奇妙还不少。这么多红叶题诗、缘定今生的事儿，难道还能说此事只是读书人善意创作和加工的吗？

我曾经在自己上课的班上做过一个小小的调查，结果是在听过红叶传情这个故事之后，百分之九十的人都肯定地认为这是一个民间的传说故事，也就是不认为这是实有其事的。这还只是年青的大学生们的想法，等到他们在社会上再摸爬滚打几年，就会有更多的人不会相信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因为在我们成长乃至成熟的过程中，我们会越来越老于世故，越来越现实，越来越不相信有奇迹会发生。我们把这种心态美其名曰叫“理性”。事实上我觉得这反倒是成长的悲哀。这至少反映出这种心态的三种不良的方面来：

第一，旁观者姿态。我们有一句话叫“旁观者清”，本来是说旁观者容易把事情看得清楚，但事实上，我们成人化之后，往往看重的是旁观者的清闲、轻松和不负责任。所以我们奉行一条生活准则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但这种姿态成为习惯之后，很多人是“事若关己”，也同样会“高高挂起”，所以在工作与生活里会有很多事儿，很多细节，我们只要能糊过去就行，而不是借此来求新局面，新境界，事实上我们常说没有机会，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已经不会把一片顺水流来的红叶当成改变人生的机会而已。所以我认为这种旁观者姿态决定了大多数人生活中的平庸与碌碌无为。

第二，不相信奇迹。我们小时候听故事，会把自己想象成不是孙悟空，就是二郎神，于是我们那时相信是有筋斗云，是有七十二变的，只是自己还没有机会学会而已。但我们长大后再不会把自己置身于故事里，所以也就不会再相信那些腾云驾雾的奇迹。所以要不是有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我们有可能到今天也无缘与那些天空的鸟儿们一起比翼飞翔。

第三，就是对命运的消极理解。我是相信有命运的，但不是我们传统理解的那种宿命的观点。人一生的这个生存系统里，除这你自身，有很多未知的因素，有很多变化的信息。这些因素、这些信息总会在某些特殊的时候里露出些蛛丝马迹，观察它，揣摩它，引导它，控制它，这就是易学所倡导的一种主动的命运观，所以音乐巨匠贝多芬说“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潜台词就是首先是有命运的，其次，我要成为那个驾驭自身命运的人。而宿命论则把命运当作是纯粹的不可知不可控的因素，所以我们习惯了任人宰割，对于细微的变化向来麻木不仁。

当然，这些只是红叶传情这个真实的故事带给我个人的思索，它带给后人更大的财富是一种独特的情感传递形式。自唐以后，用红叶，或红叶题诗来表达爱意，几乎成了一个奇特的东方文化现象。以至于北有北京的香山红叶，南有南京的栖霞红叶，都成了这种红叶文化的典型代表。

也就是在八十多年前，在北京的香山脚下，与张爱玲、萧红、庐隐一起合称为“民国四大才女的”石评梅收到了高君宇的一片红叶，高君宇是共产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家，当过孙中山的秘书，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婚姻他就是介绍人。石评梅只见红叶上写着两行字：

“满山秋色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

石评梅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她心里很喜欢高君宇，但高君宇在乡下有一个父母包办婚姻的妻子，她表示：“宁愿牺牲个人的幸福，而不愿侵犯别人的利益，更不愿拿别人的幸福当作自己的幸福。”而且，石评梅自己也有一段痛苦的感情经历。所以高君宇的红叶传情，遭到了石评梅的拒绝，她在红叶背面写了一句：“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鲜红的叶儿”，然后退还给高君宇。不久，高君宇劳累过度病逝京华，葬在了陶然亭。石评梅整理他的遗物时又看到了那枚红叶，此时红叶依然，但却物是人非，只有那份感情还依然鲜艳、炽烈。她悲痛欲绝，心如刀割，怀揣着那片红叶亲笔在墓碑上写了一句话：“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评梅。”后来，石评梅不久也去逝了，她的坟就挨着高君宇，一起葬在了陶然亭。虽然，他们没能像于祐、韩翠萍那样结为连理，但因为那鲜艳的红叶，他们的命运同样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这不就是生命的奇迹吗？

所以，我现在有时还会伫立在水边，等着一封或许是永远也不会等到的信。

如果说红叶因为替人传情，从而获得了独特的文化价值；那么柳毅因为替人传书，同样获得了令人羡慕的爱情。可见人勤快一点儿，多替别人跑跑腿，还是物有所值的。

请看下回：柳毅传书的故事——“一个邮递员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