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的主要目的是补充世界的人口。有许多婚姻制度对这一目的未免太尽责了，但是许多婚姻制度却又未免太不尽责了。我在本章进行的有关性道德的讨论，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

在自然界中，一只大型的哺乳动物，维持生命的首要条件就是需要一个较大的区域。因此，大型野生的哺乳动物的总数是很少的。不错，牛和羊的数量虽然很多，但这是由人为的因素造成的。人的数量是任何其他大型哺乳动物所难以企及的。当然。这是由于我们有生存技能的缘故。弓箭的发明、反刍动物的驯化、农业的开发和工业革命的出现，所有这一切都大大增加了每平方英里人口的生存数目。据估计，经济的发展最终都是为了同样的目的，其他方面的发展多半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人类智力用于发展人口胜过用于任何其他单一目的。

正如卡尔·桑德斯所指出的那样，人口数量通常没有多大变化，19世纪所出现的人口增长实属极为偶然现象。我们也许会说，当埃及和巴比伦使用水利和农耕方法的时代，也曾出现过类似的情形。可是纵观整个历史，这种情形大概是再没有发生过。对19世纪以前人口的统计都是推测的，但在这一点上人们却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人口的陡增是一种罕见和偶然的现象。至于说现在在大多数文明国家中，人口又趋于稳定不变。这只意味着这些国家已经摆脱了非常状态，又恢复了人类的一般习惯。

卡尔·桑德斯在他撰写的一部有关人口问题的著作之中就曾明确地指出，自动控制这种方法在所有的时代和地区，在保持人口稳定不变的问题上几乎都在起作用。这种自动控制比因大量死亡而减少人口更为有效。在这里，也许他有点言过其实。例如，在印度和中国，人口之所以不会陡增，似乎死亡率高是主要原因。中国固然缺乏这方面的统计数据，但印度还是有的。在印度，人口出生率虽然很高，但人口的增长却比英国还要略微缓慢一些，卡尔·桑德斯本人也曾指出过这一点。这主要是由于在印度儿童的大量死亡、瘟疫及其他严重疾病所致。我相信，假如我们能够得到中国的统计数据，我们将会发现中国也是类似的情形。然而，除了这些重要的特殊情况之外，卡尔·桑德斯的理论总的来说无疑是正确的。

人们使用过各种限制人口的方法，其中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屠杀婴儿。在宗教不加干涉的地方，这种方法得以极为普遍的应用。有时这种方法甚得人心，以至人们在接受基督教时，竟要求基督教不能干涉屠杀婴儿。杜克霍波人曾因拒绝参军而与沙皇政府发生冲突，其理由是，人的生命是神圣的。后来他们又与加拿大政府发生了冲突，因为他们赞成屠杀婴儿。

当然。其他方法也是很普遍的。在许多民族中，女人不但在怀孕期间，就是在哺乳期也不能有***活动，这种状况往往要持续两三年。无疑这会极大地限制住女人的生殖能力，尤其是在野蛮民族中间，因为他们要比文明民族衰老得更快。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实行一种极为痛苦的手术，这种手术能够极大地破坏男性的生殖能力，从而达到限制生育的目的。我们从《创世纪》中了解到，在古代至少有一种明确的控制生育的方法，为人们所熟知和实行。然而犹太人不赞成这种方法，是因为他们的宗教是反马尔萨斯的。人类通过这些方法，避免了因繁殖过快而引起的饥荒，也就避免了灭顶之灾。

尽管如此，饥荒在减少人口一事上，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在非常原始的条件下，饥荒的影响也许并不如在一个不很发达的农业社会中那样大。1846～1847年，爱尔兰发生了极为严重的饥荒。从那以后，爱尔兰的人口就再也没有达到过饥荒前的水平。在俄国，饥荒更是屡见不鲜，1921年的那次饥荒至今我们每个人都记忆犹新。1920年我在中国时，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闹饥荒，其严重程度和第二年发生在俄国的饥荒不相上下。但是，中国灾民所得到的同情要比伏尔加灾民所得到的少得多，这是因为他们的遭遇不是共产主义造成的。以上事实表明，人口的增长有时确实会达到甚至超过粮食的供养极限。然而，这主要发生在那些粮食锐减的地区。

凡是是信仰基督教的地区，总是要取消一切限制人口增长的方法，节制***的方法除外。屠杀婴儿那是理所当然要禁止的，人工流产也是要禁止的，而且一切避孕措施都是要禁止的。的确，那些牧师、僧侣和修女都是信守独身主义的，但是我认为，在中世纪欧洲，这些人的数目并不比现在英国的未婚女子多，因此，他们在控制人口增长一事上并未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把中世纪和古代进行比较，那么中世纪因饥荒和瘟疫而造成的人口死亡率恐怕要更大些。其实，人口的增长是十分缓慢的。在18世纪，人口的增长率只是稍有上升，但是到了19世纪，情况发生了巨变，人口增长率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据统计，1066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每平方英里有26人；1801年时，人数增加到153人；到1901年，人数增加到561人。这样，19世纪的人口增长要比从诺曼人掠夺时期到19世纪开始时的人口增长快了将近4倍。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增长并不能说明事实真相，因为在此期间，不列颠民族正在掠夺以前被少数野蛮人居住的大片领土，从而开辟他们的殖民地。

人口的增长与出生率的增长几乎没有多大关系。人口的增长应归因于死亡率的减少，而死亡率的减少，一方面是由于医学上的进步，但更主要的还是由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欣欣向荣的景象。从1841年英国开始记载人口出生率时起，到1871年和1875年止，出生率几乎是稳定不变的，后期曾达到35，5％的最高点。在此期间，发生过两个重大事件。其一是，1870年颁发了教育条例；其二是，1878年布雷德洛对宣传新马尔萨斯学说一事提起公诉。因此，从这时起，出生率开始下降，起初还很缓慢，后来就演变成灾难性的了。教育条例是造成这类情形的主要原因，因为生孩子不再是有利的经济动机了，而布雷德洛则提供了造成这种情形的手段。1911～1915这5年间，出生率下降到23，6％。1929年第一季度，出生率竞一落而为16，6％。英国人口虽然由于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已开始缓慢回升，但很快就会达到一成不变的程度。法国人口早已处于不变的状态，这是我们众所周知的。

在整个西欧，出生率下降是相当普遍且极其迅速的，只有类似葡萄牙那样落后的国家不在此列。出生率下降在城市比在农村更为明显。最初，这种情形只存在于富人中，但现在已蔓延到整个城市和工业区的各个阶层。穷人中间的出生率要高于富人中间的出生率。但是，如果把现在伦敦最贫困区域的出生率和10年前最富裕区域的出生率做一番比较，前者却要比后者低得多。众所周知（虽然有些人不肯承认），这是实行人工流产和使用避孕法的缘故。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这种保持人口稳定不变的方法会停止使用。这种方法很可能会继续使用下去，直到人口开始减少，甚至最终可能导致大多数文明民族的灭绝。

我们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要想产生良好的效果，就必须明白我们的目的所在。在经济技术的任何特定状态中，都存在着卡尔·桑德斯所说的最佳人口密度，即能使每个人获得最高经济收入的人口密度。如果人口低于或高于这个密度，那么经济福利的基本水准就会降低。总而言之，经济技术每提高一步，最佳人口密度也会随之提高。在狩猎时代，每一平方英里一人比较适宜，而在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每一平方英里数百人也没有过多之虞。然而，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自欧洲战争以来，英国已存在着人口过多之患。我们不敢说法国也有同样情形，更不能说美国也是如此。

但是，在法国或任何西欧国家，也许都不会由于人口的增长而提高他们的平均收入。因此，从经济角度出发，我们没有理由希望人口增长。那些怀有这种希望的人往往出于国家军国主义的动机，所以他们所希望的人口增长是难以持久的，因为他们一旦得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战争，这种愿望就会烟消云散。因此，这些人的实际立场是，与其用避孕法去控制人口增长，倒不如通过战场上的死亡来实现这一目的。凡是认真思考过这一问题的人，断然不会持有这种观点，因此那些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纯属胡思乱想。撇开与战争有关的那些论点不谈，我们很高兴看到，控制生育的方法正在使文明国家的人口趋于稳定不变的状态。

然而，如果人口真的减少下去，情况就会变成另外一种样子，因为人口不加控制地一味减少，意味着人类最终灭绝，而我们是不会希望看到那些最文明的民族从世界上消失的。因此，我们只有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避孕法的使用控制在能够保持现有人数基本不变的范围内以后，才能大力提倡使用避孕法。我认为，这件事做起来并非难事。人们限制家庭发展的主要原因是经济上的，因此，通过减少孩子的费用，或者在必要的条件下，使孩子成为父母的经济来源，人口出生率就会提高。然而，在如今这样一个民族主义的世界上，这种做法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因为它会被当作保证军事优势的手段。不难想像。如果各主要军事国家都在武装民族中以“大炮必须有炮弹”为口号地繁殖人口，那将是怎样一种情形。这样，如果我们希望文明能够继续存在，那么就绝对需要一个国际政府了。这样一个政府若想有效地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颁布条令，限制一切军事国家的人口增长。

澳大利亚和日本之间的对峙足以证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日本的人口增长得十分迅速，而澳大利亚的人口却增长得相当缓慢。这种情形造成了极难缓和的对峙情绪，由于双方争执的时候都有各自显而易见的道理。我认为，美国和整个西欧的出生率在短期内不会引起人口增长，除非各国政府采取切实的措施去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只要那些军事大国依然存在，其他国家就不可能仅仅依靠生育来对峙。因此，任何一个想要顺利履行自己职责的国际权力机构，都必须重视人口问题，并且坚持在那些不顺从的国家中贯彻计划生育。否则，世界和平就无法保证。

总而言之，人口问题是一个双重问题。我们既要防止人口增长过快，又要避免人口下降。前一个危险是久已有之的，而且至今存在于许多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俄国和日本。后一个危险是最近才有的，目前主要存在于西欧各国。如果美国仅仅依靠生育来实现人口的增长，那么它也会面临这样的危险。迄今为止，移民已使美国人口以令人满意地增长，尽管在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中间，出生率是相当低的。这种使人口减少的新问题，是我们传统的思维习惯所无法接受的。道德说教与反对控制生育宣传的法律都遇到了这一新问题的挑战。避孕法的应用已经成了所有文明国家共同习惯的一部分，它是难以被取缔的。而且，在政府和所谓要人中间，回避性方面的问题的习惯已是根深蒂固的，我们不能希望一下子就消除这种习惯。可是，这是一种极不应有的习惯。所以我认为，我们应当希望现在这些年轻人获得重要地位之后，能够在这方面做得比他们的父辈要好些。我们希望他们将来能够坦率地承认避孕法普及的不可避免性，及其在不至于引起实际人口减少的前提下的合理性。所以，努力减少孩子对国家造成的经济负担，直到出生率能够达到保持现有人口的程度，是任何一个面临实际人口减少的国家所应采取的适当措施。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现有的道德准则应当做些有益的变动。在英国，女人比男人多200万左右。这些女人受法律和习俗约束，至今无法生养孩子，这对她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如果我们的风俗习惯能够对未婚的母亲持宽容的态度，并给她们以足够的经济保证，相信一定有许多现在仍独身的女人会要孩子。严格的一夫一妻制是以男女数量大体平衡这一假设为依据的。如果情况并非如此，这对于那些根据数字统计而被迫独身的人实在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情。既然我们认为应当提高出生率，那么这种残酷行为无论对社会或是对个人都是不应当有的。

随着文明的进步，通过政府的正确法令去控制那些被前人视为自然力的力量，更成为一件可能的事情。人口的增长便是这些力量中的一种。自从基督教产生以后，人口的增长一直被盲目的本能所支配。现在，我们应赶快去控制人口的增长。但是，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国家负责养育孩子那样的人口问题上，所采取的有益的干涉应是国际政府的干涉，绝不是那些彼此竞争的军国主义的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