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中国戏剧史》写于二十余年前，出版时用的书名是《中国戏剧文化史述》，为的是突出“戏剧文化”这个概念。我当时在学术思想上正受文化人类学的激荡，只想通过戏剧的途径来探索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过程，因此，“戏剧文化”这个概念指向着一种超越戏剧门类的广泛内涵。可惜这么多年下来，“文化”的用法越来越不着边际，我当初的意图已很难表明，不如干脆舍弃它，留剩一个更质朴的书名为好。

如果要通过某种艺术的途径来探索一个族群的集体心理，我至今认为戏剧是最佳的选择。因为只有戏剧，自古至今都是通过无数观众自发的现场反应来延伸自己的历史的。

这种想法，提高了一部戏剧史的人文地位，同时，也改变了戏剧史的惯常写法。我力图摆脱以“史料”替代“史识”的弊病，想在大量的资料之上浮悬起一副现代人的目光。这副目光因为要坚持一定的整体性、鸟瞰性、思考性而不得不保留一定的陌生感。即便对于自己熟悉的一切，也要拉开距离来看，并在距离间投入欣赏、比较和反讽。

我知道，我的读者和学生也愿意暂时借助这样一副目光。他们既繁忙又粗心，把他们拉人一个古代的泥潭会让他们不知所措。他们需要渡桥，他们需要便道，他们需要一个比较简明又比较安全的观察视角，既能够居高临下地审视，又能够轻松自由地离去。离去时，他们可以用自己的目光换下这副目光。

现在看来，这部《中国戏剧史》可能过于偏重戏剧文学方面了。这是因为，戏剧文学更能经得起“文化—心理结构”的分析，而声腔、演出等方面则缺少能用文字准确描述的实证素材，史家稍稍用力，便容易陷入琐碎的考证和空洞的揣想。一旦陷入，史就不成其为史了。但是，无论如何，戏剧是一个整体概念，史的详略并不能对应它内在各元素间真正的轻重。例如，戏剧的主旨和故事很容易被大家看清，而它的真正精微处，不在主旨，而在形态；不在故事，而在韵致；不在剧本，而在声腔和表演。

与其他艺术门类一样，戏剧的最精微之处总是最容易被历史磨损和遗失。后代所写的每一部艺术史，都是失去了最精微之处的抱憾之作。这正像描述一个绝色美人，只留下了她的履历和故事，还有一些遗物和照片，却永远也无法说明，她究竟是靠着什么样的风度和眼神，征服了四周。

所以，历史总是乏味的，包括艺术史。

对此，我有充分的自知。

这种自知，给我带来了自由和轻松。

二十年来，一直有不少出版家想再版这部书，都被我婉拒了，原因是我当时的心思已经走出中国戏剧史的专业，没有精力来重读和删改一遍。前年秋天，正当那几个不知从事什么专业的诽谤者又一次喊着我的名字闹事的时候，我国著名出版家、原北京和香港的三联书店总编辑董秀玉女士来电要再版这部很专业的书，我知道这是她最平静的一种支持方式，有点感动，便答应了。但是，我当时还是没有时间重读一遍。最近终于完事，却找不到董秀玉女士了。我在此向她表示感谢：不仅这部书，我的全部学术著作的再版，其实都起因于她的那次来电。

这次新版，书后加了“一个幽默的附录”，有关此书出版二十年后一个有趣的遭遇。读者读了这么厚厚的一本书，在结束时笑一笑，想来也是愉快的事。

乙酉春日于台湾高雄佛光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