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年7月18日，尼采正在西尔斯马利亚，他给彼得写了一封信，宣告了一部新作品的诞生：“最近我享受了一段很好的时光，这段时间里我起草了一部作品，它的篇幅虽然不大，但是我却能够说它更好地诠释了我之前所写的那本书。现在我43岁了，写过15本书。另外通过我的经历让我感受到一个不愿说出口的事实，就是即便我愿意放弃自己的著作权，也没有任何一个德国出版商愿意理睬我。或许我今天完成的小册子能让我的书多卖几本，当人们可以理解我的时候，我已经不能获得任何好处了，或许我早就已经离开人世很久了。”

7月20日，尼采用快递将书稿寄给了出版商。7月24日，他发电报要求退回书稿来增加一些章节。整个夏天里，他都是在不安和忧郁中度过的，当然还有对书稿的修饰。他对这部作品很看重，想使它能更有说服力，因此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对它的增删和润色的工作。

8月底的时候，尼采发现在第一部分的最后还有一小块空白，所以他添加了按语，指出了自己没有研究的问题。

9月，恩加丁的气候开始变冷，尼采的校对工作也已经结束了。他总是在四处漂泊游荡，现在又是寻找新的住所和工作的时候了。

由于彼得正在威尼斯，这个城市号称有“上百个孤独者”居住在其中，尼采也在那里住了几个星期，成了一个基本快乐的流浪者。

彼得说尼采在那里简直就是在虚度时光，他什么也不做。他不愿待在莱比锡的图书馆里，也不打算让自己躲在某个小房间里。他经常出去散步，去光顾那些不太干净的“食品店”。在那里，那些身份卑微的下层人民聚在里面吃饭。

一旦光线太过强烈，尼采就会到阴凉的地方去放松一下自己的眼睛。快到黄昏时，他就开始了他那没完没了的散步。他一直凝望远处的圣马克广场和广场上成群的鸽子，还有环礁湖和教堂。

尼采继续思索着作品下一步该怎么写，他想让自己的作品符合逻辑又要自然生动，要简明扼要又有丰富的细节，每个字身上都刻着神秘的烙印但是叫人一看就会明白。总之，尼采就是想让自己的作品像他喜爱的威尼斯一样，有着最高的意志和优雅的狂想。

10月22日，尼采到达了威尼斯。他在威尼斯一共待了两个星期，期间发生了两件重要的事件。一是他失去了一个交往很久的朋友；另一个则是有了一个新的读者。

失去的朋友是欧文。他们两个去年春天就开始了争吵，现在两人的矛盾达到了顶点，他跟欧文的关系就此破裂了。

他的新读者是乔治·勃兰兑斯。他回信感谢了尼采寄给他《道德的谱系》这本书，他的回信充满了对尼采处境及观点的理解：“我同你一样，也不赞同禁欲主义的理想，对那些民主主义的庸人们感到失望与痛恨。我很欣赏你这样的贵族激进主义。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对怜悯道德进行蔑视。不管怎么样，我要对你献上我最诚挚的敬意，因为你身上几乎没有教授那种难以接近的气息，我愿意与你交谈……”

到现在为止，尼采找到了两个愿意了解自己作品的人，这两个人都充满了才华，一个是勃兰兑斯，一个是丹纳。

大约在同时，勃拉姆斯也读起了《善恶的彼岸》，并且读得津津有味。彼得把勃拉姆斯的《生命颂》改编成了一首管弦乐，而尼采在监督并指导他进行修改的时候不时地发出对勃拉姆斯作品的赞美，称赞这种新鲜的充满活力的形式。

尼采读了新近出版的龚古尔兄弟的日记；有时候还跟福楼拜、圣贝甫、戈蒂埃、丹纳、格瓦里和勒南一起在梅尼家里聚餐。他不会让这些消遣活动阻碍自己的创作灵感。他要写一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用智慧话语表达的作品，要写一部平静得使辩论性的话语都低下头的作品。

尼采把歌德看作是激发他新的作品灵感的关键。歌德没有从负面评价过人类的诸多生产生活的观点，也没有否认理性社会的产生。歌德像是宽宏的贵族一样接受了人类留存下来的大批文化遗产。

这些就成了尼采最后的希望。他渴望着自己能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像是即将落山的太阳那样放射出柔和美丽的光芒，去照亮尘世中的一切价值，去净化世人那沾染了些许灰尘的灵魂。

尼采很轻易地就找到了《欧洲的虚无主义》和《对更高价值的批判》的写作思想与理念。尼采在这4年间总是在分析和批判着世上发生的一切，好的或者坏的。他奋笔疾书，尽力大声呼喊着：“我追求的是新鲜的空气，而欧洲荒唐的现状却在阻碍着思想的发展，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尼采把懦弱扔到了一边，此后他的思想按照自己的希望保持了平静的状态。然后他提出一个问题：“欧洲现状真的是荒唐的吗？或许是因为有一些逃过我们眼睛的东西造成了这一现象。我们必须要能在这原因之下认识到某种有用的值得保存下来的价值。这些都是后世所必需的，它们毫无疑问地对以后的世界是有益的，可是在我们眼里，它们是可悲的。”

尼采压制住自己的厌恶情绪，尽量让自己不使用侮辱性的语言，而是静下心来慢慢考虑被谴责的对象。他曾提问说：“难道群众就没有寻找真理和信仰的权利吗，群众才是人类的基础，是他们创造了整个文化。没有群众，何谈主人？我们得让他们明白劳动也是有尊严的。要是这样他们就会通过劳动而变得更加温顺的话，那就说明他们现在的信仰对一切都是有好处的。”

1887年年底，尼采已经将他打算写的那部综合性作品的基本框架创建好了。他赋予了以前曾经鄙视过、辱骂过的那些不同的动机以某种权利和尊严。

这时，尼采写作的宗旨跟以前的十分相似：“人道主义倾向并不以反生命为前提，他们适用于任何平庸的群众，也适用于要使群众得到满足的人们。基督教的各种不同的倾向也是仁慈的，我们无法找到其他什么别的东西能够像它们一样具有让人感到称心的恒久性。这是因为那些倾向适用于所有遭受苦难和衰弱的人，并且还有恭顺的态度而不是反抗的精神。如果有可能的话，满怀着爱去接受那些不可避免的痛苦和虚弱，这样对人们来说是有益而无害的。”

12月14日，尼采给卡尔·弗挈斯写了一封信：“在最近这几年中，我心中的焦虑达到了一种无可复加的地步。现在，我即将得到被人认可的机会，我首先要学会改变我自己，要为了更高的一种形式来使自己变得更加客观。我不知道我现在是否已经老了，我也不知道哪一类青年时期的生活对我有益。他们并不明白我的中心思想在哪儿，也不知道我在什么时候、如何变得这样怪。”

1888年1月份，尼采对自己的敏感和烦躁感到不满，1月15日，他写信给彼得说道：“对我来说，生活从来都没有像今天一样艰难。我已经不能同现实保持良好的关系了：如果我不能成功将它们遗忘，那么我就会被它们撕碎，一旦我陷入到忧伤之中，我面前的就只有无尽的黑暗。我有那么多事情要去做，所以我必须要挺住。在每天早上，我都要去暗示自己好好生活。我不能再沉浸在自我当中了，我必须要去面对现实。我似乎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来面对自我、思考自我。”

尼采思考着，总结着现代欧洲人：“我们要怎么从一个由强健的人组成并有着古典趣味的种族中解脱出来呢？古典趣味就是指简化的和强化的意志，就是要真诚袒露内心的勇气。要让自己从这种类似混沌的状态中走出来并走上一个新的有机状态，我们就必须要受到一种强制性的约束。起源于恐怖和暴力的种族才有可能占据优势。这就是问题所在：20世纪究竟谁才是野蛮人？很显然，他们是出现在巨大的社会主义危机之下的，对他们来说，这些危机可以使他们显示出最持久的恒定性，也是最持久意志生成的保证。”

尼采不断在笔记上记下自己研究的成果：

阻止现代性的最好障碍和治疗现代性的最好良药：与真正战争相关联的义务兵役制度，这样的战争可以不让他们的头脑变得更加轻浮；单纯集中的民族偏见。

尼采曾经侮辱过民族主义，可是现在这个艰难的时候，尼采为了找到支撑点，又回到了民族主义之中。

尼采在继续研究的过程中预见到了一种政党形式，这种形式只可能是实证主义民主形式或者是其改良后的形式。他对这种政党表示了赞同，还给它下了定义。他看到了这两种有能力训导人类的有力而又健全的组织的特征：

一个不会凭借感情做事的和平政党将拒绝自身以及其中成员之间进行的斗争，也拒绝他们走进法庭之中。它将会挑起对自身的斗争、反对甚至迫害。它至少在一段可预见的时间内会成为一个被压迫者的政党。不久后，这个伟大的政党就会出现反对怨恨和报复的情绪。

一个好战的政党将用相同的逻辑来严厉地反对自己。它会在一种对立的观念之中寻求发展。

这个笔记是尼采草草写就的，尼采总是会观察四面八方的事物，而不将目光停留在一件事上。他对工人阶级的清教徒主义感到不满，因为他知道人类灿烂的文化是随着贵族政治而维持或者消亡的。

尼采曾经宣言说自己要在有生之年找到一个可以支撑更高级文化的基础。有时候他感觉自己找到了，可是这个基础强加给他一种无法容忍的狭隘倾向，因此他就放弃了这个虚无的基础。

尼采现在要去找寻一个可靠的支撑。他找到了民族主义，这成了他唯一的避难所。可是尼采却又要从中抽身。

尼采不去理会那些民族主义的思想，他又回头去追求自己的目标，他想到了拿破仑和歌德，两个人都没有受到自己所处时代和国民偏见的限制。他们两个是如此不同，一个是战士，一个是诗人；拿破仑让人们去屈从和沉默，歌德则在观察和沉思。他们正是尼采每次作重大决定时必定出现的一对形象。

尼采给母亲和妹妹写了几封信，他在给这两个人写信时带着一种温柔，他在信中宣泄着自己的感情，好像很乐意再次变成母亲膝下的幼子。他对母亲很是谦逊，他署名是“你的老儿子”。他跟妹妹则像是长年的伙伴一样交谈着，似乎忘记了以前的种种不满情绪。

尼采乐于听从妹妹的话，而妹妹也经常给他提出一些看似聪明的建议。当尼采抱怨自己是多么孤独的时候，她就会问你为什么不去当教授呢，为什么不去结婚呢？尼采很轻易就回答了这些问题：“我该去哪里找我的妻子啊！如果我恰好找到一个，我想我并没有权利去要求她同我分担我的一切。”

1888年1月25日，尼采像往常一样去散步的时候，听见不远处传来了欢快的笑声。那个高兴的人走近了他，是一个迷人的姑娘，她的棕色的眼睛像小鹿一样温柔。

尼采这颗衰老孤独的哲学家的心被这样一个温馨的情景感动了。这时他想：“要是有这么一位亲切可人的姑娘在我身边，那对我来说将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可是却不一定对她有好处。我不知道我的思想会不会伤害这个姑娘。如果我爱她，又看到她因为我而遭受痛苦的折磨，我会心碎的。所以我决定了，我绝不结婚。”

这时，尼采的脑子里全是稀奇古怪的想法。尼采每时每刻都在想着自己被别人剥夺了爱情和友谊的权利。他想起这些人就满心怨恨，首当其冲的就是瓦格纳。

尼采也想起了他在特里伯森的那段美好的时光。科西玛·李斯特十分欢迎他，乐意倾听他的意见和计划，乐意他的手稿，还总是和蔼快活地跟他交谈。

尼采的记忆被他的痛苦扭曲了，他认为自己曾经疯狂地爱过科西玛·李斯特，而她或许也爱过尼采。尼采强迫自己相信这一点，他甚至开始相信这个谎言了。可是现实对尼采来说是残酷的。瓦格纳占有了尼采渴望的一切，声誉、爱情和友谊。

4月1日，尼采就离开了威尼斯。他在去恩加丁以前，曾在都灵待过几天。那里的气候干燥，街道宽广，在路上尼采把行李弄丢了，他很生气，并跟脚夫发生了争执。然后他在热那亚附近的撒皮特伦纳病了几天，接着又去热那亚休息了3天。这几天里，他完全沉浸在了以前的回忆之中。

他给彼得写信说道：“我的运气把我带回了这个城市，我的意志已经够强大了，所以我不会再懦弱。我在这次感到了更多的激情，并对这里产生了感激之情。”

4月6日，尼采到达了都灵，他都快累散架了。在同一封信中，他对彼得说道：“我不会再独自旅行了，这让我感到焦虑不安，感到索然无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