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9年6月4日，尼采收到了一张瓦格纳的便条：“请来我家待上两天吧！我们想知道你究竟是怎样做到的，我还从未在我的德国同胞那里获得过这般的欢欣。赶紧过来拯救我仍然不肯放弃的永久信仰吧！我和歌德一样把这信仰称作是德国自由里面的信仰。”

尼采正好有两天时间的空闲，而且从此以后他就成了这位大师家里的常客。

他写信对朋友们说道：“瓦格纳符合我们的所有想象：他具有一颗富有、伟大、高尚的灵魂，他个性强烈，富有魅力，热爱一切知识，他的人品值得所有人对他给予爱戴……不要被那些新闻记者和音乐评论者们所写的关于瓦格纳的任何评论所骗，没有人理解他的思想，没有人有资格评判他，因为他不是以这个世界为基础而生存并且获取成就的，反过来，世界会迷失在他的艺术氛围里。瓦格纳被理想主义、人道主义深深支配着，以至于我觉得自己是在跟一位神打交道。”

巴伐利亚国王路易二世曾经邀请瓦格纳写过一篇短文，但最终这篇独特的论文被视作是蛊惑年轻浪漫的国王而被官员们禁止出版，瓦格纳让这篇文章在亲朋好友间流传开来。

瓦格纳也将它给了尼采，尼采回家之后十分专注地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深深地影响了尼采。

1848年，瓦格纳是个社会主义者，在他看来，自己的错误并不是他曾经拥护人人平等的思想，他的内心渴望美与秩序，如果渴望优越，那么一个人就不可能接受平等的思想。但是瓦格纳却希望人性能够从较低级的奴役状态中获得自由，并且可以在上升后轻易地理解艺术的高度。而现在瓦格纳认识到他在这一点上犯错了。

瓦格纳承认群众的力量，但却认为他们付出的热情是徒劳的，而他们的合作也是心口不一的。他曾经相信群众能够推动文化的进步，如今却发现他们甚至都不能够齐心协力地保持已有的文化。他们心中所牵挂的只是那些世俗的、基本的、暂时的需要。

瓦格纳认为，管理社会可以用与此相同的技艺。想要保证社会得以延续，就必须要利用这种幻觉，而统治者的任务就是要保持和扩大现有的幻觉。爱国主义是这其中最基本的，可以保证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但却不足以保证这个国家能够产生高度的文化。它割裂人性，导致残忍、仇恨和狭隘的思想。它控制着国家君王的权力。

因此，在爱国主义的第一幻觉之外，第二重幻觉，即宗教幻觉，也是必需的，其教义象征着博爱和广泛联合。君王必须要保持这种幻觉在其臣民中的维持。

普通人被这种双重幻觉洗脑之后，就会产生一种自己的人生道路变得清楚，获得拯救的感觉，从而过上一种幸福和值得过的生活。但同时君王和贵族的生活则比较沉重和危险，因为他们是幻觉的源头，因此他们也必须去评判幻觉。生活对他们来说毫无遮掩而言，他们将人生看得清楚并明白人生是怎样一出悲剧。

瓦格纳在给路易二世的信中这样写道：“在我看来，艺术是温和的希望之乡，我要将它献给我最亲爱的朋友们。假如艺术不能真正完全地带领我们摆脱平庸的日常生活，那么它至少也要把我们提高到生活本身的制高点。它赋予生活轻松的状态，它使我们放松身心，脱离苦海，让我们在迷醉中得到了安慰。”

1869年8月4日，尼采给格斯道夫写信说道：“昨天我读了《国家与宗教论》，这是瓦格纳交给我的一份手稿。这篇宏文大论的中心是向他的‘年轻朋友’——巴伐利亚的年轻国王解释他对国家和宗教的独具一格的理解。瓦格纳应该是空前的，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用如此可敬和更富于哲学味的口吻对自己的国王说话。我感到自己被振奋了，这种振奋源自他心中流露出的叔本华精神。和其他人相比，国王更应当理解生命的悲剧本质。”

9月份，尼采在德国小住后，重新回到了巴塞尔，他依然重复着巴塞尔和特里伯森两地的生活。

在巴塞尔，他全心全意地工作，学生全神贯注地听他讲课，同事们也和他相处得很友好。他的才智、音乐天赋、与瓦格纳的友谊、优雅的外表和举止为他赢得了某种声望，这里的上流阶层都乐意跟他交往。但在他的心里，最单纯的友谊要比社交的所有乐趣都有意思得多。尼采没有朋友，只有在特里伯森他才能真正感受到内心的满足。

尼采给居住在罗马的欧文写信说道：“我的神殿就是特里伯森，那里就像是我的家一般让我感到惬意。”

尼采一直憧憬的这种生活——同几个朋友一起，过着独立于世、隔绝于世的生活，类似宗教修行，耽于沉思——作为一种理想，一直没有放弃过。只要一有可能，他就试图再次构建这样一个精神王国。到了最后，实在没有别人了，他就一个人孤独地实践自己的计划，虽九死一生而不悔！

从特里伯森回到巴塞尔后，尼采倍感孤独忧伤。这种情绪在写给欧文的信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但同时尼采也表达了自己对工作仍然抱有希望：

“我发现几乎没有什么事能让我感到称心，我一遍遍地品尝着孤独的味道。人们总是需要别人的推动，而几乎每个人都会在各个地方被引领。但是当我们充满了灵感之时，却没有人在那里帮助我们，在将灵感付诸现实的艰难时刻，没有一个人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这是阴沉的时刻，我们只能将那沉重的还未成形的思想放在不为人知的地方，而它却得不到友谊阳光的照耀。我正在成为艺术爱好者中的孤独漫步者，我的友谊有着某种病态的东西。”

在给里奇尔的信中，尼采这样写道：“对我而言，我的学生时代是什么？是在语言学和艺术天空中的畅游。因此我对你怀着异常强烈的感激之情，现在你仍然是我生活中无法迈过的‘命运’。你的帮助非常及时和有用，能够得到自己同行神圣的帮助，一个人的付出就会具有与众不同的含义，他可以享受安宁的睡眠而在醒来之后，明确地知道每日工作中所需的知识。这个领域不存在庸俗和无聊，我感觉像是正在收集着散乱的知识，并将其最终编订成册。”

尼采编订成册的书即是《悲剧的诞生》，尼采在信中阐述的一些观念即是该书里的主要思想。他认为：“只有拥有敏锐的观察力，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学家，才能把整个历史视作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

尼采还在笔记里这样写道，“语言学方面所有的巨大进展，源自独具创造性的观察的结果。”

最后，尼采认为从观察中发现了他的老师瓦格纳的精神。瓦格纳希望复兴悲剧，他将剧院当作重新唤醒了人类心灵诗意的工具。带着“悲剧性”天性的希腊人也有着相似的雄心大志，他们希望通过对神话的复兴来吸引人注意，达到再次提升和拔高他们的民族的目的。

尼采在给格斯道夫的信中说道：“我们的世界正日趋犹太化，大众沉湎于政治和喋喋不休之中，因此他们不能容忍瓦格纳富于理想主义的深刻艺术，在大众中间，瓦格纳就像骑士一样，他与他们格格不入。”

尼采向瓦格纳表达了他在巴塞尔新生发的观念：

我们必须复兴希腊文化的思想。我们一直都在老生常谈，但这些被我们经常谈论的东西却都是虚假的。苏格拉底的精明，柏拉图的甜美已经衰退。

我们应当去研究那些更为久远的年代，如公元前7世纪、公元前6世纪。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感受到历史质朴的力量和原始的活力。从幼年时期的《荷马史诗》到成年时期的埃斯库罗斯的剧作，古希腊在长期的探索之后终于获得了它自己的直觉和纪律。

当时的他们和今天的我们一样，相信自然力中宿命的存在，他们也同样相信人类必须要规范自己的德行并创造信仰。他们感受到了悲剧情感，但这种悲观主义却并不会让他们失掉面对生活的勇气……

瓦格纳觉得这个年轻人的想法很有意思，与尼采的友谊也越来越密切。

一天，尼采正和瓦格纳在一起时，瓦格纳接到了来自德国的消息，由于背离了瓦格纳的建议和指导，《莱茵河的金子》和《女武神》都演砸了。这重大的失败强烈地打击了瓦格纳，虽然他早就知道自己的作品不可能为一般的观众所接受，但最终的失败还是使瓦格纳万分痛苦。

瓦格纳那高贵的痛苦感动了尼采，他加入到了老师的创作工作。那时，瓦格纳正忙着为《众神的黄昏》谱曲。他不紧不慢地进行着，灵感好像是从看不见的源泉里有规律地涌动出来的一样。

就在这些天里，瓦格纳还为自己写了一部自传，他将这部自传的手稿交给尼采，并且嘱托尼采将这份手稿秘密付印12本。

同时，瓦格纳甚至还向尼采提出了更为亲密的请求：圣诞节要到了，他要为孩子们准备一出木偶戏《庞奇和朱迪》。瓦格纳夫人请求尼采在巴塞尔帮他们购买一些制作精美的魔鬼和天使的小塑像，以备演剧的需要。她和蔼地说：“在我心里你不是个教授、学者和语言学家，你只是个25岁的小伙子。”

尼采接受了请求之后，把巴塞尔的各种小塑像都挑剔地观察了一遍，他对巴塞尔市场上的小塑像都感到不满意，因此他写信到巴黎订购了最可怕的魔鬼和最美丽的天使。

圣诞节时，尼采受邀观看了《庞奇和朱迪》，他与瓦格纳及他们全家一起度过了圣诞节，当时的气氛亲近而又甜蜜。

9月份左右，尼采写信给格斯道夫：“这个冬天，我将作两场演讲，演讲的内容是古希腊悲剧的审美艺术，瓦格纳专程从特里伯森过来听讲。”

尼采在演讲中描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古希腊，他通过酒神狄奥尼修斯的苦恼及其被引进诗、歌、悲剧沉思的陶醉作为开端，解构了一个被狄奥尼修斯的神秘和狂迷所烦恼的古希腊。他似乎想定义古希腊精神中那永恒的浪漫主义，在他眼里，这种精神从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传承到了公元13世纪的欧洲，从未改变过。

在尼采的第二个讲座里，他考察了希腊悲剧艺术的终结。在时间的过程中，古希腊的其他艺术都缓慢而又突兀地消亡了下去，只有悲剧没有衰退的迹象。奇怪的是，在索福克勒斯之后，它就像是经历了一场灾难一般突然消失了。尼采详细讲述并分析了这场灾难，指出整件事的罪魁祸首就是苏格拉底。

尼采大胆地指责了苏格拉底这个在众人心中最受尊敬的人。

尼采声称：“这个贫穷的雅典人对古代诗歌发出嘲笑并且抑制了古代诗歌。”

苏格拉底既不像一个艺术家那样著书立书，也不像哲学家一般发表意见。他只是坐在公共场合，给过往行人讲解他那有趣的逻辑，他用自己的理论震惊了他们，说服他们去面对自己的无知和荒唐，并对他们报以嘲笑，强迫他们来嘲笑自己。

苏格拉底蛊惑了柏拉图，并借年轻的柏拉图之口，将大自然的幻觉当作是一种人类理智可以理解的观念强加给了普通人，当时希腊人完全处在幻觉之中，他们安居乐业，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十分满意。

尼采将这些篇章写进了他的作品《悲剧的诞生》。

尼采对苏格拉底的公然指责让巴塞尔所有的听众都感到震惊。瓦格纳在知道这件事后，在1870年9月给尼采写了一封热情洋溢却又极其敏锐的信：

就我而言，我要大声地赞扬你的行为，好极了！你已经找到了真理，并用极其准确的语言切中了要害。在这些作品里，你要面对的对手是普遍流行的教条主义谬误。但是我依然对你有些担心，希望你不要一败涂地。

我还要给你一个建议，不要将你惊世骇俗的思想放在你那篇幅短小的小册子中，人们一定不能接受这些思想。你一定得把这些思想整理出来，用一部规模较大的著作来论述。到那个时候，你会最恰如其分地为我们描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神圣的谬误。

这是两个奇妙的创造者，因此我们在坚决否认他们的时候也必须要带着敬慕之情！这些本质对于世人来说难以理解，当我们考虑这些时，我们平庸的言辞就会膨胀成为赞歌！

而当我们平静下来进行思考时，我们可以看清自己的本身，心中产生我们能够且应当写出一部甚至超越那些大师们的作品的强烈而又清楚的想法。

此时，尼采已经在准备作品的创作，他计划在短时间里将其写出来。2月，在写给欧文的信中他这样说：“我和科学、艺术、哲学的距离越来越近，以至于我觉得自己创作出来的作品是一个半人半马的怪物。”

然而教授的各种工作打断了他的创作。3月，尼采被正式授予教授职称，他为这个荣誉感到高兴，并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当中。

与此同时，学校还委派他开设了一门高年级的修辞学课，接着他又接受了一份写演讲稿的任务，这篇演讲稿是为了祝贺弗里堡大学的鲍姆布拉赫教授执教50周年，并且要用拉丁文起草。尼采一心致力于备课和演讲稿的写作。

而4月到来的时候，尼采的工作任务更重了。里奇尔创办了一份名为《莱比锡社会语言学论坛》的杂志，他强烈地希望自己的得意门生能为杂志写一篇论文。

尼采接受了老师要求撰稿的请求，并请求欧文与他一起合作：“就我自己而言，我对自己这份新的任务有着强烈的责任感。虽然这项工作会让我在时间分配上穷于应付，但我仍然会全力以赴。这是创刊号，我们必须齐心协力。你很清楚，读者总是会怀着好奇或者恶意去它，所以它必须要做得十分优秀。我已向我的老师承诺要真诚地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现在我期待着你的答复。”

很快，5月和6月接踵而至。在此期间，尼采的事务非常繁忙，尤其是论坛的事情。圣灵降临节期间，欧文从意大利回到了德国，回家途中在巴塞尔进行了停留。这件事让尼采极为兴奋，他想将自己的朋友介绍给瓦格纳，并将欧文带到了特里伯森。

接着，罗德离开了巴塞尔，继续自己回家的旅途，尼采独自一人留在了巴塞尔。此时过度的劳累拖垮了尼采的身体，他被迫放下工作，躺倒休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