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县立中学读书，我和姐姐都不在食堂搭伙。每个星期六跑二十里地回家，第二天背上一个星期的馍馍上学去。每顿饭装在布口袋里两个，送到食堂去馏一馏，馏热了，拿回宿舍里，就着开水吃。冬天还好办，一到夏天，馍馍搁不了一个星期就长了白毛绿斑，照吃不误。那年头，我不知吞下了多少“黄曲霉素”！

到了二年级，连发霉的馍馍也吃不上了。家里开始吃“食堂”，在柿子树行里支一口大铁锅，白水煮干红芋叶子，过“共产主义”的生活。我和姐姐呢？每回背走的是一色的胡萝卜，比起我们吃红芋叶子的母亲，这已是神仙了。

那时候，父亲的“副业”停了，不是因为“割资产阶级尾巴”，那时候还不兴割，是因为城东要兴修水利，一个偌大的工程，征用千千万万的民工。父亲正值壮年，又是我家惟一的整劳力，自然是非去不可。

挖河的民工过的是“军事化”、“战斗化”的生活，集体住宿，集体干活，集体吃饭。啥饭？每人每顿四两（老秤，十六两一斤）生豆饼就凉水，连支锅烧火都省了。说声“吃饭”，赶快狼吞虎咽；说声“干活”，即刻抄起家伙跑步前往。跑得慢的，来晚了的，不客气，“跪下！”只听得“扑通”跪倒一个，“扑通”跪倒一个……不要担心，这里决不会出现什么“罢工”或“暴动”，民工们谁也舍不得那四两生豆饼就凉水，老老实实地干，有多大劲使多大劲，而且保质保量，让头儿去放“卫星”。

老天可怜我的父亲，让他在童年时代偷偷地喝了点墨水，在这里派上了用场：量方。虽然也是四两生豆饼就凉水，毕竟不用抡铁锨啊！

挖河工地离县城不远，抽一个什么机会，父亲到县立中学看我来了。我听说了，赶紧朝校门跑。

父亲坐在传达室门前的地上，背靠着墙，一动不动。他的破棉袄上蒙着一层灰土，脸色就像干枯的树皮，一双清亮的眼睛也变得浑浊而呆滞。像一座木头雕像。

“大大！”我叫着他，蹲下来。

他看见了我，靠在墙上的脊梁仍然没有动，只是脸上泛出了一丝笑意，好像一个死去的人又活过来了。

“你的成绩……咋样？”父亲问我。他最关心的就是这一项。

“都是五分，”我对他说，“最近的几篇作文，都印成了范文。”

“那就好，那就好。”父亲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班主任对我也不那样了，”我又补充说，“他对成绩好的学生就好点儿，下学期，我的助学金有希望了！”

父亲放心地“噢”了一声，抬起那布满皱纹和老茧的手，在怀里摸索着，取出一个纸包，递给我。

“这是啥？”我问。随手打开了纸包。立即，我的眼睛被泪水模糊了：那是一块生豆饼。

“我不要，我能吃饱喽！”我把豆饼又塞到父亲怀里。

“光吃胡萝卜不长肉，这是粮食！”父亲又固执地把豆饼递过来，“学习耗心血，得吃粮食！”

不能要，无论如何不能夺父亲的口粮！我坚决又把豆饼塞了回去。

“那……就给你姐姐吧，”父亲说着，扭头朝校院里张望着，“她咋还不出来？”

“你还不知道？俺姐姐病啦！”我说。

父亲一个激灵，腰离开了墙：“啥病？”

“脖子上长了个疙瘩，”我说，“回家好几天了。”

“吔，脖子上……要紧的地方！可别是……”父亲紧张起来，脸上枯槁、麻木、疲劳、饥饿的神色都不见了，“我得请个假，赶明儿就请假……”

第二天，是星期六。我像往常一样急急往家跑。这一次，不光是为了拿胡萝卜，我还挂牵着姐姐的病。

到了家，见姐姐躺在堂屋里间床上痛苦地呻吟着。脖子上的疙瘩不见消肿，也不见化脓，只是红肿肿的像核桃那么大。

“请了先生啦，一会儿就到。”母亲对我说，像是为了宽我的心，“你先吃饭吧，熬好了糊涂等着你哩！”

“糊涂”，多么形象的字眼儿，这是我们家乡对杂粮熬成的黑乎乎的稀粥的称呼，我们喝了多少年，糊里糊涂地喝，越喝越糊涂。这一顿糊涂，我喝了八碗。年成越孬，人的饭量越见长，肚子可不糊涂！

天黑了“先生”才到。那是个嘴比手灵得多的乡间医生，六十多了，也没个正经职业，专靠民间东请西请混点儿看病的钱。他先烤了好一阵子火，直到热得脱了皮袄，才草草地看了看姐姐的脖子，连声说：“不咋，不咋，放了脓就好了。”说着，取出一个人们割鸡眼用的那种三角形小刀就要下手。

“先生，先生，”母亲吓得打战，小声跟他商量，“你看，这疮不像化脓……”

“等化脓就晚啦！”那先生胸有成竹，没有商量的余地。他叫母亲端灯照着亮儿，他一手捏着姐姐的脖子，一手持刀，开始施行类似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手术”。

我吓得扭过了脸，不敢看。只听得姐姐“娘哎，娘哎！”连声惨叫，那刀子就像剜在我的心上，剜在娘的心上！

就在这时候，父亲赶到家里了。他一定在路上一步都没停地跑，一定走到村口就打听姐姐的病情，一定在院子里就听到了姐姐的叫声，脚刚刚迈进堂屋门槛，他就“扑通”摔倒在地下，不省人事！

一九六○年，是饥饿威胁最严重的一年，我升了高中。“有多大的本事使唤出来，你能上多高我供你多高！”父亲说。可是对于姐姐，他有所保留了。他没有能力供两个高中生的学费，实在没有。高中毕业还得考大学，两个大学生他更供不起。尽管姐姐也完全有把握考上高中，并进而考上大学，也不得不退让了。“莲妮甭上高中了，保你兄弟一个，你考师范吧！”他和姐姐商量。

师范属于中专，一律公费，毕业之后当小学教师。考了师范，这一辈子就永远甭想上大学了。姐姐明明知道，还是答应了，答应得心甘情愿。这都是为我啊！

姐姐以极为出色的成绩考取了公费的县立师范。从此，家里的“养分”就全浇到我一棵苗上了，甚至还盼望着姐姐三年毕业，当了教师，挣了工资，那时候还好供我上大学。

悲惨的命运又一次无情地降临到姐姐的头上，一九六二年，她在师范只上到二年级，由于国家的困难，师范下马了。没毕业的学生啥也不算，回家种地去！

那一年的暑假，我一回到家，就和已经重新成了“庄稼人”的姐姐抱头痛哭。姐姐的眼泪滴在我的头上，反而还安慰我：“甭哭了，我开头上学就是为了陪着你，你大了，不用陪了，我回家种地也……放心了！”

我抬起泪眼，看着姐姐。她的眼睛红红的，脖子上，乡间医生给她留下的那块疤在霍霍地跳。姐姐内心也是痛苦的，只是她不说。她无力驾驭自己的命运，只能听任命运的摆布，走错了一步棋，满盘皆输。她，为了弟弟，让出了在她面前遥遥在望的、光华灿烂的前程，让出了对每个人都只有一次的青春岁月。在贫瘠的土地上挣扎的农家儿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发愤读书一条路。只要你考得好，什么名牌大学都会向你敞开大门。北京、上海，什么大都市你都可以去。完全不用费尽心机、踏破铁鞋去磨蹭什么“户口、粮油关系”，你就一辈子捧上国家的铁饭碗，再也不是农民了。这一切，本来都是属于姐姐的。她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稳拿，却被轻轻地一让，全让光了。

而我却得到了，统统得到了。高中毕业后，我轻而易举地考取了电影学院导演系。不是凭借这方面的才能，我当时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凭借的是一篇关于我的家乡历史的论文。我狂妄地宣称：贫瘠的黄土可以产生最优秀的电影！这篇论文深得主考的一位电影导演的赏识，他后来成了我的恩师。父亲对我报考艺术院校很支持，在他心目中，文与史、史与戏，是一回事，是十分神圣的事业。他的眼睛并不盯着清华、北大，儿子和他的追求是一致的，电影导演——当代最风流的职业，由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得到了，最高的愿望实现了。当我捧着北京寄来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心里首先想到的却是姐姐，我感到又欠了姐姐一笔债。这倒不是因为我参加高考的路费是已经结了婚的姐姐从她丈夫的工资中给我的，不是。用纸币计算的债可以偿还，可是心债，一辈子也还不了……

三

黎明时分，车到了徐州。外边在下雨，糟糕！离开家乡久了，忘了这里的冬天也会下雨，没有带伞，只好风雨兼程了。我得冒雨赶到西关的汽车站，坐两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到县城，从那里再徒步奔走二十多里才能到家。唉，这雨天！

一出徐州站，迎面碰上了救星——长途汽车！一问，是我们县的一个什么“运输公司”，个体户的。车站就在火车站门口，方便得多了，而且票价同公家一样。我喜出望外，赶紧上车买票，踏上归程。

车上的人坐得满满的，都是家乡人。听着这熟悉的乡音，坐着家乡农民自己的汽车回家，使我感到异常亲切。这两年，报纸上、广播里不断有各地农民“富起来”的新闻，总觉得与我无关。没想到我们这个穷乡僻壤也有了农民的汽车！

我的邻座是一个黑脸大汉，一身油渍麻花的制服，手里提着一只旧手提包。此人非常健谈，好像一分钟也不愿把嘴闭上。

“出差？”他主动向我打招呼。

“不，是回家探亲。”我说。用的是标准的乡音，对故乡人，我一直是这样的。

“哦，老乡！在哪儿工作？”他愈见热情地看着我这个戴眼镜的知识分子，很愿意攀谈。

“北京。”我说。

“北京的形势咋样？听说江西的农民要进京办公司，王府井大街要成农民街了？”他望着我，很想得到一个明确答复，好像我是北京市长似的。

“我……说不好。”我据实回答，并不掩饰自己的孤陋寡闻。这惊人的消息我还是从他嘴里第一次听到，自然也不知确否。而且，我心里惦记着病危的父亲，也无意扯这些山海经。

“下个月，我上北京看看，找市政府拉拉，”他说，口气之大更令我瞠目结舌，“我这个公司也想打入王府井！”

“你是什么公司？”我忍不住问他。

“运输公司。俺家弟兄仨，三部车。一部拉微山湖里的鱼，一部客运，一部跑上海做买卖。”他向我伸出三个手指头，如数家珍。

我只好对他刮目相看了。“这就是你的车？”我指了指现在乘坐的长途汽车。

“不，不！”他不屑地摇摇手，“他这是小打小闹，光跑徐州，挣有数的死钱，没多大意思。我准备在北京搞个出租汽车公司，一色的进口小卧车，带空调的！”

我简直目瞪口呆了！他有多少钱？这么大的口气！

他似乎意识到我的不信任，把他当成吹牛大王了。笑嘻嘻地说：“你甭看我这一身不咋样，秀才不在蓝衫旧。咱不打扮外观，穿旧衣裳，提个破包，到哪儿，谁也想不到偷咱的。这一趟上海，净利这个数！”他伸出了五个指头，不知是五千、五万，还是五十万。

惟恐我不信，他干脆从提包里拿出一张单据让我看。我瞟了一眼，上边大写着人民币两千元整。

“这才两千。”我说。心里认定他刚才是吹牛了。

“两千只是住宿费，”他微微一笑，“旁的都从上海直接转账了！”

我没有话说了。他一趟上海，仅仅住宿费就相当于我两年的工资！而且，他又是个体户，没地方报销去，挥金如土，必定有殷实的家底。

“想不到……”我喃喃地说。

“嘿，你想不到的事多得很啦！到了县城你再看看，咱县成了小上海啦，新上任的县委书记是个干家，亲自抓建设，大楼一座接一座，个个不重样儿！”

“噢，好……”我听得心里热乎乎的，生平第一次听到家乡人这么自豪，即使有点“贫汉骤富”的卖弄也可以原谅。他们毕竟穷得太久了，穷怕了，猛然间富了起来，未尝不可在人前夸一夸，况且我又是家乡人。

可是，现在占据我心头的是我那生命垂危的父亲！黑脸大汉说的这一切，同我的父亲又有什么关系呢？父亲老了，风烛残年，靠的是我的工资养活，而我，每个月才能拿到七十二块五毛钱，上要养老，下要抚幼啊。那“万元户”，那什么什么“公司”，那不重样儿的大楼，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无心再听黑脸大汉的唠叨了。

车子进了县城的时候，雨已经停了。我急急下车，奔进国营汽车站，要买回家的票。如今，那二十几里路不用腿跑了，可以乘车到离家不太远的小镇，然后再徒步回家。

上午的班车过了，我只好买下午一点的票，还有一个多小时，好难打发啊！

我走在那条极熟悉的东关大街上，这条街变得我几乎认不出了。两旁的大楼一座接一座，果然不重样儿。马路尽头，是县城的中心部位，也就是两千年前秦始皇埋宝剑、丹砂的地方，盖起了一排壮观的楼房，八十年代气息。远远望去，真的以为是上海或北京的某一条新建的大街呢。

故乡，在游子心中唤起的是喜悦，也是酸楚。我一生中金色的时光，父亲一生中年富力强的岁月，是在苦难中度过的。如今父亲老了，这一切对他都失去了意义。

我从“秦台”故地折回来，重新朝汽车站走去。路旁各式各样新开的店铺，邻街摊贩高声叫卖的家乡小吃，樊哙的传人正在兜售的本县传统狗肉，收录机中播放的邓丽君歌曲，这一切，都不能吸引我，我心里只有家，赶快回家！可是，家在哪里？已经没有家了。我出生的那两间茅屋，院子里的那棵我和姐姐亲手栽的脆枣树，都已经没有了，这个家，已经不复存在了。父亲现在住在姐姐家里！

姐姐从县立师范肄业回乡不久就出嫁了。那时她已经二十好几，在乡下，谁家的闺女也不会等到这会儿再出嫁。经同村的二大娘做媒，姐姐嫁走了。那一天，我们全家都像办丧事，一点儿喜庆劲儿也没有。姐姐扑在母亲怀里哭了一场，告别了这个家。按照家乡的风俗，我手里提着一把茶壶送姐姐出了村，一直送了很远很远还舍不得分手。姐姐没有坐花轿，那过时的东西早不兴了；也没有坐汽车，那新派的东西也还没有传到我们这个角落。她坐的是马车，一辆平时用来拉庄稼、拉粪用的马车。

我们终于分手了。十几里地，我不能送到头，家乡的风俗也不允许，男家娶妻要闹新房的，一个小舅子怎么能参加那种尴尬的场合呢？我站住了，手里提着茶壶，木然地目送着马车辘辘远去……

姐夫是一个中学教员，高高的个子，脸又黑又瘦，戴着一副眼镜，沉默寡言。起初，姐姐对这个陌生人完全没有感情，但不久，她就变了，向我说了姐夫的许多好处。这，我完全相信，后来我和姐夫之间的感情几乎像亲兄弟一样。他比姐姐大六岁，像个大哥哥似的，处处让着她。可是，他无法排遣姐姐心中的痛苦：一个师范肄业生，就这样成了他家的一个媳妇，和东邻西舍那些文盲大嫂一样，伺候公婆，生儿育女，喂羊喂鸡，缝补浆洗……如此而已。自己花了十几年心血学来的知识，粪土一样扔掉了；而丢掉了多年的活儿，从来也没想到还会拾起来的活儿，又占满了她的双手。那双手，那双曾经写出过许多篇优等作文的手，喂鸡喂羊去吧，抚养孩子去吧，上地里送粪去吧！失去的梦，攀登知识高峰的梦，上京下海的梦，甚至当一个乡村小学教员的梦，统统都忘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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