嘎洛的独眼瞟着我们说：“能拿刀的娃娃还有，叫他们回家去把装血的木桶拿来，每人桶里加一块牛油！”

会计过来说：“大队长说的你听见了吗？”

我说：“我们家有。”

会计古怪地笑笑。

父亲脸上依旧毫无表情。他说：“告诉大队长，我砍柴去了。”

会计转身走开后，我说：“我也去砍柴，阿爸。”

父亲眼里流露出痛惜的眼光触痛了我的心脏。

“念书，找老师去，我的力气只够来管好你。以后的弟弟妹妹就都不行了。”

我在父亲那粗砺的手掌的摩挲下，勾头缩颈，一连声说阿爸阿爸。

父亲叹口气，紧紧腰上缠着的皮绳，就耸起肩头山去了。

一九五一年，我们所处的岷江与大渡河上源的山区与草地宣告和平解放。土司们进入人民政府担任职务。而在民国初年才取得正式认可的若巴家族的十三代头人神秘地失踪，头人家的财产被全部充公。同时还有回族坐商马依布拉家的财产被没收。头人的女人与马依布拉与他那戴黑纱的女人先后把自己交给玛岗觉卡所汇入的梭磨河，梭磨河为大渡河三条上源之一。马依布拉家和父亲同年的女儿在此之前足不出户。她背上一条洁白的布袋出去寻找她父母，以后又回到村里，以后又叫父亲在大草原上巡逻的马背上时时记起，一时难以尽述。父亲那时十六岁，和村里三个年轻人参加了志愿军，在成都集训一个月，后来草地战事吃紧，又转入公安部队刚组建的骑兵团，进驻阿坝草原。历任通信员、战斗班长和警卫班长。一九五八年，草地战事平息，父亲转业任乡文书。一个生产队长被要他上报的产量吓得上吊自杀。父亲和此事无关。工作组调查发现，乡文书原来系头人出身，当兵八年，竟然没有入党提干。将被送往一个干部农场时，父亲愤然还乡。

村子里没有四类分子。

前面说过，够四类分子资格的三人，一人失踪，两人自杀。后来，村子里柯亚家被评为富裕中农，那家人和我们若巴家大不相同，他们克勤克俭，两兄弟共娶一个女人。工作组决定把他家定为漏划地主。村里以嘎洛为首的人不同意。柯亚家的儿子曲哥血气方刚，怀着满腹委屈伏击了奔驰中的伏尔加轿车，未遂被投入监狱。工作组也因此作罢。所以，父亲回村后变相成为管制对象。

父亲这一次回乡和前次回乡大不相同。

那年父亲护送同村参军的同伴的遗物，那阵他身穿军服，脚上套一双高统马靴，身背一支枪管瓦蓝的卡宾枪，十三发子弹打翻了十一枚铜钱。

“若巴家血脉不断哪！”嘎洛当时就叹息道。然后他邀请父亲参加了成立合作社时竖立鼓架的古老而又庄重的仪式。当时伸手扶起鼓架木柱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也是那时，父亲种下我。

他所爱的姑娘是阵亡的伙伴暗暗想念不已的姑娘。

“他死了，你不要死。”

那姑娘的盈盈泪水在日光下闪烁。白桦树林发出沙沙声响。再远处是几块棱棱岩石的巨大阴影。

母亲温软的手臂缠绕住父亲的脖子，说：“我要你压紧我，我不要你死，压紧我。”

父亲用她的纤纤的中指与食指去触摸那条横在脖子上的刀疤，笑笑，说：“我不会死。”

母亲温柔、母亲贞洁。父亲幸福得头晕目眩。母亲的身躯酥软得像被众多蚯蚓松动过的黑土一样，散发着幽香。

母亲哭了。

“他爱我？”

“他爱你。”

“我也爱他。”

父亲想谈谈他们一个排怎样出去就没有回来。两个月后在一片山坡下发现了一片尸骨。他从那双马靴上认出了自己的伙伴，那白瘆瘆的腿骨上只有马靴还没有腐烂。然后还有武装带以及领章和帽徽。他是排长，可以从肩章和靴子的质地准确认出他的尸骨。其他那些战士却统统无法判别了。

排长的手臂骨躺在一个匪徒的胁框上，那是一种怎样的人类特有的亲密呀。

母亲在父亲身下扭动着鱼一样滑溜的身子，父亲不时想到那双套在褐色马靴中的白瘆瘆的腿骨，感到脊梁发冷，这和小腹上那股燥热相反。这种感觉延迟了高潮的到来，母亲因而更为尽兴满足。

父亲在马背上驮着四只油绿色的废弹药箱，揣着几百元退职费回到家乡。时我已经六岁了。

那天傍晚，父亲坐在向晚的一天红云下，呆呆看若巴家被一把大火烧成空壳的四层寨楼。被火烧后的石墙及墙缝中的泥土呈红褐色。黑洞洞的窗口上挤满肥胖的荨麻。他的脸因为颈上刀疤的牵扯有些歪斜。嘎洛来到时，惊起已经归巢了的废墟中的两只乌鸦。他眯缝着那只独眼，跌坐到地上时，害风湿症积水的膝盖发出嘎叭叭的脆响，他也一声不吭地陷入沉思。

当年那把大火烧掉了头人家的房子，嘎洛一家刚搬进去。一家人辛苦积聚的财产顷刻间化为灰烬。

“我要帮你。雍宗。”嘎洛说“如今我是大队长了。”

“还记得我刚到你家的时候吗？”

“你不记得了？”嘎洛倾身过来，呼出的气息又热又臭，“你怎么会不记得？那时你都三四岁了呀！”

“哦，哦。”

“你可是一个不太乖的孩子啦，我为你可吃过不少苦啊。刚到你家几天，若巴头人说身上有伤就帮忙带带孩子吧。我就抱着爱哭的你颠啊颠。

你把我嘴边的肉干扯下来，扔掉。你还死劲踹我腰上的伤口。你踹呀，哭呀。慢慢你就笑了，你父亲也笑了。你把硬邦邦的肉干甩得远远的。”

父亲看着残墙后的天空燃起满天灿烂的红色霞光。他什么都听见了。

他什么都没有听见。一起到部队的四个人两个阵亡，一个开小差被击毙。

却偏偏要自己不体面地回来。

嘎洛咯痰的喉咙中发出蛇吐信子似的咝咝声响：“他们要我监督你改造。”

“那拜托了。”

“要不是你父亲，我都……有时我还很想他。”

“你费心了。”

“你的脾气就像当年的头人。我要把你的脾气改过来。”

“拜托了。”

父亲抬眼盯着嘎洛，眼里第一次喷出蓝幽幽的火苗。嘎洛禁不住倒抽了一口冷气。

嘎洛又哼哼地笑了。

父亲却耽于幻想。他眼前又飘起当年寨楼前黑色的风和旗幡一样的火苗。火苗在风中呼呼抖动像几匹崭新的红绸。牛在哞叫，女人在哭喊。父亲拱肩缩背，在高大的废墟前面。暮色从草棵、从树丛以及墙角的浓重阴影中弥漫出来。废墟窗口上的荨麻失去了明晰的轮廓，在晚风中嗦嗦抖动，仿佛一丝丝深绿的来自地狱的火舌。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嘎洛曾对人说，当时父亲声言谁管制他就杀死谁。

父亲有过这想法，但他从未对谁说过。

一天天，一年年，父亲的面容愈益显得冷漠而又枯槁。但一旦显露出表情，就是极为动人的悲怆与孤傲。父亲身穿一身破烂的旧军服，腰上长年缠着根当背绳的牛皮绳一天几次穿过广场。刚从农中毕业回来当民师的彩芹立即爱上了他。她倚在小学校油漆剥落的门框上，盯着父亲穿过广场。

十八岁的她一眼就看出一种宁死不屈、宁折不弯的骨子里的东西，往往被不自觉涌起的眼泪遮断了视线。

那时我十二，彩芹老师十八。

彩芹老师的父亲和我父亲一起参军，后来开小差被击毙，她因此不能升入高中。她母亲的美丽在四沟十寨中人人皆知。她母亲的母亲被一个鸦片商人遗弃在我们村子时，她母亲即将临盆。

彩芹母亲十八岁嫁人，当年生下彩芹。

彩芹父亲拖枪从连队逃跑毙命以后好长一段时间，她每夜听到丈夫在门外收缰下马，有条有理地卸掉马鞍和笼头，嚼口铁发出丁丁当当的声响。

那是一连串白霜凝上石头，屋前院子中小水洼结起薄冰的夜晚。那马具上金属物的磕碰声就像耳坠上银链晃动的铮铮声响。死鬼推开沉重的木门。

一方月光射进门来，看不到人影，门吱呀一声又把那方月光推向门外。他踏上楼梯的梯级，靴帮上鞣制很好的麂皮发出吱咕吱咕的声响，犹如生前一样。确切的消息还未传来，可彩芹母亲知道丈夫已不在人世了。她平静地接受了这一事实。月光透过窗棂，月光落在床上的牛毛毯子上却照不出死鬼的身影。丈夫脱掉靴子，上床后压得褥子中新絮的麦草嗦嗦作响。

她叹了口气。

她又叹口气，但没有听到身边一声更长的叹息。生前若要在床上说话，就是以这种方式彼此提醒和呼应的。

只有褥子中新絮的麦草嗦嗦作响。彩芹母亲望着月亮，直到月亮被望成汪汪漾动的一片水光。

在我们村子，任何一件事，过去五年之后就必然变成一种神秘的传说。

传说彩芹曾亲眼目睹母亲在月光下平躺在床上，解开衬衫，扭动着身子把胸脯迎向上方的想象，她动情地呻吟。继而在黎明将临前的黑暗中低声哭泣或喁喁私语。

说不清是哪个夜晚，彩芹老师永远失去了母亲。她在那时把女儿摇醒，说：“我跟你阿爸骑一趟马。他一直对我说，要用马捎我走一趟。一直没捎。斯丹巴，女儿想睡，我们就走吗？好，我来了。”

彩芹只依稀记得那晚母亲头发梳抿得十分光亮。她在睡中，隐约听到母亲媚笑着赤脚走下楼梯。

那一夜，有人看见死鬼驻马在对面山冈，久久瞩望山下村庄。那人还说那么远他偏偏看见死鬼抽着烟斗，那火明明灭灭，却照不出脸部的轮廓。

人说死鬼怕火，还抽什么烟斗。那人又说他没抽烟斗。

母亲一去杳无踪迹。十一岁的彩芹感受的孤苦大于悲哀。

次年七月满月的夜晚，她突然感到体内热力升腾，她脱去上衣，呆呆地看着自己正在隆起的***。她像当初母亲那样躺在床上，月光洒在她身上，使她变成陷在黑色牛毛毯子中清幽幽的一汪人形的湖光。她知道：自己的父亲是叛徒。所以，联想到几年前在村中广场上看到的我父亲一身戎装的形象，忍不住颤抖起来。

而眼下，彩芹老师斜倚在门框上，倾听山坡上我父亲砍柴的声响，一副慵懒而又自在的模样。我做功课。教室的泥土地面十分潮湿，沿墙角生满了白色的霉斑，板凳和桌子腿陷进泥中，散发出一种奇异的味道。一分钱一支的不带橡皮的硬芯铅笔很难在纸上留下痕迹。我不断用口水润湿笔尖，又不断把作业本脆生生的纸张划开一个个三角形的口子。我不敢抬眼，害怕看到彩芹老师那高耸的***，就像不敢直视撕开沉沉夜幕的蓝色的蛇形闪电。可是她的身躯由于激情难以抑制而散发出一股迷人的香气，和窗外喧闹的广场上架起的铜锅里蒸腾而起的香气混合成一体，使我感到像没有内脏似的，腹中只有虚空。

我生性懦弱而羞怯甚至是惶恐，而又自我意识强烈。我感情的土壤因为不断地粗暴践踏和自我开垦愈益深厚，愈益肥沃。

彩芹老师走到我身边。她吹拂到我后颈的气息使我一下变得浑身瘫软。

胃往下滑，心往外跳。她带着崇敬的神情对我说：“你阿爸像块石头。”

她突然把我的铅笔、本子和父亲用杜鹃花木雕成的文具盒劈劈啪啪扫进抽屉。

她紧拉住我的手穿过广场。

嘎洛的独眼和其他一些表示深明内情的眼睛在我们脚跟后骨碌碌滚动。

而他们并不知道我爱我的老师，老师自己也想象不到。我们开始奔跑，向着父亲砍柴的声音，两旁的桦树墙一样向后倾倒，结果我们奔向的是两只啄枯树的啄木鸟。那交互起落的橐橐声跟斧头斫伐木头的声音一模一样。

啄木鸟扑扇起美丽的翅膀穿过浓密的绿色叶障，飞进了蓝空，而那回荡的声音还没有消失。我的心也张开同样一对翅膀，看到翅膀搅起树海上众多叶子的银光。因为急速奔跑，因为她身上特殊的汗气，我感到晕乎乎的飘然欲仙。我想起她母亲的故事，她母亲为我们祝福，她母亲是那朵满含雨点的荧光闪闪的云彩，背倚绿光明亮的山冈。

彩芹老师摇着我的双肩，说：“他在哪里，他在哪里？”她把我当成一块破布片搓揉，笑意遁去的唇下露出一颗尖利的犬齿。我却偏偏觉得这个样子非常漂亮，忍不住呜呜地哭了，她也一皱鼻子，抽泣起来。她把我紧紧搂住，我止住哭泣，听到两颗心在激烈地撞击胸腔，把脸埋在她高耸的***中间。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我仰脸见她双唇一下失去了血色而变得干燥了，她拼命搓揉我的头发像搓揉一蓬乱草。

“你是你阿爸的好孩子。”她亲吻我的脸腮。十二岁早熟的我听任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吻我而口里念叨的却是父亲的名字。我恨父亲，我爱父亲，感到对不起自己处境悲惨的父亲。我是坏人，因为我是坏人的儿子。村里没有四类分子，因为唯一的头人已经死了，生产队集会就都是由父亲上山砍取暖、熬茶兼作照明的干柴。尤其是冬天，一晚上会议就要烧掉五背干柴。那种夜晚，全村人聚在一起，请人读完一段报纸后就陷入深深的沉默，只有一群年轻女子时不时低声的讥笑。人们像一段段木桩，只有贼亮的眼光随着哗哗欢笑的火苗跳荡，黑黝黝的身影在石墙上狂舞。人们静听着雪霰打在屋顶的沙沙声响。

嘎洛曾经问过我：“这像什么声音？”

“像种子播进地里的声响。”

那些木桩般的身躯都随之摇晃了一下，当时正在讨论的是要不要把储备的种子分了度过面临的春荒。

“头人家的孩子毕竟是头人家的孩子。”一个唐突而满含妒意的声音说。

“说不定他爷爷是跟达赖到印度去了。”

“他们的人不少。”

“加德满都，新德里，加尔各答，加、加拿大。”

“我喝过从加尔各答来的咖啡。”

“焦锅巴味。”

“那是你没放糖的缘故。那次，若巴头人请我喝那玩意儿，他是在银壶里熬的，我说，焦锅巴味，头人说，蠢猪，他替我放进一块四四方方的四方糖……啧！”

“我当红军时也吃过那鸦片一样的东西。”嘎洛说。

“红军还吃鸦片。”

“刚到若巴家，伤痛时头人就叫我和他抽上两口。”

“你不是说当红军的事你不记得了。”

嘎洛一挥手，说：“算了，算了，还是说说留不留种子的事吧，啊。”

那些年头，人们总聚在一起，排遣愁苦与孤寂。母亲带着我坐在会场的某一角落，我总要千方百计摆脱母亲，在火堆边找到一个温暖的地方。

这时，总有人把粗砺的大手放在我头顶，我坐在一大堆细腻的尘土上，听话题不时转向我们家族昔日的富贵与荣耀。而使我与这个陌生而又遥远的家族发生关系的父亲却是村里唯一不在会场的人，他只能坐在自家矮小土屋的火塘旁，手中攥着一张我从学校借回家的《参考消息》。他曾经向我详细讲述过东巴基斯坦和西巴基斯坦中间怎么会隔着一个印度这样与我们生计无关的问题。

一夜会议不得结果，并不意味着下一夜聚会就会使我们全村人的肚皮做出获得一个令人感到实在可靠的保证。这仅只意味着在一大溜袒着肚皮贴着墙根晒太阳的社员们注视下，父亲又得从残雪斑驳的树林中背回五大背干柴。冬天里无所事事的男性社员们漠然望着父亲一次次穿过广场，望着大片冻结的土地上野鸽和轻捷的云雀成群飞起又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