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过年了，报纸上要组织版面，免不了谈过年。电话铃声不断，记者小姐的细语不绝于耳，有约稿，有电话采访。我照例先回绝，然后在记者的追问下，勉强说些什么。

有记者问，过年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这是非常典型的提问，聪明的不聪明的都这么问。我通常也是实话实说，没什么最深印象。过年就过吧，年年要过的，就像要吃饭睡觉，顿顿要吃，天天要睡。有一年，记者问赞成不赞成燃放爆竹，我说不赞成，结果报上登出来，紧接在后面发言的一位名人主张大放特放，说这是一种传统民俗文化，象征着喜庆吉庆，象征着民族和家族的繁荣。我不赞成，倒显得没有文化了。

不由地想到了另一种民俗，烧纸钱祭祖。我不赞成大放爆竹，说白了，是嫌太闹。文化不文化，从来都是蒙人。想起了那时候，凡和传统沾点边，统统成了封建。有一年在外祖母家过春节，在舅舅的带领下，竟然偷偷祭起了祖宗。我的一个上海表弟开始胡说八道，说看见供桌边坐了几个老人在喝酒，其中一个长得很像我的舅舅。长辈们立刻认定是死去多年的外祖父。表弟那时候才七八岁，童言无忌，他这么随口说说不要紧，把我们一帮孩子吓得不轻，两个表妹顿时花容失色。

祖父过世时已经九十四岁，母亲提出来要祭祀，仿佛乡间那样供一下。父亲说，祖父生前从来不相信这些封建迷信，还是免了吧，于是就免了。这年我三十一岁，自记事以来，家庭成员中第一次有人病故。也是在同一年，八十四的外祖母逝世。四年后父亲又突然病逝，非常突然，好端端的，说没了就没了。

父亲的过世，让我感到很悲哀，很无奈。生死相隔，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我也不知道如何才能表达自己的感情，只能是笨拙地烧烧纸钱，每年三次，一是在清明，上坟的时候。一是七月十五，民间的所谓鬼节。还有一个就是大年三十夜，不仅要烧纸钱，还要在家里三荤四素地祭奠。

现在流行到外面去吃年夜饭，既热闹，更省事，稍稍好点的馆子，早在几个月前就预定一空。母亲和我商量，是不是也与时俱进，干脆到外面去吃一顿。我知道豁达的父亲在另一个世界不会缺钱花，也不相信他在大年三十，会跑来与我们在一起度过除夕，虽然有些心动，想到已成为惯例的祭奠，想到那个含有特定意义的三荤四素，还是决定放弃去外面吃年夜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