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6月初，尼采完成了《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这本书的初稿。虽然他几乎已经痊愈，但是他还有别的痛苦。

一天，尼采说对及其爱情的单调描写感到厌恶时，有人质疑：“还有什么感情有这种可以激发出激情的力量？”听到这个疑问，尼采飞快地回答：“友谊。它和爱情一样，能创造出危机，只不过这种危机更为纯净。在友谊中，和爱情一样的痛苦太多了，多得难以描述。”

从1871年6月起，友谊给尼采带来了各种痛苦。

尼采一直深爱瓦格纳，但现在他已经能够纠正自己理智上的错误。他明白，瓦格纳不是一个哲学家，也从未能担负起欧洲教育家的责任。但不管怎样，他在艺术上的造诣十分深厚，他的作品是一切美和欢乐的源泉。瓦格纳能给尼采带来欢乐，因此连尼采自己都无法容忍决裂的念头。

就在瓦格纳最严重的危机到来之际，巴伐利亚国王突然插手，承诺将会承担必要的经济开支，这个决定挽救了拜洛特的事业。为了这个意外之喜，尼采写信给瓦格纳表示祝贺，并随信给瓦格纳寄了一本《历史的运用与滥用》。在这本小册子中，尼采从未提及过瓦格纳的名字，在拜洛特的人都感到震惊。

尼采对妹妹说道：“天啦，瞧瞧在他们心中我成了什么人了。”

早在5月22日瓦格纳生日的时候，尼采曾写了一封信向瓦格纳致敬，瓦格纳立即回信，并发出请尼采去“他的房间”里待上几天的邀请。尼采找了个借口拒绝了。

几天以后，尼采写信给瓦格纳。他收到了如下的回复：

亲爱的朋友，你为什么不来看我们呢？

不要将你自己隔绝起来，否则我将不知如何帮你。

我们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房间。

我刚刚收到你最近的一封信，这封信我们稍后再谈。

瓦格纳的这些努力加剧了尼采的痛苦，他更强烈地意识到他将要失去的东西的价值。尼采第二次拒绝了老师的邀请。

那封由他的信在拜洛特引起的恼怒传到了他的耳边。尼采写信给一位朋友说：“我听说人们又在拜洛特为我担心，在他们的眼里，我离群索居、性情恶劣，像一条病狗一样。”

格斯道夫写了一封信给尼采，在信中他请求并敦促尼采前往拜洛特，尼采对这种再三的坚持感到反感，拒绝了这位好朋友的提议：“瓦格纳生性多疑，我觉得再引起他的怀疑不是一个聪明人应该做的事。另外，你还得想想，我要忙自己的工作，他们却还不放过我的病弱之躯。事实上，任何人想要束缚我的行为都是不对的。”

然而这些反感并没有持续很久。尼采缺乏与瓦格纳决裂的决心。虽然他拒绝去拜洛特，但是他却在全心全意地对待他和瓦格纳之间的友谊，对此他表示了歉意。

快到7月底的时候，瓦格纳的又一个邀请寄了过来，这让尼采无法克制自己的不耐烦了，于是他终于出发了。

正在这时，一个稀奇古怪的念头在他的脑中冒了出来：“难道我这样做仅仅只是想获得独立？难道我不是想纠正瓦格纳？”

尼采抱着这种狂热的幻想试图去影响瓦格纳，他想净化他，使他纯净到足以配得上自己对他的热爱高度。他在自己的行李箱里塞进了一本勃拉姆斯的乐谱，但瓦格纳却对勃拉姆斯怀着妒忌，在尼采看来，这种妒忌简直滑稽可笑。

在到达拜洛特的当晚，尼采就把乐谱拿了出来，摆在瓦格纳钢琴上显眼的地方。瓦格纳一眼就看到了它，他立即就明白了尼采的意思，然而他却很明智，一直隐忍不发。然而，第二天，尼采又重复了这个花招。这个举动激怒了这个伟人，他怒火中烧、高声诅咒、大发雷霆，接着，他冲出了房间，“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

此时瓦格纳意外地遇上了与尼采同来的妹妹，他突然对自己的行为感到了好笑，于是他便向她转述了这则趣事：“你哥哥硬把那本乐谱放到了我的钢琴上，这是第二次了，走进房间的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它！于是我就像一头公牛看见了红布一样勃然大怒。我很清楚，尼采想要的音乐是那个人创作的，他希望我像那个人一样。我爆发了——地地道道地爆发了！”

说完这些话，瓦格纳放声大笑。伊丽莎白困惑地走开了，找到了尼采：“弗里德里希，你到底做什么了？这里怎么了？”

尼采的回答是：“唉，伊丽莎白，瓦格纳并不是个伟大的人……”

瓦格纳对自己的愤怒一笑而过，当晚，他便又和尼采重新言归于好了。但是尼采的想法却有所不同，当他跟瓦格纳握手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对面前的这个人已经不再有什么幻想了。他们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这离最后的决裂已经不远了。

尼采离开了拜洛特，8月份的时候他的身体还能勉强支撑，到了9月份情况就开始变糟了。但是不管身体的情况如何，他仍在修改《叔本华》的校样。

尼采给梅森伯格写信说道：“从我的书里，我充分认识到了生活的艰难。这种磨难要远远比你看到的艰巨，它更加残酷更加严峻。阳光不再存在于我的生活当中，可我却依然往前，这对我来说，就是巨大的幸福……总之，我迟早会获得自由，而我终将会知道，我们这一代人对自由思想的容忍度到底有多少……当这些纠缠于心的否定和执拗的倾向被摆脱时，我的热情肯定会达到另一种程度啊！”

尼采的心里渴望拥有和行动，但他却必须要面对一个非常乏味的工作和充满各种非难的5年。他在一本笔记本上记下了这样的话：“当一个人到达30岁的阶段时，生活就开始变得越发艰难。我看不到可以快乐的动机……”

10月15日，正是尼采的生日，他在给罗默特的信中对自己的前半生作了总结：“人到30岁就要回首自己的建树并自问能否胜任人生——看来我是能够的！”而立之年的尼采干的活不少：他每星期在巴塞尔大学授课7节，在大学附属中学授课6节，同时还要准备包括古希腊文化在内的公开演讲，此外还有一本接一本的系列论著。

尼采接着写下一部系列论著，但没有完成。于是尼采把它放到一边。在回瑙姆堡过圣诞节期间，尼采没有接着写作，而是在摆弄音乐，把自己早年创作的乐曲翻出来看，还即兴创作新的乐曲。

尼采重新回到巴塞尔，现在他的工作则开始变得更加沉重。他接受了给年轻学生们讲授希腊文的任务。他已经很清楚时间的价值了，对他来说，5年的时间太长，而在大学里的每一小时都会延迟这段时间，他对自己所度过的每一小时都感到痛苦。

秋天，尼采给母亲写信说：“我面前的工作要花掉我50年的时间，因此我必须要牢牢控制住时间。但现在我还要对各方面都进行一番浏览，这便加剧了我的工作量。圣诞节那天也许会很冷。如果我去看你，会打扰你吗？一想到可以在你身边，而且可以获得10天的自由，我就感到高兴。所以我请求母亲在圣诞节给我准备一个乡间角落，原本我应该在这个平静的角落中度过余生，并且在那里写下优美的作品。唉！”

每逢遭遇这种沮丧的时刻，那些同瓦格纳的回忆总是会涌上尼采的心头，他总会想起，与瓦格纳密切交往的那些年几乎是他目前的生命经历中最静谧的时期。此时，瓦格纳的荣光开始再度焕发，公众面对他那巨大的成功卑躬屈膝。而尼采正处在艰难的时刻，他没有沾到老师的荣光，他在胜利的时刻靠边站着。

最后，为了宣泄内心的感情，尼采给瓦格纳写了一封信。瓦格纳回信说道：

你的信使我们再次为你的处境而感到了深深的不安，在一生之中，我似乎未曾有过你在巴塞尔大学那样的社交圈，圈子里全是知识分子，可以在晚上的交谈中给你带来乐趣。然而，如果圈子里的人全都患有疑心病，我敢肯定这种社交不会带来太大的好处。我想，你们这些年轻人真正需要的是女人。你应当组建一个家庭，或者创作一出歌剧，这两者的区别不大，结果可能是同样的好或者同样的糟糕。无论如何，我还是坚持认为，在两者之中，结婚比较好。

你赶紧娶个富裕的女人吧！唉，为什么格斯道夫是如此能干呢！结婚、旅行，用美妙的印象丰富自己！再然后……你就可以创作出一幕歌剧。你的歌剧必须要负有极大的难度。你干吗非要做一个教书匠呢？

瓦格纳预料到这封信的作用不大，但没有预料到它会带来伤害，尼采对自己的行为感到不满，认为是自己惹出了这些温和体贴的建议，但是他还是不能接受瓦格纳在信中说出的话。他认为自己不应该在信里表现出软弱。

尼采《不合时宜的思想》第四篇《我们其他的语言学家们》已经开始动笔，但他很快就放弃了写作，他声称自己放弃的原因是工作的繁重和身体的疲倦。

圣诞节的时候，尼采和母亲一起在瑙姆堡待了10天，在这段时间中，他创作了四声部的《友谊颂》。整个圣希尔维斯特节，他都是在重读自己青年时代的作品中度过的，他沉浸在这种对过去的检视中。

尼采正处在糟糕的环境中，他对自己的思想感到了虚弱和恐惧。格斯道夫和科西玛·瓦格纳寄来了两封信，他们在信里说了拜洛特的情况，而信中的暗示性的语言让尼采感到绝望。

尼采写信给梅森伯格说：“昨天，是新年的第一天，但我在这一天却遭遇了恐惧，因为我清晰地看到了未来。活着是一件如此可怕而又危险的事情，那个以诚实的方式获得死亡的人反而让我嫉妒。以后，我要长寿。我的工作并不是能帮助我活到老的满意的生活方式。你要理解这种决心。”

1875年1月和2月，尼采一直都很悠闲，处在一种沮丧的状态之中。他这样写道：“每两个星期，我大约花10分钟创作一曲《孤独颂》，创作的时刻极其罕有，我要在歌中表现孤独的可怕的美。”

3月，格斯道夫来到了巴塞尔。他的到来鼓起了尼采的兴致，他向朋友口授了一些笔记。

尼采常和欧维贝克和罗门特住在一起，这是他的生活习惯。可这时，罗门特突然对欧维贝克和尼采宣布，他将要加入教会，因此被迫离开他们。

尼采被这个消息惊得目瞪口呆，同时他感到非常愤慨。罗门特从未就这件事和他的朋友们开诚布公地谈过。由于宗教信仰的压力，罗门特已经丧失了单纯美好的信念和对友谊的责任。而尼采却相反，他对友谊一直都抱有崇高的理想。

罗门特的背叛勾起了另外一桩往事，也使尼采理解了在瓦格纳追随者中流传的消息：瓦格纳将要创作一出名为《帕西法尔》的基督教神秘剧。

在所有的事情中，回归基督教是最不能让尼采忍受的事情了。在他看来，这是丧失了人生原则，这是人世间最虚弱最怯懦的事情。

尼采希望罗门特能够回心转意，他试图说服他，但罗门特保持着沉默，对朋友的劝告不作任何答辩，只是坚守着自己的想法。在规定的日期里，罗门特离开了。

4月，罗门特离开巴塞尔去德国就任牧师，尼采和奥弗贝克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送他。罗门特的心情也是痛苦的，他流了许多眼泪，请求尼采原谅。在火车上，罗门特一遍又一遍地说，自己一生最美好最幸福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乘务员关闭了车门，罗门特还要再跟两位朋友说几句话，想放下窗玻璃，但窗户锁住了。他拼命用劲摇动窗户，脸上露出令人不忍目睹的绝望神情。这时，火车启动了，被分隔开来的朋友们只有默默地哀叹着。这整个场面仿佛是一种象征，让尼采深为伤感。

尼采的难过还包含着一种深深的自责：他觉得罗门特走上这条路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平时他经常向这位性格懦弱的朋友灌输一种教条，使得罗门特因其残酷性而不能承受，更加剧了他的意志颓丧。

这事对尼采的打击非常巨大。他送走罗门特后，就躺在床上不能起来了。头痛持续了一天一夜，剧烈呕吐不止，直至把胆汁都吐了出来。

头痛、失眠、呕吐、内部器官痉挛，这些症状持续了几个月时间，到了7月份才开始缓解。一旦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尼采又开始了写作活动。到10月，尼采已经基本完成他的系列论著的第四部。他还在巴塞尔同戈斯多夫和玛尔维达一起，讨论了一个犹太作家保罗·雷的新作《心理观察》。保罗·雷是上一年由罗蒙特介绍认识的，主要搞心理学研究，后来也成了尼采的好朋友。

这次的病是一场大病的预告。被病魔袭击后，尼采被迫离开了巴塞尔，到孤独的山林中静养。尼采对欧文说：“请给我带来一些令人欣慰的消息吧，我可以从你的友谊中获得帮助我承受这件可怕的事情的力量。从我的友谊观出发，我确信自己已经被深深地伤害了。我更加痛恨那种跟任何人都保持友好相处的作风，在我看来，这种方式的本质其实是虚伪不实，将来在交朋友这方面我可得更加慎重。”

伊丽莎白住在拜洛特，3月份，她是与瓦格纳一家一起度过的，此后，她便回到了哥哥身边，她被哥哥当时的状态吓到了，因为对罗门特的悲伤回忆总是纠缠着他。

尼采也在挂念着瓦格纳，他自言自语道：“我曾经经历了怎样的危险啊，我崇拜着这个人，从中感到幸福，我将自己托付出去，结果到最后却发现自己跟随的只是幻象，而且这些幻象都是相互关联的。瓦格纳的理论跟基督教教义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一天，伊丽莎白和哥哥在公园里散步，她又向哥哥讲述了发生在拜洛特的事情，这已经是她第十次跟哥哥讲述这件事了，她注意到尼采的脸上有着奇特的神情。她询问他，不断地发问，于是在他长篇大论、滔滔不绝的感叹中，他保守了一年的秘密被泄露了。

尼采突然戛然而止，因为他看到了一个徒步旅行者正跟在后面，监视着他。他一把抓住妹妹飞快地离开了，自那天开始，他一直都处在精神恐惧之中，因为他担心自己的话会传到拜洛特。几天以后，他再次遇到了那个古怪的旅行者，他知道了他的名字：伊凡·屠格涅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