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国家的作用，现代家庭的地位大为降低，即使是最牢固的家庭也毫不例外。在家庭制度的鼎盛时期，一个家庭包括年迈的父亲、成年的儿子，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也许还有更小的辈分。所有这些人同住一幢房子，大家通力合作，尤如一个经济单位。他们联合起来一致抗外，就像现代军国主义国家的国民一样。今天，家庭成员仅限于父母和他们年幼的孩子。而且即使是这些孩子，根据国家的法律规定，也把大部分时间花费在学校中，学习国家认为有益于他们，而不是父母所希望于他们的知识（当然，宗教是一个例外）。现在，英国的父亲不但不能像罗马的父亲那样拥有对于孩子的生杀之权。如果他按照100年前大多数父亲认为是不可缺少的道德观去对待孩子，他还甚至会被指控犯了虐待儿童罪。如果父母一贫如洗，国家会免费提供医疗帮助，并供给孩子食物。这样一来，父亲的作用就被降到最低限度，因为父亲的作用大部分已被国家取代了。随着文明的进步。这是不可避免的。在原始状态中，父亲是必不可少的，就像飞禽和类人猿中的父亲一样，因为经济原因，以及为了保护孩子和孩子的母亲免遭伤害，父亲的确是不可缺少的。后一个作用现已被国家取代了。现在，一个丧父的孩子，大概不会比一个父亲健在的孩子易受伤害。

至于父亲的经济作用，对有产阶级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并且父亲去世比父亲健在，其效果更佳。因为如果他没有为自己的生活花光所有的钱的话，他会把财产留给他的孩子。在那些工薪阶层的人中问，父亲还是有经济功用的，但是，就整个雇佣劳动者而言，这种功用正由于人道主义的观念而不断减少着。这种观念主张，孩子应当得到一定程度的照顾，即使他没有父亲方面的经济帮助。如今，最具有重要意义的父亲存在于中层阶级中，因为只要他活着并有丰厚的经济收入，他就能使他的孩子受到那费用昂贵的教育，而这种教育能保住孩子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反之，如果他去世了，而孩子们还很幼小，这些孩子就很有可能失去他们的社会地位。但是，在自食其力的阶级中，一个有远见的父亲可以通过人寿保险的方式避免这种危险，从而大大减少他的负担。

在当今社会中，绝大多数父亲都因忙于工作而不能经常见到自己的孩子。早上，他们因急于上班而无暇与孩子们交流；晚上，当他们回到家时，孩子们已经睡觉了。人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即孩子们心目中的父亲只是“一个前来过星期天的人”。父亲很少能参与照看孩子的繁重工作，事实上，这种责任是由母亲和教育工作者共同分担的。毫无疑问，父亲对于自己的孩子常有一种很强烈的感情，尽管他很少有时间与他们共处。每逢星期天，在伦敦贫民区里，人们都可以看到许多父亲和他们的孩子在一起，而且可以看到他们因能有这短暂的机会与孩子们相处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可是，无论父亲怎样想，以孩子的观点出发，这只是一种没有重要意义的游戏关系而已。

通常，在上层社会和以职业为生的阶级中，人们通常的做法是，当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就把孩子交给保姆，以后再把他们送到学校。母亲负责挑选保姆，父亲负责挑选学校，这样他们就完整地保持了他们控制孩子的思想，而这是工薪阶层的父母所做不到的。但是，就密切交往而言，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在富豪人家通常不如在雇佣劳动者家密切。富豪人家的父亲虽然在节假日与他们的孩子有游戏关系，但是他们对于孩子的实际教育并不比工薪阶层的父亲多。当然，他们负有经济上的责任，而且能够决定孩子受教育的环境，但是他们与孩子的个人接触并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当孩子进入青春期时，父母和孩子之间容易发生冲突，因为孩子认为他已经完全能够处理自己的事情，而父母则依然充满所固有的担心，这种担心往往是热衷权力的假面目。做父母的通常都认为，孩子年轻时代的各种道德问题是他们特权范围之内的事情。然而，他们所发表的意见往往是极武断的，以至青年人难以接受，于是他们总是私下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因此，对于青春期的孩子，大多数父母并不是非常重要的。

到此为止，我们所讨论的只是现代家庭的不足之处。现在。我们该讨论家庭依然强有力的地方了。

目前。家庭之所以重要，主要是由于它能使父母获得情感。无论对于男人还是对于女人，父母的情感恐怕都是最重要的东西。因为它最能影响人类的行为。有孩子的夫妻通常都是主要根据孩子来规划他们的生活。而且孩子最能使普通夫妻的某些行为变得无私，其中买人寿保险恐怕要算是最明确、最显著的例子了。在教科书中，100年以前在经济上负有责任的人是没有孩子的，尽管这种人在经济学家们的想像中无疑是有孩子的。然而，这些经济学家却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所假定的那种普遍的竞争，在父子之间是不存在的。因此，买人寿保险的心理显然完全在经典政治经济学所说的动机之外，但是，从心理上讲这种政治经济并不是自发的，因为一个人对于财产的欲望是与父母的感觉密切相关的。甚至里夫斯说，所有的私人财产都是从家庭感觉中产生的。他指出，鸟类只是在孵卵的时候才有私产，而其他时间是根本没有的。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承认，他们有孩子以后比有孩子以前要贪婪得多。通俗一点说，这种结果是属于本能的，这就是说，它是自发的，是从潜意识中产生的。从这一点看来，家庭就是那些富人们之所以储蓄金钱的主要原因，而且对于人类的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对于这一点，父子之间常出现一种奇特的误会。一个在商业中奋力拼搏的人会对他那个游手好闲的儿子说，他一生做苦工全是为了他的孩子。然而，儿子宁愿现在就得到一张金额不大的支票和略微的爱抚之情，也不愿等父亲死了之后才得到一大笔遗产。并且，儿子还清楚地意识到，他父亲到城里上班，完全是由于习惯使然，并不是出于爱子之心。因此。儿子就断定他父亲是个骗子，正如父亲认为儿子是个不肖之子一样。然而，儿子是不公正的。他只看见父亲在中年时所形成的一切习惯，却没有看到那形成习惯的无形的和无意识的原因。父亲在青年时代也许遭受过贫困的磨难，所以当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潜意识的本能使得他发誓，他的孩子决不能再遭受他所经历过的痛苦。这种决心是庄重而又富有生命力的，因而用不着有意识地再三重复。即使不再重复，这种决心也会永远支配父亲的行动。这就是家庭之所以仍然具有极大力量的原因之一。

按照孩子的想法，依赖于父母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从父母那里得到除了他的兄弟姐妹之外别人所得不到的爱抚。其中一部分是善的；另一部分是恶的。我打算在下一章里讨论家庭对于孩子心理上的影响。因此，关于这个问题，现在我只想再说一句：毫无疑问，父母的爱抚在孩子的性格形成中是十分重要的，不在父母身边长大的孩子必然与正常的孩子非常不同，并且不管这不同是好还是坏。

在一个贵族社会或是在任何容纳卓越人才的社会中，对于某些重要人物来说，家庭是与历史的延续性相连接的标志。调查表明，那些起名叫达尔文的人，在科学方面要比那些在婴孩时期把名字定为斯诺克斯的人更有造就些。我认为，如果人们的姓根据于母系而不是根据于父系，这种做法的结果将和我们现在一样卓有成效。虽然我们根本不可能对遗传和环境的成分做出如此的划分，我仍然完全相信，家庭的传统在高尔顿和他的学生所说的那些遗传现象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例如，塞缪尔·巴特勒为什么要创立他的无意识记忆学说，并且为什么推崇新拉马克派的遗传理论呢？造成上述情况的因素是，由于家庭的一些原因，塞缪尔·巴特勒认定他与查尔斯·达尔文势不两立。他的祖父（好像）和达尔文的祖父争论过，他的父亲也和达尔文的父亲争论过，所以他也必须和达尔文争论。萧伯纳之所以撰写《麦修彻拉》，也正是因为达尔文和巴特勒都有一个性情古怪的祖父。

在目前普遍实行避孕的时代，家庭最大的意义，也许在于它能保持生孩子的风俗习惯。如果一个人看不到生孩子的用处，而且又没有机会和孩子产生密切的关系，他就会感到生孩子没有必要。当然，如果我们把现有的经济制度略微改变一下，家庭的成员也许只剩下母亲了。但是我现在所要讨论的并不是这种家庭，因为这种家庭与性道德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与我们目前讨论有关的，只是那种能够形成稳固婚姻的家庭。也许——我认为这不是不可能的——除了富豪人家之外，父亲不久就会被国家完全取代。这样，妇女就可以和国家，而不是与父亲，共同哺养孩子了。她们想要多少孩子就可以生多少孩子，而且父亲也不必负任何责任了。

显然，如果母亲乱交成性，父亲的身份就会难以确定。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它必然会使人们的心理和活动发生深刻的变化。照我看来，其深刻程度，将远远超出大多数人的想像。至于这种影响对于人类有益无益，我不敢妄加评论。它将从人们的生活中消除那种与***同样重要的惟一情感；它将使***本身变得更加无足轻重；它将使人们对于自己死后的事情更难产生兴趣；它将减少人类的活动，也许还会使人们提前退休；它将消除人们对于历史的兴趣以及对于历史传统的延续感；同时，它还将消除文明人所特有的那种极凶残、极野蛮的狂热，即在保护妻子儿女不受有色人种攻击时所具有的那种热情。我认为，它还会使人们减少对于战争的兴趣，也许还会使他们变得不那么贪婪。把好的影响和不好的影响做一番权衡，恐怕这是不可能的，但影响的深刻性和广泛性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父权家庭还是非常重要的，尽管谁也说不准它将维持到何时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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