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弯儿拐得够远了，让咱们继续回到20世纪初。

在精神分析学会正式成立后的第二年——1909年8月，弗洛伊德乘坐“乔治·华盛顿”号邮轮应邀前往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克拉克大学参加该校20周年庆典并进行演讲。

马萨诸塞州地处美国东海岸北部，比较靠近加拿大，属于新英格兰区。因为“massachuses”这个词曾经被翻译为“麻萨诸塞州”，所以我们习惯将其称之为“麻省”。而克拉克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如雷贯耳吧）齐名，强项专业是心理学和地理学这两科。这么说吧，你要是学心理或者地理的，出身于克拉克大学并且以优异成绩获得博士学位，那就连写简历找工作的时间都省了——会有相关公司或者机构跑来用高薪勾引你的。

1909年9月，当53岁的弗洛伊德站在克拉克大学的演讲台，看着下面屏息倾听的人群时，心中感慨不已。他清了下嗓子，定了定神，开始了他在美洲大陆的第一次演讲，主题是精神分析。

“女士们，先生们：来到这个新大陆，面对着这么多怀有希望并且学习态度诚恳的听众作演讲，我感到既新鲜又有些不安。我之所以享有这样的荣誉，无疑是因为弗洛伊德这个名字与精神分析学主题的联系……”

在演讲的最开始弗洛伊德就谦逊地强调：精神分析学的诞生，自己起的只是辅助作用而已，真正的创始人应该是布洛伊尔医生，自己最多只能算是个勤奋的学生而已……演讲的实质内容从安娜·o病例开始，通过实际病症来逐步解释精神分析的主要构成：潜意识、谈话疗法、自由联想等。在涉及性问题的时候弗洛伊德并没有对此避讳，只是在措辞上小心谨慎地把所有观点清晰地讲述了出来。而在儿童性心理问题上，最初弗洛伊德还犹豫了几秒钟，但是最终还是决定从科学角度出发，暂时抛弃一些无聊的纠结进行详解。

当演讲结束后，弗洛伊德略带不安地看着观众，他担心会遭到像欧洲学术界那样的反应。令他吃惊的是，雷鸣般的掌声长时间地使整个会场沸腾了。他愣愣地站在台上，看着下面那些充满崇拜及热情的眼神，感慨万千。

当他独自在困境中挣扎的时候，从未想过会有这一天。

出乎他意料的是，美国这个新大陆对弗洛伊德的热情不限于会场，媒体的态度也空前的友好。几乎每一家像样的报纸都纷纷辟出专栏来报道这位精神分析之父以及他的学说，并且毫不吝啬地使用各种溢美之词来赞扬弗洛伊德以及他伟大的成就。

弗洛伊德在美国一共进行了5场演讲，每场都是爆满，并且演讲的内容都被详细记录后发行出版、广泛传播。除演讲外，他当然还游历了美国东海岸部分知名景点。不过，对他来说此行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很多新的朋友。也正是其中那些年轻的医师和学者，为日后美国精神分析学会成为世界精神分析界的中心，做出了不可抹杀的功绩。

说到美国精神分析界，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从写下这章的第一个字起，我就在考虑到底要不要写。大约一个小时前，我再次看到了这本书的书名——《人人都能梦的解析》，所以我还是决定写出来。

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精神分析的资质问题。

在1927年的时候，弗洛伊德曾经出版过一本叫《非职业精神分析问题》的小册子，看名字也能猜出这本小册子说的是啥。而他写这个的原因就在于表明自己对精神分析资质的看法。

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精神分析学已经很成熟了。当时美国的精神分析家认为，只有经过专业医学训练，有着专业医学背景的人才可以为患者提供精神分析治疗。而欧洲精神分析界以及弗洛伊德本人都反对这个论调——这本小册子就是弗洛伊德对此所持的观点。欧洲精神分析家们认为，实际做精神分析的时候会涉及很广的知识面，例如宗教、哲学、文化、艺术、历史、民俗民风、神话传说，甚至还有可能同人类学及社会背景有关，如果仅仅用医学资质作为要求，其实反而会限制精神分析的参考依据和实际效果。但是美国那边认为一个人如果连起码的医学常识都没有，怎么能为别人做分析治疗呢？为此，欧美精神分析家们争论不休。而我个人的态度从这本书的书名就能看出来——我是支持欧洲观点的。

这并非因为我不是一个拥有医学背景的专业人士，而是我之前在查阅资料的时候发现的一个客观事实。

就在1909年弗洛伊德的美国之行后，美国人对精神分析法推崇到了一种风靡流行的地步，几乎民众都在争相用精神分析法来为自己或者他人做精神分析。很显然，这是一件相当糟糕的事情——直接滋生了很多江湖神棍或者医学骗子——他们通过宗教和所谓仙术渗透进精神分析学中来推行自己篡改后的“精神分析法”。这种行为使得美洲大陆的精神分析学界蒙羞，同时也给那些本来就反对精神分析的人以口实。所以，美国精神分析学界最终用专业医学资质来限制了使用精神分析法提供治疗的人群。也就是说，其实这么做的最初目的并不是出于知识垄断或学术独裁。

既然说到这里了索性就多说点儿。

当年美国民众流行精神分析也是有根源的，让我们来对此作个分析：美国从一开始就是个移民国家，很多当初移民到美国的欧洲人多数都不是有钱人或者贵族，90%都是文化层次较低的平民。虽然当时美国已经建国100多年了，但是这种情况还是很普遍。而且精神分析法这种高级玩意儿看上去似乎不是很难，只要了解一些基础知识，并通过一些小手段就可以作一定程度的心理分析（非常有限）。这点对于就算只受过一般教育的人来说，也是极具吸引力的——医生干的事儿我也能干，那多爽啊。比方说我吧，我小时候就很想当个医生，穿着白大褂、拿个听诊器、皱着眉认真地听着什么（当时并不知道医生都在听什么）……总之，很权威的感觉。出于这种心理，精神分析法大行其道也就不足为怪了。如果使用者知识面再广一点儿，并且把自己所专长的东西再加进去，就完全可以弄个别人不懂的精神分析法出来（例如加入大量的宗教元素，借此在文化教育程度偏低的人群中传播个邪教并不困难，当然不能向北方向发展）。当然，美国人喜欢新奇东西的天性也不容忽视，在这里我们就不作过多分析了，点到为止。

上面这段其实就说明了我的态度。我赞同非职业精神分析家们提供精神分析，但是我要提醒的是，先用自己做实验，反复地实验，并且不厌其烦地加以确认。假如老兄你天资聪颖灵慧智巧，那恭喜你，你会掌握得很快，然后最好能再学习一些专业课程并且接受一些专业训练（例如催眠和启发自由联想），那么你也许真的可能成为这一领域的专业人士。更具体的过程我就不详细说了，请参考弗洛伊德求学期间的刻苦与努力……至此，这个问题就说到这里。

在弗洛伊德启程回欧洲前，获得了一项对他来说意义重大的荣誉——这趟美国之行的邀请人克拉克大学校长霍尔博士代表麻省克拉克大学，亲自授予弗洛伊德名誉博士学位。

说起来，名誉博士可是个稀罕玩意儿，得到这份荣誉比直接考取难得多。因为你的能力和声望必须超越考取这个学位的能力才可以获得——尤其是名校的。因为颁出这项荣誉的名校将以你为荣，所以说这是相当有难度的一件事儿。当然了，具体事情还要具体区分，例如“某太平洋大学”所授予的这类“荣誉”头衔就属于耻辱范畴，跟名校授予的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但这项荣誉对弗洛伊德来说不仅仅是一顶新的桂冠，还有更重大的意义。让我们用他的答谢词中的一段来说明这点好了：

“这是对我们所付出的努力，第一次正式的合法的承认。”

为期一个月的美国访问后，弗洛伊德乘“威廉一世帝王号”客轮回到了欧洲。他自己对这次美国之旅极为满意，并且在今后的著作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回到欧洲后，医学界虽然依旧在为精神分析到底是不是伪科学继续争论着。而弗洛伊德则依旧保持着他的沉默——反正我不沉默你们也继续吵吵个没完，既然你们有闲工夫那就随你们喜欢吧，我继续潜心于研究——毕竟，我的学说已经被认可了。

所以这段时期虽然反对声不断，但并没对弗洛伊德先生造成任何影响，相反他的追随者和学生越来越多。总之，弗大爷的日子是越来越好过了。

5分离与捍卫

从1909年到1910年期间，弗洛伊德的大量著作被翻译成英文并出版。同时他在访美期间的演讲也被辑录成《精神分析五论》后出版，而且弗洛伊德本人也没闲着，著名的《一个五岁男孩恐惧症病例分析》（也有翻译作《狼人》）和《歇斯底里发作概论》等知名论文也相继发表（后来一些论文被收集整理成《精神分析短论集》）。

不过，在这一帆风顺的背后，随着投身于精神分析队伍的人越来越多，问题也就暴露出来了。

那是只要有人类聚集就一定会出现的问题——权力之争。

1910年3月在德国纽伦堡召开的第二届精神分析国际会议，可以称作是精神分析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但是这个里程碑树立的过程却是痛苦与混乱的。

荣格曾经向弗洛伊德表示过，他认为精神分析领域不应该有核心与外围之分，而应该是民主的，这样才能促进精神分析法本身的推进和完善。弗洛伊德对此也表示支持，并且委托自己的忠实弟子——匈牙利心理学家费伦齐对精神分析全球组织的框架说明进行起草。不过这份框架说明还没等公布出去就遭到了部分精神分析协会元老的一致抗议。抗议的内容我就不转述了，因为其核心问题只有一个：我当年劳苦功高，为啥没我的份儿？弗洛伊德耐心地向大家解释：精神分析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与地位，不是我们这一小撮人的功劳，欧洲各国学术界的响应也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为了鼓励其他国家心理分析协会的发展，关于精神分析国际协会的头衔让出去还是有必要的，而且维也纳本身就是精神分析的发源地，作为这个学说的精神圣地是不用从形式上来肯定的，所以无须加冕。

但弗洛伊德的无私并没消除一些元老级人物的不满。随着弗洛伊德在大会上宣布自己让出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主席的头衔，由荣格担任的时候，元老们的不满到达了顶点。以阿德勒为首的一些早期周三协会核心人物怨声载道，抱怨的主题不是弗洛伊德为啥让贤，而是为啥不让贤给我？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心理分析协会的骨灰级人物，同时在精神分析学术发展和建设上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所以对于他的这种做法我不想作任何评价，也没兴趣站在某某制高点去批判。对此我只能说：这是人类令人无奈的缺点。

弗洛伊德虽然为了挽回协会的分裂而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他表示自己让出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主席的宝座，由阿德勒来担任。但此时他也很清楚，分裂将是在所难免的。

说完这些，我们现在就能总结这届精神分析国际会议的成就了。

首先，通过这次会议的汇报，能够确认精神分析不再仅仅是用于医疗了，它还在艺术领域和教育方法上进行了尝试并获得了成功（如今的应用更广）。

其次，源于这次会议的权力之争，由那些不满的元老所率领的各个派别开始打出自己的旗号——这标志着精神分析这门学科已经“成熟”到由于学术见解的不同而产生分支了（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里程碑）。

我猜不出就这个问题弗洛伊德是怎样的复杂心情，应该是痛心大于欣慰吧。

在这次国际会议结束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弗洛伊德的预感应验了：阿德勒宣布退出协会，另组建了“自由精神分析协会”，并被推举为主席。

弗洛伊德能说些什么呢？他只能向老朋友及弟子们抱怨下而已，并且同时他也隐约察觉到，分裂也许还会发生。

在他回到维也纳后，在写给费伦齐的信中有这么一段：“……无论如何，那毕竟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我可以这么说，这项工作必定对未来产生广泛的影响……”

我们的天才问心无愧。

1911年，在德国魏玛举行的第三届精神分析国际会议算是给了弗洛伊德一个小小的安慰。大会在热情洋溢的气氛中顺利进行，各方均回顾了多年以来的传统友谊，并就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了热烈友好的讨论……总之，气氛祥和。

而此时弗洛伊德与荣格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在这几年里，荣格曾再次前往维也纳拜访弗洛伊德。而弗洛伊德也应邀前往荣格在瑞士的新家进行了回访。每次双方的互访均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虽然第三届国际会议很成功并且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分歧，但实质上，学术观点上的分歧有如暗流，只是还在酝酿罢了。

在第四届精神分析国际会议上（1913年，在德国慕尼黑召开；1912年暂停一年，因为各派之间分歧的加大，还有弗洛伊德与荣格对于潜意识及梦解析还有性因素分析定论上的各持己见，最终，由维也纳精神分析家们与瑞士精神分析家们的互相排挤作为导火索，导致这届国际会议几乎成了学术战争——各派之间互相掐，地域之间互相掐……这次会议可以说是不欢而散。）而在本次会议后不久，荣格宣布辞去精神分析国际协会主席一职，接着在一战前（1914年）宣布退出协会，这标志着荣格与弗洛伊德彻底决裂。

关于弗洛伊德与荣格的这次决裂的小道消息和八卦至今仍满天飞，所以在这本书里我就不掺和了，有兴趣的读者请查阅全面充足的资料后自行分析判定。其实要我说连判定都不需要，搞清学术分歧及各自学术主张就足够了，至于两人之间的恩怨在我看来不存在对错——那太八卦了。我“有幸”曾在网上见过两派论斗，从学术争论发展到互相攻击对方偶像人身，最后发展到两派之间开始对骂……这事儿很搞笑，跟小孩打架似的。喜欢荣格就非要贬低弗洛伊德吗？喜欢弗洛伊德就非要骂荣格吗？这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

阿德勒和荣格所造成的这两次分裂，在精神分析学史上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他俩日后都分别为精神分析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当然，他们是率领着各自的流派。其实造成这种分歧的核心是因为弗洛伊德坚持认定“性”的重要性，而阿德勒和荣格认为这个观点过于偏激——“性”没弗洛伊德说的那么重要、那么核心。

阿德勒认为自我意识中的“卑劣感”，以及为了消除“卑劣感”所作出的努力而形成“补偿”才算是解释（例如解释“权欲”）。而荣格无论是在潜意识或者梦解析都相对开放一些，融入更多因素，涉及更为广泛，并且多少带一点儿浪漫主义色彩，所以很多女性对于荣格的理论极为推崇，毕竟弗洛伊德那些“可厌”的性理论让人很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