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子衿见他停了下来，便说，你知道的就这些？但你不知道，我妈妈一共生过五个孩子。她的话音未落，陆秋生再一次接了过去，说五个吗？我只知道四个。方子衿说，我二姐三岁的时候出天花死了。陆秋生接着讲述他所知道的方家情况，他说，你的大哥方文兴、二哥方文海、你的大姐方子钰和你。黄埔军校从广州搬到南京，抗战时又搬到重庆铜梁，你大哥在铜梁军校毕业后去了第一战区，在卫立煌的手下抗日，后来在中条山上牺牲了。你的二哥在宁昌读书期间，和一帮同学一起去了延安，但后来的情况，我没有查清楚。你的大姐，在保卫大宁昌的时候是学生军的骨干，并且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方子衿挥了挥手，制止了他，说麻烦就出在这里。抗战结束时，国民党政府追认我的哥哥和姐姐是烈士，发了一笔抚恤金。我不知道这笔钱到底有多少，我爸爸妈妈说无论如何不能用这笔钱，这笔钱是我哥哥姐姐的命。他们两人一商量，拿着这笔钱，回到方家坝子买了两座山和一片地。他们把那两座山一座改名为文兴山，一座改名为子钰山，在每座山上建了一座衣冠冢。既然哥哥和姐姐的坟山在那里，没有人看管是不行的，他们请了两个亲戚守山，又把那些地租给了别人。

陆秋生一下子愣住了。他虽然不是土改干部，却知道土改政策。请两个人看山，等于是请了两个长工。请长工就是剥削。别管你家里有多少地，哪怕一千亩，只要是你自己种，那没什么事。而你如果有一亩地，并且将这地租给别人了，那么你就是地主。方家的情况，显然是一个特例，如果在城市划成分，是城市自由职业者。可是方家坝子的土地这笔账，无论如何是要算到他的头上的，那就是地主了。陆秋生被这个问题噎住了，一双白多黑少的眼睛，在方子衿的***上睃过来睃过去，就是没有给她一个答案。

过了好半天，陆秋生说，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的革命理想和革命立场。接着，他举起自己的手，在空中挥舞了一下。方子衿在培训班里无数次看到过革命者挥手的动作，那动作能够带起一阵狂风，有一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陆秋生大概也想弄出点那种气概吧，但他没有，他的手软绵绵的，像一根被风吹动的柳枝在那里晃动。他对方子衿说，出身的问题，成分的问题，不是她要考虑的，这个问题，政府一定会妥善处理好。就算是被划成地主，那又怎样呢？出身不可以选择，革命的道路却是可以选择的。最眼前的例子是他本人。他的爷爷是宁昌的大资本家，堂兄堂姐之中，至今还有站在反人民的立场，跟着蒋介石跑到台湾跑到香港去的。但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以及他的哥哥、姐姐、妹妹，都是坚定的革命者。

离开之前，陆秋生武断地挥了挥手，对她说这件事你不要管了，我来帮你处理。他怎么处理的，方子衿并不清楚。后来，内部确实进行了一些调整，却不包括她在内。几天后她接到了去恒兴人民医院实习的通知，同时接到通知的还有另外十四名年轻的革命者。

那天凌晨，方子衿从床上爬起来，脱下白底浅花的洋绸睡衣，穿上一件白府绸衬衣，又在外面套了夹袄夹裤，最后穿上那套黄军装。洗漱过后，她开始认真地梳理那条长辫子。学生队里曾掀起过一次剪辫运动，几乎所有的女生都把长辫子剪了，梳起了解放头。可她说什么都不肯剪掉辫子，无论别人怎样做工作，就是行不通。陆秋生是培训班领导小组的五个成员之一，他坚持认为女生的辫子与革命并不可以画上等号，并且就此话题和领导小组的其他成员进行了一场大辩论。梳好这条劫后余生的辫子，她又开始仔细地打绑腿。这活儿挺细，需要巧力，许多男生学习打绑腿时间比女生长一倍。接下来，她开始打背包，将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捆扎好，又将其他衣物打成一个小包，捆在被子上。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她往脚上套了一双解放鞋，跨出门去。

门外还是黑的，初冬的清晨，露气很重，空气仿佛都是湿的，一股说不出的寒冷直往人的颈子里灌。一些早起的青蛙呱呱呱地叫得挺欢，反倒是叫了一夜的蟋蟀似乎是有些累了，叫声显得有气无力。天幕上挂着星星，眨巴眨巴着。他们一行十五人，踏着薄薄的晨雾跨出了郊外的营房，排着队向恒兴市走去。如果他们的帽子上有五角星以及衣袖上有臂章的话，谁都不会怀疑他们其实就是一群年轻的战士。

到达市医院时是上午十点来钟，但在进入医院大门时遇到了麻烦。医院外面停着好几辆卡车，四周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公安人员。等了大约半个小时，那些公安才押着十几个五花大绑的男女从医院里出来，登上车离去。方子衿他们走进院长办公室，院长正在里面急得团团转，见到他们的介绍信，喜出望外，指着他们之中的三个女生说，快，你们马上到妇产科去。

方子衿她们来到妇产科，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被人往身上套了件白大褂，又被推着进入了产房。产房里有一个妇女在生产，产门已经大开，一只婴儿的脚从里面伸出来，那只小脚血肉模糊。产妇是一名三十岁以上的妇女，阵痛令她撕肝裂肺般号叫。一名年轻的女医生跪在产妇的两腿之间，将自己戴着医用手套的手伸进女人的产道里，看上去，像是想将孩子拖出来，又像是想将产道尽可能地掰开一些。她的脸上，挂着许多细密的汗珠。女医生并不清楚这三个年轻女孩不懂接生，见到她们，就像见到救星一样。女医生的双手仍然在女人的产道里忙乎着，脸却转向三个女孩，命令她们替她揩汗。其中一个女孩随手就抓过一条毛巾，正要往女医生的脸上揩，女医生大叫一声等一等，你为什么不戴消毒手套？

女医生大叫的时候，方子衿正在洗手。三个人中，只有她懂医学知识，曾跟着母亲去替人接生。方子衿本能地觉得这是一次手术，自然知道，手术前应该消毒。女医生见到她的动作，便问另外两个女同学：“你们是不是没有消毒？你们在学校难道没有学过吗？”方子衿的一个同学解释她们从没学过，几个月前，她们还是一些中学生。女医生明白了，有些愤怒地说：“这些土包子，他们难道不知道这事人命关天？”

方子衿稍稍懂得一点接生知识，她戴好手套后走到女医生身边，在女医生的指挥下，用双手推拿产妇的腹部。孩子生出来的时候已经不会哭泣，女医生倒提着孩子，在他的屁股上重重地拍了几巴掌，孩子就哇的一声哭了。产妇虽然奄奄一息，仍然用尽全力勾起头来看孩子，首先看到的是孩子裆下的小***，然后就从产床上滚下来，顾不得满身都是血，爬到女医生面前，拼命地给她磕头。感谢她不仅救了孩子一命，也救了她一命。因为她已经生了三个女儿，如果这个还是女儿，她丈夫就会休了她。

女医生名叫余珊瑶，今天原本不当班。这一天，公安局到医院抓走了十几个人，说他们是美蒋特务，其中有三个妇产科医生和一名护士。妇产科有好几个女人待产，人手不够。新任院长原是野战医院的一名政工干部，根本不懂医。革命是第一要务，治病生孩子自然就是第二。人手不够，他便下令所有医生取消休息回来上班。即使如此，妇产科的人手还是不够，他于是又将方子衿几个人派了过来。在他看来，女人天生就应该懂得接生。

妇产科原有十二名医生，解放军到来之前，跟着国民党走了三个，有两个宣布退休，后来又先后有三个被军管会抓走，说她们是美蒋特务。现在留下来的只有三名医生，加上刚从部队转业的一个，四名医生中，医术过硬的只有余珊瑶一个，她是留美的医学硕士。医院迫切需要增加人手，见分来了三个实习生，便将这三个人全部交给了余珊瑶。余珊瑶是一个非常傲气的女人，年轻漂亮，医术又高。方子衿暗自庆幸遇到了一个好老师，却又本能地觉得她不会喜欢自己。每次，她们都尊敬地喊她老师，她却毫不讲情面地拒绝。“不要叫我老师，我不是你们的老师。”她说，“我之所以教你们，是不想你们像那些混账王八蛋一样草菅人命。”

余珊瑶告诉她们，在妇科中，医生用钟表的表盘代表女人的外阴。妇科医生写病历的时候，往往在上面画上一只钟表。她指着一个尖锐湿疣病人外***上那一团菜花状东西对她们说，这是一种顽固性皮肤病，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性病。写病历的时候，一定要写清楚湿疣所生的位置。她用戴手套的手在那菜花状的组织上拨拉了几下，便要求她们自己动手去了解这种病。

方子衿她们都不到二十岁，平常洗澡的时候，都不好意思过多地碰自己，现在让她们去检查别人这个部位，而且是那样一种恶心的形状，心理上无论如何接受不了。三个女孩站在那里，三张脸就像是晚霞，红得像是三团燃烧的火。余珊瑶猛地将眼一瞪，看情形是要发作了。方子衿只好硬着头皮，向前跨了一步，将戴着手套的手伸到了女人的那个部位，仔细地检查了一遍，说上面有三个湿疣，一个在三点钟的位置，一个在五点钟的位置，第三个在十一点钟的位置。

进入医院的第一个星期，是方子衿一生中受到冲击最大的一个星期。在这个星期里，余珊瑶医生共接诊了大约一百个病人，其中因患有各种性病来就诊的，就有七八十个。这些病人在医生面前脱下自己的裤子，展露着自己病态的性器官。余珊瑶医生曾经说过一句惊世骇俗的话。她说：“通过这些丑陋病变的性器官，我看到的是一个丑陋病变的社会。”方子衿和她的同学也震惊于突然展现在她们面前的病态社会现实，她的两个同伴，过完那个星期天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到医院，她们显然是被吓坏了。

陆秋生不肯放弃对方子衿的追求，每天下班后，他就等在医院门口，坚持要送她回家。经历了那样病态的现实，方子衿对男人有一种本能的厌恶，见他等在医院门口，便冷冷地说，我知道你很忙，而且，我又不是小孩，我自己知道回去。陆秋生说恒兴刚刚解放，国民党临走之前，在这里安插了很多的特务，周围还有土匪，你已经是恒兴的名人了，就让你这么在大街上走，我放心不下。

方子衿没法阻止他，只好认了。他于是以为方子衿的心意开始改变，在那年的端午节，提着一些礼品上了方晋诚的门。

那天方子衿刚走出医院的大门，陆秋生就迎上来了。和以前不同的是，他手上提着一包东西。方子衿很想问一问他手上提的是什么，话到嘴边又强行咽了回去。他虽然每天都送她，两人间却像是陌生人一般，从不说话，到了离方家还有一点距离的时候，他说一声我回了，转头就走，方子衿也不答理。可这一天到了该说那句话的时候，没有听到声音，方子衿回头看了一眼，见他还跟着。

“你怎么还跟着我？”方子衿问。

他说：“我去看望一下伯父伯母。”

方子衿一下子慌得要死，心想这算是什么？我都还没有答应你呢，你就要上门提亲了？突然想到他手中提的东西，应该是两斤白糖了。战争刚刚结束，物质紧缺，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是军控物质，市面上难以见到白糖。他这份礼物也算是够重的。可方子衿不领情，站在那里不动，心想你要去你去，我不回去了。

陆秋生说：“市里要建中医院，我想去请伯父伯母出来工作。”

那天方晋诚不在家，出诊去了。周砚月见方子衿带一个男人回来，眼都瞪大了，站在那里，一双漂亮的凤眼看了看方子衿，又看陆秋生，似乎在问，这算是怎么回事？你怎么事前连声招呼都不打就把人带回来了？进门后，方子衿甚至没有介绍陆秋生，自顾自地上楼了，将他和周砚月扔在楼下。方子衿故意在自己的房间里磨磨蹭蹭不肯下楼，直到周砚月在楼下喊她下来吃饭。

陆秋生已经走了。方晋诚和周砚月坐在饭桌前，见方子衿过来，周砚月看着方晋诚，意思是说，你问吧。方晋诚装着没看明白，端起饭碗就吃。

周砚月忍不住，问道：“衿娃儿，你和他算怎么回事？”

方子衿说：“不算怎么回事。”

“不算怎么回事又是怎么回事？”周砚月盯着问。

方子衿知道不说明是过不了这一关的，就说：“他让别人对我说他喜欢我，我没答应。他天天到医院去接我下班，我又不能赶他。”

方晋诚说：“不能这样拖着人家。你如果不喜欢人家，就回了。”

周砚月立即接过话头，说：“怎么回呀，人家是军管会的干部。”

“军管会的干部怎么啦？那也得人家愿意，难不成他拿枪硬逼婚？国民党都还不敢呢。”

方晋诚和周砚月于是在饭桌上争了起来，中心议题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哪一个更好。对于国民党，他们是知道的，自然不会说好。可眼前这个共产党，到底是一些什么人，持什么样的主张，他们是一点都不知道。

方子衿说：“你们别乱说了。共产党讲恋爱自由的。这事和一个党好坏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