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5月，尼采离开梅森伯格的休养所去了罗森劳埃，他在那里的温泉里接受了一次治疗，但收效甚微，于是匆匆返回了巴塞尔。

9月份到来时，尼采就必须要重新回到教师的岗位，这是他生活的来源，也是他害怕失去的训练。同时，他也承认这项工作无聊得可怕。

曾有人提议，鉴于他对巴塞尔大学的贡献和他的病情，校方可以考虑让他退职，但给予他充足的年薪。于是梅森伯格建议尼采退休，但伊丽莎白却持相反的意见，希望他保留公职。尼采最后采纳了妹妹的意见。然而随着返校的日期越来越近，他的反感也与日俱增。

伊丽莎白来到了巴塞尔，终日陪伴着尼采。一开始，他为妹妹的陪伴而感到高兴，但他马上就意识到自己和她无话可说，她从里到外都成为了瓦格纳的信徒。

尼采喜欢保尔·李，但是由于健康原因，保尔·李还滞留在德国北部，不能前往巴塞尔。他写信给李说：“我希望你已经摆脱了可恶的病魔。新的一年即将到来，我衷心地祝福你像现在这样活着，像过去那样活着。我急切地想同你待在一起。我们都因为对方的存在而正确地理解自己，我们总是感到十分默契，我想，我们之间就像那些好邻居一样，当他们同时冒出某个念头时，就会互相拜访，并且常常发现对方也正在向自己走来……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好好地谈谈人生问题，不是书信交谈，而是面对面的呢？”

12月，尼采再次给李修书一封：“每天我都无数次地想起你。”此时，尼采已经写完了他的书。想法从他的脑海中一个接一个地蹦了出来，没有连贯性，他的健康状况十分糟糕，这使得他无法将它们富于条理地编排起来。

尼采渴望写一本简单明了的书，希望这本书能使那些最急切的狂热者冷静下来慎重地思考这个问题。许多“美好的灵魂”围绕在瓦格纳和拜洛特的周围，尼采刚刚从其中挣脱出来，他希望自己能像老苏格拉底一样对这些“美好的灵魂”讲话，使他们意识到自己信仰的荒谬。

他为自己的书取了个《人性的，太人性的》的标题，他详细叙述了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我手中握有火炬，这火光没有燃烧出烟雾。现在我们位于地下的观念世界里，我将要在其中投射一道充满生气的光芒。错误接踵而来，我伸手接住了它们，将它们放到冰上，于是这些观念被冻僵了。‘天才’就冻僵在这里，‘圣人’冻僵在另一个角落，这一层层厚冰之下就是‘英雄’，接着是‘信仰’‘同情’，很明显，‘同情’已经变得越来越僵冷——事实上，这些‘物自体’在任何一个角落都冻着。”

这部作品里满是悖论。尼采炽烈的感情超乎常人，他十分确定自己的工作、使命和人生的崇高结局。尽管这样，他将嘲笑的轻蔑投以了它们。他将科学置于更高的位置，将诗歌放在科学之下，将曾经赞扬过的埃斯库罗斯放在曾被谴责过的苏格拉底之下。尼采说：“这就是那本使病弱者感到震惊的书。”

正是从《人性的，太人性的》开始，尼采达到他的思想的完全成熟期。他让自己最终从叔本华的形而上学、瓦格纳的美学、基督教的信条中解放出来，获得精神上的充分自由和完全独立。

1878年1月3日，瓦格纳给尼采寄来了诗剧《帕西法尔》，尼采了这部作品，这使尼采在内心中更好地估量了促使自己和老师分手的距离。他给拜伦·冯·塞利兹写信说道：“我在第一遍后感觉这部作品更像是李斯特而不是瓦格纳的作品。作品中充满了反革新的精神，我深知希腊人和人类的氛围，所以我明白这一切都属于过度褊狭的基督教。就这部作品而言，音乐家的剧作没有超越他的音乐的使命。”

尼采心中依然对这位无与伦比的老师怀有热爱，并且第一次明确地思考了决裂的问题。疑虑和烦恼在他心中不断地增长。

从1878年圣诞节开始，尼采就有了更多的空闲，他教师的工作任务没有以前繁重了，因此他每天拥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他利用这个机会每周都会离开巴塞尔，独自在附近地区闲逛。

尼采没有去爬那些高山，他更中意的是侏罗山和黑森林，因为，在这些林木茂密的高地中，他可以回忆起他的童年生活。

两个月过去，尼采仍然没有对《帕西法尔》作任何答复。出版商已经印好了《人性的，太人性的》，等待着最后的出售。

尼采深知，这部作品对独持己见的坚持必将激起拜洛特那帮温顺的人的愤慨。当大家都撕破脸的时候，他会胆怯。他对瓦格纳和公众的反应一样顾虑重重。

但是，已经写了这些文字，尼采永远都不会后悔。这些富有生命的逻辑曾经支配过他的内心，他也很清楚，这相同的逻辑总有一天会引领他走向一种新的激情，而且还会使他习惯于掩饰这些年不断出现的危机。

尼采的脑海里突然蹦出了一个奇怪的主意：可以用匿名的方式出版这本书，只让瓦格纳一个人知晓这部作品的作者是他的朋友兼学生，并理解学生内心对他的忠诚。

于是，尼采起草了一封长信寄给了出版商。

出版商拒绝了尼采匿名发表的提议，尼采只好放弃了这个主意。他最终下定了决心。1878年5月，伏尔泰逝世100周年时，欧洲正在准备各种纪念活动，尼采挑选这个日子来作为自己作品的出版日，并将这本小册子作为了对这个伟大作家的纪念。

欧文不赞成这本书的观点，瓦格纳不作应答，但是尼采清楚在这个圈子里，追随者们是怎样评价自己的。他们会说：“如果这个拜洛特的漫画家不是个背信弃义的人的话，他一定就是个疯子。”一个匿名的人从巴黎寄来一个小盒子，盒子里装着一个伏尔泰的半身塑像和一张便条：“伏尔泰先生的英灵向弗里德里希·尼采先生致敬。”

伊丽莎白一想到自己的哥哥这样一个内心纯粹的德国人，竟然愿意拜倒在这样一个法国人的旗帜下时，便难过地哭了。

尼采的一些朋友对这本书作出了不同的评价。布克哈特说道：“你的书让精神变得更加独立。”

保尔·李写信则说：“你的书和歌德、爱克曼的谈话录一样给了我如此多的启示。”

除此之外，彼得·加斯特、欧维贝克及其夫人也给予了尼采鼓励和支持。

尽管如此，尼采依然有着深深的挫败感，《人性的，太人性的》没有获得成功。他还听说，当瓦格纳听到这本书的销售量少时曾经幸灾乐祸地说道：“哈，哈，你瞧，尼采只有在捍卫我的事业时才会被人关注，否则，没门！”

1878年8月，拜洛特杂志发表了一篇对《人性的，太人性的》进行的匿名评价：“德国教授一生之中都得写一本书来帮助自己获得声誉，但这并不意味着遍地都能发现真理，所以有的人就满足于通过证明前人的观点是谬误来博得众人眼球，而且当这个被侮辱的前辈声名卓著时，这种效果也就愈加明显。”

尼采认出了这个匿名的作者——瓦格纳。

瓦格纳这种低劣的批评方式使得尼采深感痛心。他现在想表达对从前的老师叔本华和瓦格纳的态度，只不过现在他想用一种平静和尊敬的口吻进行解释。他已不再需要在一些人面前保持谦恭。在重新思考索伦托的笔记之后，他开始着手写《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思想的续篇了。

此时，伊丽莎白离开了巴塞尔。尼采度过了一个痛苦凄惨的9月份，他那激动不安的境况令人感到惊恐，因此好多人都在回避他。

尼采试图在巴塞尔召集新的信徒，但是他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年轻人无法被他提出的那种不合群的自由所吸引。尼采的一个学生赫尔·沙弗拉去听了尼采的讲座，但他几乎不能理解。

一次课间，尼采正好在赫尔身边，于是他们并肩走了出去。此时天际掠过了轻柔的云彩，尼采说道：“这些美丽的云彩飘得真快啊！”

赫尔于是回答道：“它们就像保尔·维罗尼斯画中的云彩。”

尼采突然转过头，一把抓住赫尔的胳膊，说道：“假期很快就要到来了，我也很快就要离开，跟我一起走吧，我们一起去威尼斯看云彩。”

他的行为让赫尔大吃一惊，当时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尼采看到之后，他默默地转过了身，面如死灰，沉默地走开了。

与瓦格纳的决裂给尼采带来了巨大和持久的痛苦。

1879年2月，伊丽莎白写信给科西玛·瓦格纳。科西玛回了信，信中用了一种庄严、温和且又坚决的语气：“不要在我面前提起《人性的，太人性的》这本书。在给你的这封信中，我只愿回忆的是，你的哥哥曾经为我写了一些篇章，至今为止，我都认为那是最优美的……我对他没有怨恨，他已经被痛苦击垮，失去了自控力，只有这一点可以帮他开脱罪过。”

她接下来却又说：“现在不用认定他目前的作品，我反对这种认为它们只是代表着心灵寻求自身的阶段这种说法，这几乎和贝多芬所说的话类似：‘在我的第三种风格中去看我。’而且，一个人在的时候就会看出作者本人的怀疑，那么这部作品仅仅是没有动力的诡辩，只会引起读者的同情。”

1879年，尼采发表了《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的续篇《杂乱无章的观点和箴言》。认识尼采的人回避了这篇文章，他们不再排斥尼采，反倒开始同情他。因为尼采的健康正在恶化，他终日被头痛、胃病和眼疾折磨着。就连医生们都在为他们无法确诊的症状和无法治愈的病人感到不安。

尼采凭借直觉猜到了医生们的恐慌。彼得·加斯特在威尼斯等着尼采，但是尼采因为身体原因被迫放弃了这次旅行计划，他只能待在自己在巴塞尔门窗紧闭的房间里。欧文和格斯道夫曾将希望放在尼采身上，而尼采的健康状况令他们感到大为震惊，他们写信问欧维贝克：“听说尼采的病无法挽回了，这个消息是真的吗，告诉我们。”

欧维贝克回信道：“唉！他的状况简直糟透了。”

尼采的病情甚至让瓦格纳都深受震动，他写信给欧维贝克说道：“我无法忘记他，这个以如此激烈的方式与我分手的朋友。我非常清楚，如果一个灵魂被如此的激情所折磨，那么要求他合乎常情地进行思考是不恰当的。一个人必须对这种异常的行为保持沉默，并对这个人心怀同情。我冒昧地请你把我朋友的消息写信告诉给我。”

欧维贝克和他的妻子悉心照顾着尼采，他们写信给伊丽莎白，向她描述了尼采的病情并告诉她她应当在哥哥身旁。伊丽莎白接到信立即赶了过来，她一时之间几乎没有认出哥哥，这个一年之间老了10岁的佝偻、衰竭的人。而尼采只能通过手势表达对她的到来的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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