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会如此惊讶？

那是因为在雪山上，有一架被雪覆盖了一半的坦克。尽管隔得很远，但望远镜里的景象很清晰，我能分辨出那是苏联的34中型坦克。坦克深埋在雪山的山腰上，昨夜吹了一夜的大风，坦克又露出雪面来。

34是苏联于1940—1960年间生产的中型坦克，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好的坦克。可再好的坦克，也不可能开到喜马拉雅山上，苏联人没这么傻。我们看见苏联坦克，一个个过了很久才回过神，然后七嘴八舌地议论坦克为什么出现在雪山上。

胡亮先问库恩，那架坦克大概什么时候出现在对面的雪山腰上的。因为按时间来计算，库恩1934年在喜马拉雅山上坠机，而34坦克于1940年6月出厂，同年开始装备苏军，1941年6月22日才在白俄罗斯格罗德诺首次参战。由此可见，苏联坦克比库恩来得晚，库恩如果运气够好的话，应该看见了坦克是怎么来的。

可惜的是，库恩摇了摇头，表示不清楚，他也是一个月前才发现的。看到苏联坦克后，我很想马上飞过去，一窥究竟，可凡事需要按部就班，眼下头等大事是杨宁的生死问题。库恩对坦克完全不感兴趣，自从坦克出现后，他都没有想过去看一看，一直都在冰塔林和冷杉森林里走动。

“从这雪坡下去吧，赶紧的！”

张一城看我们都在发呆，于是不耐烦地催了一句。雪谷外是一个倾斜的雪坡，异常陡峭，唯一比较平缓的地方也有60度。雪坡有百米多长，我们小心翼翼地先把背包丢下去，然后才一屁股坐下去，四肢慢慢地把身体往下挪。雪坡下面有一排棱角尖利的冰塔林，我们心惊胆战，就怕一不小心滚下去，脑袋会被冰锥刺穿。

库恩轻车熟路，头一个滑到雪坡下，还帮我们捡包袱。我滑到底下后，回头看了雪谷一眼，有一种不想再回去的感觉，可杨宁和韩小强还在里面，这让人感到很矛盾。胡亮和张一城捡起背包，叫我别回头看了，趁天气尚好，快一些找到有用的药物回营地。我点了点头，背起包就跟着库恩往冰塔林里走，准备去碰碰运气。

冰塔林里的雪地不算太厚，我们走的速度明显比雪谷里快。在雪谷里，一脚踩下去，很多地方的雪都埋到膝盖了。张一城一看雪地容易行走了，就抢先走在前头，东张西望地找草药。我对草药不太熟悉，总觉得雪山上不可能有草药，除非走到更远处的冷杉森林里。不过话说回来，现在连苏联坦克都有了，有草药也并不稀奇。胡亮在我旁边，对我说别太灰心，按理说冷杉森林不可能出现在这一带，既然森林都有了，草药也能有。

走在冰塔林里，我们总觉得像到了仙境，若非急着寻药，真想停下来欣赏这幅难得一见的奇景。库恩来回张望，总以为能再看到戈沃罗夫，却每一次都没如愿。我长叹一声，想要去安慰库恩，正愁怎么讲德语，却见库恩激动地跑到前面了。我心说，不会那么巧吧，难道戈沃罗夫真的没死？

胡亮和张一城急忙跟去，我也追在后头，想要弄清楚库恩如此激动的原因。当我们都停下来时，发现银色的雪地上有数道拖拽的红色血痕。现在雪已经停了一会儿，可见血痕是不久前染上去的，否则早被白雪覆盖了。顺着鲜红色的痕迹，我们绕了几个弯子，以为会看到戈沃罗夫，或者失踪在天空里的格雷。

怎想，绕了好几个圈后，我们看到的不是格雷，也不是戈沃罗夫，而是另一个人——一个已经死了很久的人。

“怎么会是他？”我一头雾水。

张一城挤到前面，踢了踢靠在冰塔下的那个人，问：“这个日本鬼子不是塞在油桶里的那个吗？他怎么跑到冰塔林里了？”

我和胡亮对视一眼，同样很纳闷，任大家再厉害，都没猜到日本鬼子的尸体会在此处。记得，我们驾驶的c47运输机坠落在喜马拉雅山时，除了美国人格雷以外，大家都跳伞了。跳伞逃生后，我们在c47运输机的残骸里，没找到格雷的尸体，却发现有一个油桶里塞了一个日本鬼子的尸体。再往后，空气团冲过雪山，油桶滚到雪谷里，那时候鬼子的尸体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杨宁那丫头。

“我还以为鬼子活过来，跑掉了，没想到他还在雪山上。”我啧啧道。

鬼子的尸体上到处都是血，全像刀伤，没有野兽的齿印。就算有其他路通到冰塔林，野兽们拖尸体时，尸体肯定要流出血液，可现在从血迹上看，应该是到了冰塔林才被划出伤口。日本鬼子早就死了，这点千真万确，不可能出错。如果从天上坠机不死，那被我们放在雪谷里凉了一夜，怎么都该冻死了。

胡亮想了想，不可思议地问：“鬼子在油桶里已经死了，他怎么能走到这边？难道我们那时候都搞错了？”

“这不可能！”我马上把刚才想的说出来，大家都觉得有道理。

张一城鄙夷地盯着鬼子的尸体，对我们说：“我从没看见野兽不把食物吞掉，反把尸体拖那么远，一定是它们嫌鬼子不好吃，所以在雪山上拖着玩。”

我看着鬼子就想起杨宁，毕竟那时候鬼子不见了，换成杨宁在油桶里。可杨宁根本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当时已经昏迷了。从这点上看，也不太可能是杨宁所为，在雪谷里她一直和我们在一起，没有时间把鬼子的尸体丢到这么远的地方。

张一城对鬼子咬牙切齿，直嚷嚷便宜了鬼子，要不可有得鬼子受的。我们本不想理会鬼子的尸体，打算继续找雪山草药，可胡亮却蹲了下来，揭开了鬼子的军服。那套军服几乎被红色染遍了，我们都没有去摸它的打算。胡亮动手时，发现军服早就被人解开了，因此他很容易将其掀开了。

“我操，这是怎么搞的？”张一城看见军服下的情况时，不禁作呕。

我在一旁捂着嘴，心想鬼子的肚子居然被人剖开了，里面的内脏都去哪了？胡亮撩起军服，看了好久，一点也不觉得恶心。从鬼子肚子的切口看，应该是用刀之类的东西剖开的，不可能是动物撕咬造成的。张一城学我捂嘴，在一边问会不会是鬼子同伙饿得不行了，所以吃了自己的同类？我不置可否，可又觉得鬼子再变态，也不可能吃同类吧。

库恩看我们对鬼子恨得咬牙切齿，便用德语问胡亮，我们跟鬼子有什么深仇大恨。毕竟库恩1934年就掉到雪山了，虽然知道日本侵占东三省的“九一八”事件，却不知道后来的事。胡亮耐心地把鬼子侵略亚洲各国的事情，尤其是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翻译后，库恩立刻表示那种行为很可耻，不配当人类，狠狠地批判了一番。我和张一城面面相觑，若告诉库恩，德国和日本一样，屠杀了犹太人，他会有什么反应？当然，我们都没忍心把事实说出来，就让库恩保持心里的纯洁吧。

胡亮看了好一会儿，没找到什么线索，这才站起来。鬼子的尸体惨不忍睹，我慢慢地产生了怜悯的情绪，并想杀死他的凶手会是谁？当然，这说法不对，因为飞机掉下来的时候，鬼子就已经死了，要怪就怪日本人逼得我们闯驼峰航线。我站在鬼子的尸体前，心说人都已经死了，谁那么狠得下心，把尸体拖到这里泄愤。

那是一种奇怪的感觉，起初我们都憎恨日本人，可经历了几天的恐怖折磨，竟或多或少觉得这个惨死的鬼子太可怜了。直到今天，我都忘不了那感觉如何生根发芽，拔也拔不掉。大概在大自然面前，生命没有区别，而鬼子参军有一些也并非自愿而来。

那时候，我们商量了好一下，就连张一城都心软了。最后，大家决定简单地把鬼子埋起来，以免野兽来吃尸体。当库恩和张一城挖出了一个不深不浅的雪坑时，我和胡亮就去搬动鬼子的尸体，可这一搬就都惊讶地松开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