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只要不患病，吃得饱，便是幸福快乐了。人呢，本来也应该这样，但在现代世界上却并非如此，至少有许多人是不幸福的。如果你自己不幸福，你或许就会承认，自己在这一方面并不例外。如果你是幸福的，那么请自问一下，你的朋友中又有几个是幸福的。

在你对自己的朋友作了回顾之后，你可以教自己学习观察人的情绪的艺术，使自己更善于感受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人们的各种情绪。

八九世纪时英国诗人、版画家布莱克说：

我见过的一张张脸上

显出斑斑懦弱，点点哀怨

尽管不幸的形式有各种各样，但是你不难发现处处都会遇到它。现在我们假定你在最典型、最摩登的大都市纽约城里，上班时间你站在一条繁忙的大街上，或是周末站在通衢大道上，或是晚上去出席一场舞会，你把自我从心灵里完全排除，让周围陌生人的个性一一进入你的眼底。你会发现，这些不同的群体都有各自的烦恼。在赶着上班的人流里，你会看到焦虑不安，精神过度集中，消化不良，那种除了生存斗争对一切缺乏兴趣的态度，游戏娱乐兴致殆尽，以及对人类同伴的冷漠无情。

在周末的大街上，你会看见男男女女，心情轻松悠闲，有的很有钱，去寻求快活享乐。

这种追求完全是以同样的速度进行的，长长的车队蜗牛一般缓缓爬行，坐在汽车里根本看不见道路或是周围的景象，因为稍一旁视便可能引起交通事故。所有这些汽车里的人，此刻所关注的便是设法超越前面的车辆。但是道路如此拥挤，他们不可能做到这点，要是他们的心绪由此游离开去，就像那些坐在车中而未握驾驶盘的人那样，一种难以名状的厌烦就会攫住他们，他们露出微微不满的神情。有时候一辆装满黑人的车上会爆发出真诚的快活来，但是他们的乖戾行为又引起愤懑，到最后因为交通事故而落到警察手中——假日里的快活是非法的。

或者，再来看看那些欢度夜晚的人们。人人都想来此消遣快活一番，这种决心的坚定，犹如一个人去看牙医时保证神经不紧张一样，激动也是不可动摇的。人们都认为饮酒和吻抱是通向欢乐之路，于是便开怀畅饮，尽量不去注意同来的伙伴如何讨厌自己。一阵狂欢滥饮之后，他们开始哭泣流泪，哀叹自己太对不起母亲的养育之恩。

酗酒给他们带来的不过是犯罪感的发泄，而这在人清醒的时候却为理智所压抑。

这种种不幸的根源，部分在于社会制度，部分在于个人的心理素质。当然，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为促进人的幸福而在社会制度方面需要进行的改革，我以前已有著述。在本书中我不打算就战争、经济剥削、棍棒恐吓教育的废除等问题展开讨论。

我们的文明时代极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去寻找一种没有战争的制度。但是，当人类是如此的不幸，以至于互相的残杀比起持久地享受生活的阳光，反倒显得不怎么可怕时，在这种情况下，再好的制度也是难以实现的。如果说机器生产是为了增进那些最为需要的人们的利益，防止贫困的永久性是必要的，那么连富人们都是痛苦不幸的，使所有的人变富又有什么意义呢？棍棒恐吓教育是不好的，但是如果那些人自己就是这类热情的奴隶的话，他们是不可能施予其他形式的教育的。

以上这些思考使我们想到这一与个人有关的问题：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在此时此地，怎么来获得个人幸福呢？

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我将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这样一类人身上，他们没有经受过来自外部的巨大痛苦。我假定他有足够的收入解决温饱和住宿问题，身体健康，能够从事各项普通的活动。我不考虑这样一类巨大的灾难，如儿辈尽亡，或是当众受辱等。这类事件是值得讨论的，而且它们确也很重要，但是同我下面要说的事情比较起来，它们属于另外一种类型。我是想提出一种对文明国家里绝大多数人遭受的日常不幸进行医治的处方，这种不幸由于没有明显的外部原因，看来几乎无法加以回避，因而使人更不堪忍受。

我认为，这种不幸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对世界的错误看法、错误的伦理观、错误的生活习惯所引起的，结果导致了对那些可能获得事物的天然热情和追求欲望的丧失，而这些事物，正是人和动物的一切幸福、快乐最终有赖于它们的。这些事物的获得本在个人的能力范围之内，我因而提出这样一些转变方法，只要我们有一般的好运道，便能通过这些转变得到幸福。

对我所要提倡的哲学的介绍，或许最好从我的简要自传开始。

我生来并不幸福。我小时候，最喜欢听的圣歌是：“对尘世觉得厌倦，我肩头重负罪孽”。我5岁时，曾这么想过，要是我活到17岁，那我到现在才忍受了我全部生命的14，我觉得在我面前的漫长厌倦、无聊的生涯简直让人难以忍受。到了青春期，我痛恨生活，一直在自尽的道路上徘徊，而我之所以终于没有自尽，只是因为想多学些数学。

现在，相反地，我热爱生活。几乎可以这么说，随着岁月一年一年的流逝，我对生活更加热爱了。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发现了什么是我最想得到的东西，而且逐渐得到了其中的一大部分。一方面是因为我成功地摒弃了某些原先向往的目标，因为，实际上不可能得到它们。但在很大程度上则是由于消除了对自我的过分贯注。

像受过清教徒教育的人一样，我也有过这么一种习惯，反省自己的罪过、愚行和缺点。我在自己眼中是一个可怜的怪人。后来，渐渐地，我学会了对自己及自己的不足之处不加关心，我把自己的注意日益集中到外部事物上去。如：世界大事，各种学科的知识，我所喜爱的个人等。

的确，对外界事物的种种兴趣，也有可能带来各自的痛苦：这世界可能会投入战争；某些方面的知识可能再也难以获得；朋友们可能会离我而去。但是，这些痛苦不会像那些由于对自我的厌恶产生的痛苦那样——毁灭生活的本质方面。而每一种对外界的兴趣都会激起某种活动，只要这一兴趣依旧存在，这种活动便能完全防止人的厌倦和无聊意识的产生。对自我的兴趣则相反，它不会激起进取性的活动。这可能会促使一个人去记日记，进行心理分析，或许是去当个僧侣。但是，僧侣只有在修道院的生活常规使他忘却了自己的灵魂以后，才会得到幸福。他由宗教而得到的幸福，其实从清道夫这一行业中也可以得到，只要他一直坚守在这一岗位上。对那些自我专注过于严重，用其他方法治疗均无效果的人来说，通向幸福的惟一道路是对客观知识的追求。

自我专注有多种形式。其中最普通的有罪人、自恋者和夸大狂三种形式。

在我说到“罪人”时，我并不是指犯了罪过的人。根据对这一词语的不同解释，既可认为人人都犯罪，也可说谁都没有犯罪。我指的是这样一种人，其精神贯注在犯罪意识中。他始终在责难着自己，如果他信教的话，就把这解释为是上帝的旨意。他对自己应该成为怎样的人有一定的想法和要求，而这与他所了解的实际的自我总是相矛盾的。如果他在有意识思维里早就抛弃了他在母亲膝下时学得的那些道德准则，那么犯罪意识或许埋藏于他的无意识深处，只有在喝醉酒或睡眠中才浮现出来。但是，这足以使一切事物失去其吸引力了。

实际上，他依然接受了在婴儿期学得的所有禁律。

骂人是邪恶的；饮酒是邪恶的；做生意的精明是邪恶的；而首先，性是邪恶的。当然，他并没有禁止自己去享受这些快乐。但是，这一切在他思想中都受到了毒化，他感到自己由此而堕落了。他全副身心去追求的一种快乐是受到母亲的亲切抚爱，他在儿童时代的这一经历至今依然记得。这种快乐如今再也享受不到了，他便觉得一切都无所谓，既然他总是要犯罪的，干脆深陷到罪恶中去吧。

在他谈恋爱时，他在寻求着母性的温柔，但是又不能接受这种温柔，因为母亲形象的存在，使他对任何与自己有性关系的女人不可能产生尊重。于是在失望中，他变得冷酷了。然而，后悔自己的冷酷，又重新开始了一轮想像中的犯罪和真诚的悔恨意识交替的过程。

这就是许多表面上死硬的放荡者的心理。使他们走上歧途的，是对难以企及的目标（母亲或母亲替代者）的忠诚献身，以及童年时代受到的可笑的伦理准则的灌输教诲。对这些母性“贞洁”的牺牲者来说，走向幸福的第一步是：摆脱早期信仰和情爱观的统治。

自恋，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习惯的犯罪意识的反面：它包括对自我的羡慕和希望被人羡慕的习惯。当然，某种程度的自恋是正常的，也不必为之哀叹，只是在发展过头时，才成了一种邪恶。

有许多女人，尤其是富裕阶层的女人，她们身上爱的感受能力已经完全干涸了，取而代之的是这么一种强烈的愿望，即所有的男人都应该爱她们。当这种女人确信某一个男人爱她时，她便觉得他对自己不再有用了。男人方面也有这种情况，不过为数要少一些。典型的一个例子便是《危险的私通》中的主角凡尔芒，由于诱奸被杀死。这是法国18世纪作家比埃尔·肖戴乐·德拉克洛写的书信体中的主人公。

当虚荣达到这种程度时，就不可能对任何其他人产生真正的兴趣，因此也不可能从爱情中得到真正的满足，而在其他方面的兴趣则会更快地低落下去。例如，一个自恋者为人们对大画家们的崇敬所激励，可能会去当一个美术专业学生。但是，对他来说，绘画不过是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绘画技巧从未使他真正发生兴趣，除了与自己有关的事情以外，他看不见任何别的主题。其结果是失败与失望，而不是期望中的人们的奉承赞扬。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那些家身上，他们的总是把自己作为理想的英雄。任何劳动的真正的成功，有赖于对这一劳动的对象真正的兴趣。那些成功的政治家们的最终悲剧就在于，他们原先对社区活动和主张措施等的兴趣，逐渐为自恋情绪所替代。

一个只对自己感兴趣的人是不值得称赞的，人们不会这样去看待他。因此，如果一个人对这个世界惟一所关心的是这个世界应该对他表示敬慕，那他是不大可能达到这一目标的。即使他达此目的，他也不可能得到完全的幸福，因为人的本能从来都不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而对自己加以人为限制的自恋者，恰如一个为犯罪意识所压抑的人一样。原始的人可能会为自己是个优秀猎手而自豪，但是他也喜爱狩猎活动本身。

虚荣心在过了某一极点后，就会因为其本身而毁掉参加任何活动的乐趣，因而必然导致倦怠和厌烦。其根源便是自信心的缺乏，疗法则在于培养自尊。但是，这只有通过从事对客观事物的兴趣所激起的活动中取得成功才能达到。

夸大狂与自恋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希望自己有权势威严而不是可爱媚人，企求为人所畏惧而不是为其所爱。许多疯子和历史上的多数伟人均属这一类型。

权欲同虚荣心一样，是正常人性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是可以被接受的：只有在它极度膨胀，或是与不真实的现实感连在一起时，才变得令人可叹。这时候，它就会使一个人不幸福，或是显得愚笨，甚至两者兼而有之。

自以为头上戴着皇冠的疯子，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幸福的，但这种幸福是任何精神健全的人不会去嫉妒的。公元前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心理上同疯子属同一类型。他生前征服了当时欧洲人已知世界的绝大部分，死时才33岁，只是他具有实现疯子的梦想的才能。但是，他却未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因为这一梦想随着他的战绩的扩大而无限膨胀。当他知道自己成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时，他便自命为上帝。

他是个幸福的人吗？他的嗜酒如命；他的狂躁脾气；他对女人的冷漠无情；他的封神称帝，都表明他并不幸福。

为了扶植人性中的某一部分而以牺牲其他部分为代价，或是把整个世界看做是为了个人自我的伟大高贵而创造出来的，那是不可能得到最终的满足的。

一般来说，夸大狂，无论是精神错乱的或者是较为健全的，多为过分的羞辱受屈所致。拿破仑在求学时代曾为自卑感所折磨。他的同学大都是贵族子弟，而他出身贫穷，靠奖学金才得以维持学业。在他后来允许那些流亡者归来时，他看见自己以前的同学向他屈膝低首，于是感到得意满足。真是福乐之极！这又导致他去征服沙皇以得到同样的满足，而这满足却把他送上了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

既然没有人是全能的，一个完全为权欲所制约的人迟早总会碰到那些难以逾越的障碍。要拒绝接受这样一种认识，只有在意识层次强行注入某种形式的精神错乱。如果一个人的权力足够大时，他还可以把向他指出这一点的人监禁起来或是处以死刑。因此，政治意识和心理分析意识中的压抑是相关联的。当心理分析上的压抑以任何形式出现时，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

在适当范围内掌有一定的权力可能会增进幸福，但是如果把它作为生活的惟一目的，那么，它就会给外部世界或是人的内心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

很显然，不幸福的心理原因有多种多样。但是它们都有某些共同点。典型的不幸福的人，由于在青年时期被剥夺了某些正常的满足，于是就把这种满足看得比其他方面的满足更重要，一生只朝着这一方面孜孜追求，他仅仅对成功给予更多的、不恰当的重视，而不是对那些与此相关的活动给予重视。

今天，另外一种现象发展得很普遍——一个人可能觉得自己彻底失败了，于是他不寻求任何形式的满足，只求消遣娱乐、湮没无闻。他便成了“快活”的爱好者。这就是说，他减少自己的活力以使生活容易忍受。例如，酗酒就是一种暂时的自杀，它所带来的快乐只是消极的，不过是不幸的短暂中止而已。

自恋者和夸大狂相信幸福是能够得到的，尽管他们可能采取错误的手段攫取它。但是寻求精神麻醉的人，无论以哪种方式，他已失去了希望，只求湮没无闻。在这种情况下，要说服他的第一点就是——幸福是值得去争取的。不幸的人，同失眠的人一样，总是对此表示自豪。或许这种自豪同丢了尾巴的狐狸的态度一样。如果是这样，治疗的方法是向他们指出怎样去长出一条新的尾巴来。

我想，很少有人在看到了通向幸福的道路后，再去存心选择不幸之路的。我不否认这类人的存在，但是肯定为数不多，不会形成气候。因此我假定，读者诸君是宁愿幸福而不愿不幸福的。我是否能帮助实现这一愿望，我不能肯定，但至少我的努力是不会有害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