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西部的这些与会代表，今天在班加西有一个·wnhallmeeing。这是一个来自美国的词汇，第一次听说，是前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时，在上海图书馆举行的活动。通常这样的大会，应该是在市政厅里面进行，坐在台上的人，接受台下的人的咨询和质疑，大家就公共事务进行讨论，不过在中国，最近的一次，是奥巴马在上海的那场算不上成功的活动，因为大家不记得他说了什么，只记得有一个“奥巴马女郎”，那个身穿红衣，频繁在镜头前出现的女孩。

中国人还不喜欢这样的方式，其实利比亚人也是一样，在过去四十多年，民众并没有太多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当这样的时候来临之后，需要从头开始学起。也因为这样，这个所谓的·wnhallmeeing，其实就是一场记者会，这些代表们回答坐在台下的记者们的提问而已。

这些西部地区的代表，绝大部分来自海外。那位满头白发，在昨天的祈祷大会上最受欢迎的老人，叫做贾巴尼，离开利比亚已经三十年了，他居住在美国，一直在海外发出反对卡扎菲的声音。这是他三十年第一次，终于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国。这样的经历，在利比亚实在太多，有的因为和卡扎菲政见不同，有的则是当年参加了乍得和利比亚的战争。他们有的被迫逃亡，来不及离开的则被投入了监狱，即便释放之后，也不能离开。

贾巴尼的身边有一个30岁左右的助手，昨天在广场，正是他接过了我的麦克风，放到贾巴尼的眼前，让我们做了一个简短的访问。他走过来和我打招呼，一口美式英文。知道我们来自香港，他很是兴奋：

“我的姐姐就在香港，她做生意，老是在香港和厦门之间来回跑。”

“做什么生意？”“纺织。”他用手捏住自己的衣领，然后陪着贾巴尼匆匆离去。贾巴尼已经被指派为过渡政府的一员。看着这些表示自己代表西部城市的人们，我有些疑惑，离开自己的国家三十年了，是否真的能够代表那些城市的人民？那些地方的人民是否会认可他们？毕竟，对于40岁以下的人来说，他们当中的太多人，都不会有印象。回答我的疑问的，是在主席台上主持大局的人。他递给我一张卡片，上面写着一家媒体咨询机构的头衔，他用笔把头衔划掉：“那是我的私人公司，我现在是过渡政府的协调员。”这个叫做阿莱夫的人说：“其实我们过渡委员会里面很多人是在利比亚的，比如我自己，我就是刚刚从的黎波里离开的。因为安全考虑，在卡扎菲控制的城市参与反对派活动会被监禁或者折磨，所以他们不能够露面，就指派了台上的一些人作为他们的代言人。我们的成员包括了现在正在这些城市的人，在代表性的问题上是没有问题的。”

他的答案简短但是清晰。拿着他的那张卡片，忽然想起了利比亚政府的发言人穆萨，在传出关于他叛逃的谣言之后，他又出现在的黎波里的每一场记者会上，他在的黎波里也办过一家媒体研究中心。两个人的举止风格相当相似，都会快速地领会记者提问背后的意思，也能够快速地用准确的语言来表达自己，还让记者很难在短时间之内抓到破绽。比如阿莱夫，当他把名片递给我，等我研究完名片上的电话和公司地址，要追问他为何公司总部是在阿联酋而不是在利比亚的时候，他已经消失在人群里面了。

这些海外归来的利比亚人，衣着光鲜，在酒店大堂出入，个个都显得气度不凡，显然和他们本身就是利比亚的精英有关。哈迈德的岳父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因为参加乍得战争，反对卡扎菲，他的岳父滞留在乍得无法回国，最后作为难民去了美国。到了美国之后，他拿着美国政府给他们的援助开了一家小店。利用自己的工程知识和技术，现在，他已经在美国拥有了一家公司，算是事业有成。他总是对哈迈德说，如果留在利比亚，应该不会有他现在的这种生活，可见再有才能的人，环境是多么的重要。

邀请海外的反对派加入新政府，这样的做法，从阿富汗到伊拉克，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公式化的东西。当然，这次不同的地方在于，并不是一个由美国选择的人来主持大局。阿富汗的卡尔扎伊，伊拉克的马立基，他们离开自己的国家已经颇为久远了。他们回来之后，先不说能力，是不是有足够的威望来摆平不同的民族、部落，已经成为一个问题。

而在利比亚，过渡政府在一开始就是由那些身在利比亚的人组成，其领导层本身就来自原来的政府，主席贾利乐原本是司法部部长，在民众中威望很高，有这样一个人来领导过渡政府，当然要比一个从海外回来的人，更有威信和说服力。

这些流亡海外的反对派，虽然过去是和卡扎菲抗争的英雄，但是他们毕竟离开已经很久，甚至可能会带着老旧的斗争眼光和方式来看现在的这场变革。而事实上，这场变革的真正动力在于民间，如果民间的努力最终被个别人取而代之，对于整个局势来说不会有任何正面的作用。如果这些海外反对派的加入，只起一个点缀的作用，反而会给未来带来好处。

同样和阿富汗以及伊拉克不同，利比亚从来都没有不同宗教派别之间的冲突历史。在过去四十多年，卡扎菲削弱了部落的影响力，加上城市化，部落也早就退化成为宗亲关系，没有了政治影响力。在利比亚，除了卡扎菲以及他身边的人，没有其他的特权阶层。所有的这些，都有利于利比亚有一个新的平稳的开始。

会议厅外是一个花园，阳光下，不同颜色的玫瑰以及雏菊开得很是鲜艳。这个地方，平时是利比亚人举办婚礼的地方，当然是西式婚礼，如果是传统婚礼，需要一个庞大的空地来搭帐篷，来招呼亲朋好友大吃一个星期。

站在阳光下，正准备拍摄一些外景，突然听到头顶一声枪响，抬头一看，墙上已经有了一个拳头大的弹孔。也就是一瞬间，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二三十个穿着军装的反对派武装，他们迅速冲到大门外，封锁道路，而我们，还有那些准备上车离开会场的西部代表们，则被要求站到最靠近会场的地方。

不用多想，这当然是卡扎菲支持者放的冷枪。前段时间在班加西发生的汽车爆炸，以及前两天在艾季达比耶市中心的爆炸，都提醒大家，即便是在东部，平静的表面下依然蕴藏着波澜。昨天，一个法国安全顾问公司的老板在班加西被枪杀，大家心里清楚，这是卡扎菲的支持者的一种警告，给反对派，也给法国。

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反而觉得这才真实，因为我一直认为，在班加西也好，或者其他的东部城市也好，反对派控制的地方，不可能像我遇到的那些人所说的那样，所有人都憎恨卡扎菲。那些原本为卡扎菲工作的人呢？那些因为被看成是卡扎菲的人而被拘捕甚至打死的人的家人，他们怎样看待这场变革？特别是那些接受了这么多年的教育，一直被灌输卡扎菲是英雄和领袖的普通人，总有一些直到现在，应该还是发自内心地相信这些的。

其实，这个城市的人心里面也清楚。只要离开班加西，哈迈德每次都会把他的那枝手枪带上，防范抢劫者，也防范政见不同的人。同事在的黎波里拍了一张在卡扎菲大宅里面当人盾的家庭的孩子，一个五岁的女孩，她举着卡扎菲的画像，高喊口号，告诉我的同事：“如果没有卡扎菲，我的生活将会毫无意义。”看着那个女孩天真无邪的笑脸，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总是觉得，如果把孩子牵涉到这样不正常的环境里面，往往因为两种原因：一种是因为无奈，一种则是有预谋的灌输，也就是“洗脑”。

在班加西，每次集会，总会有父母在孩子的脸上画上象征胜利的三色旗，戴上三色旗帽子，让他们挥舞着旗帜，男孩子还会在身上挂上玩具枪，当镜头对准他们的时候，他们会熟练地举起v型手势。

这些孩子都很可爱，尤其是这样打扮的时候，我知道这样的照片或者画面，还很吸引人，但是作为一个母亲，我会担心，这些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其实和那个举着卡扎菲的画像的女孩子又有怎样的不同？如果我们觉得那个女孩可怜的话，这些孩子被牵涉到革命和政治风波之中，是否也很可怜？

所有这些，当然是因为他们身处的这个国家正在经历变革，于是谁也无法置身事外，不管是孩子，还是成年人。但是我还是觉得，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够让孩子尽量远离这些？

孩子们应该做他们的年纪应该做的事情。他们应该在游乐场玩耍，他们应该在学校读书，应该教会他们对待陌生人要有礼貌。

在班加西市中心，最近开放了一个游乐场，白天会有很多家长带着他们的孩子来这里玩耍。学校还没有恢复上课，因为安全的考虑。一些团体希望，能够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学习和游戏的地方，因为这些孩子，很多都有和父母一起逃难的经历，也有经历轰炸的经历，从为孩子健康成长的角度出发，需要尽量为他们创造一个正常的生活学习的环境。

班加西的动物园搭起了一个大大的帐篷，孩子们可以在动物园里面做游戏，和动物作伴。这里的孩子，他们的脸上不会被涂上旗帜，也不会让他们拿着旗帜，或者摆出胜利的姿势。在这里，他们就是做一个纯粹的孩子，享受属于他们的时光。

我和我的同事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每天下午的工作间隙，要到科斯塔喝上一杯咖啡，最重要的，是可以看半岛英文台的新闻，毕竟比bbc和cnn有关中东地区的新闻篇幅要多很多。下午六点之后，会有很多时尚的年轻人在这里出现。我的一个同事觉得，这个地方的人显然要正常一些。他当然是拿这里的人和那动不动就开枪发泄的年轻人进行比较。有一定的道理。这里的年轻人，他们很享受现在这种自由的生活，可以随意聊天，不再担心会被人告发。

不过，我会想到被我的同事忽视的一点，这些年轻人现在享有的自由，至少有一部分是因为那些激动的年轻人拿起枪，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前线。

这是残酷的事实，因为真的很不幸，利比亚民众遇到了这样一个领导人。不过，在想深一层，他们的领导人之所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民众并不是毫无责任，因为恐惧，因为觉醒得太晚，现在付出的代价会变得很大。

今天中午，哈迈德的胃口显得特别好，原来，他要当爸爸了。不知道，当哈迈德的孩子，在半年多之后降临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的这个国家到底会是怎样的样子？是一个新的利比亚，还是持续着现在这样的僵局，变成实际上的东西分裂？这个问题，他的父亲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因为现在这变成了一个死结：反对派的底线，卡扎菲必须下台，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卡扎菲的底线，绝对不会交出权力，也同样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

反对派的不能退让自然有他们的苦衷，民众愿意忍受现阶段的所有苦难，是为了没有卡扎菲的明天，这个时候如果让步，民众一定不会答应。现在，只有指望卡扎菲会有众叛亲离的一天，期望那些政府军士兵，那些他的忠实支持者，发现自己原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