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在二十岁之前，曾经和一个叫东严子的人一起在岷山“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做出如此悠闲而怪诞的举动要干什么？“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因举二人以有道……”明白了，原来是要用这养鸟的把戏哗众取宠，吸引官方的注意，扩大自己的知名度！李白之所以没有接受广汉太守的举荐，只不过觉得当时自己的影响还不够大，时机还未成熟罢了。二十六岁那年，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以安陆为中心漂泊了十六年之久，广泛交际，大造舆论，曾一掷三十万金以周济寒士，还曾“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连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勾当都干过，也都是在积极塑自己的名士形象，寻找实现其政治理想的机会。他不耐烦或者不屑于爬台阶地走科举取士之路，朝思暮想着自布衣一跃而为卿相，一封《与韩荆州书》道尽胸中隐秘。“生不愿封万户侯”，故作姿态，言不由衷，“但愿一识韩荆州”才是真话。他对荆州刺史韩朝宗何以那般推崇？“以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大树特树韩荆州，其目的却是为了推销自己：“一登龙门，则声价十倍”，“龙蟠凤逸之士，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脱颖而出”，“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话说得如此露骨，其急迫之情溢于言表，使千百年后的人拜读诗仙的这篇遗作，都替他老人家不好意思。

李白在四十二岁时，由于道士吴筠的举荐，终于受到最高统治者玄宗李隆基的垂青，宣召进宫。期待已久的李白迸发出巨大的喜悦，“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本来以为此去长安，一定会混个宰相啦什么的，却不料李隆基只赏给他一个小小的供奉翰林，弄臣般的御用文人，作作帮闲文字罢了，根本无权参与国家政治，人也只好“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了。看似很清高，很狂傲，但若是真清高，真狂傲，又何必到长安来呢？尤其难堪的是他奉玄宗之命为杨贵妃写的《清平调》三首，“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这样粉饰太平、媚上趋时的词句竟然出自诗仙之手笔，也是很尴尬的事。尽管如此，他也仍然不能见容，高力士向杨玉环进谗言：“以飞燕指妃子，贱之甚也！”这叫没茬儿找茬儿，其实李白未见得果有此意。这就混不下去了，李白只好自找台阶儿，走人，总共在长安呆了不到三年，仕途就此完结。“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英雄末路，凄凄惶惶，被扭曲的诗人发出痛彻肺腑的呼号。

他的后半生又是到处流浪。好容易遇到了一个建功立业的机会，参加永王磷的部队去平定安史之乱，却又不料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永王磷成了叛徒，李白自然难脱干系，被捕入狱，流放夜郎，获释不久就死了，留下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哀叹和呐喊，使后来人读之又一次次地跃跃欲试。人或曰：以李白之才，好好地做诗人不好吗？干吗非要去治国平天下？商鞅、李斯都是直奔主题，专修政治，并没打着什么文学的幌子，而且还说焚书就焚书，说坑儒就坑儒。李白如果要治国平天下，也不必耗费那么多精力去弄诗歌，搞得自己人格扭曲，两头儿耽误！殊不知，不仅李白如此，中国封建社会的文人谁也没有把知识才学当做“纯学术”，而只是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的手段。“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前者是拼搏的动力，后者是不得已的聊以自慰，失败后复作清高之状，顾一下面子。如若丢官后再有机遇做官，马上又眉飞色舞，弹冠相庆，感激涕零，再作一番“臣不惜肝脑涂地”之类的表态。

这似乎是躺着说话不腰疼，有意“寒碜”前贤。但前贤不是神，不是仙，谁也摆脱不了历史的桎梏。历史赋予李白储江藏海的才华，又加以残酷的挤压，使之喷涌倾泻，蔚为奇观，造就了名垂宇宙的大诗人。如果他年轻时隐居起来压根儿就不出山，只写些不食人间烟火的梦话，也就不成其为李白了，说不定史册上根本就留不下他这一号，后人不知其何许人也。

（发表于1994年第3期《文学自由谈》）

江上月魂

公元七二六年的一个秋夜，朦胧月色中，峨嵋山下的平羌江（今青衣江）波光粼粼，一叶扁舟顺流而下，飘然东去。船头上，伫立着年仅二十六岁的诗人李白，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养育他的巴蜀大地。怀着深深的眷恋，他轻声吟哦着：“峨嵋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他披着故乡的月色走了。幼年的苦读，少年的游历，已经为此作了充分的准备，他终于“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要在更广阔的天地施展抱负，建立一番功业！

三十六年之后即公元七六二年，李白已经是六十二岁的老人。他饱经忧患，历尽坎坷，政治上的抱负已经彻底破灭，拖着老病残躯，他在长江的南岸当涂默默地注视着一轮浑圆的明月，回味着自己的一生……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这是他政治抱负的诗化。李白生活在道教盛行的时代，但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却又时时鼓舞着他“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这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体现自己的价值的惟一途径。出于高度的自信，他甚至对科举考试这种按部就班地爬台阶的方式都不耐烦，迫不及待地希望由布衣一举而为卿相，一步登天。为此，他少年时代和东严子在岷山“巢居数年，养奇禽千计”致使“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因举二人以有道”。这种颇有些哗众取宠意味的怪诞之举，以及他随后在安陆的十年浪游中“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的任侠之风，都可以被认为是在有意识地为自己制造舆论、提高知名度，以引起最高统治者的注意。而当他四十二岁时由于道士吴筠的举荐，受到玄宗的垂青，被召入宫，便毫不隐讳地道出了喜从天降的兴奋：“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然而，严酷的现实教训了这位天真的知识分子。当时朝廷政治黑暗，奸佞当道，官场腐败，内忧外患，一触即发，玄宗已从励精图治转变为昏聩骄纵，大唐帝国岌岌可危，岂是李白这么一位地位如同弄臣的供奉翰林所能够改变的！他要么同流合污，甘作附庸，要么洁身自爱，急流勇退，此外别无选择。在经历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自我麻醉，忍受过扭曲自己奉命写作“云想衣裳花想容”之类应景辞章的痛苦之后，终于在自秦汉以来形成的儒、吏之争中败下阵来，哀叹着“含光混世贵无名，何用孤高比云月”，自请归隐，重做游侠，“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旧国见秋月，长江流寒声。”安史之乱的爆发再一次使李白燃起报国的激情，当永王以抗击安史乱军为号召，三次下书召辟他为府僚佐时，他虽曾踌躇，最后还是“难以固辞”，毅然应召，“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李白在永王幕中总共不过一个来月的时间，却不料因此蒙受了有生以来最大的政治打击，当永王被肃宗以“叛乱”罪名诛灭之时，李白被捕入狱，流放夜郎。人们不必为诗人辩诬，也不必为诗人惋惜，以他的爱国痴情和政治上的天真，这个归宿正是历史的必然，只不过做了统治阶级内部倾轧的牺牲品而已。

“夜郎天外怨离居，明月楼中音信疏。”“迁客此时空寂寞，长洲孤月向谁明？”然而李白在流放途中还没有真正到达夜郎，在三峡即获释放，但那是因为太子登基而遇大赦，新皇帝为安抚民心而玩弄的惯技和惯例，并不意味着“平反昭雪”。但诗人却欣喜至极，似乎从今又有什么希望了，“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随后，年过花甲的诗人还请缨从军，更显天真，终因老迈多病，也未能如愿，“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他没有等到亲眼看见安史之乱的平定，已经被病魔和死神扼住了咽喉。他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就要结束了……

明月无言，默默地映照着曾经千百次讴歌她的诗人。诗人无言，默默地注视着与他一生为伴的明月。那不是天上的明月，而是沉在江底的月影。当年，诗人曾多少次奇思异想，“欲上青天揽明月”，如今，明月近在咫尺。诗人一生追求光明，却始终被黑暗缠绕，惟有向明月倾诉衷肠了！那么，就再来一次对饮吧，“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诗人举杯邀月，且舞且歌，向江心的月影扑去。长江上飘过一片透明的云彩，卷起一个久久回旋的漩涡……

关于李白之死，历来有“病死”和“扑月而死”两说争执不下，其实又何必争论呢？一切自有大江明月作证。“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看那万古不息的江流和永垂宇宙的明月，不正是诗人不灭的灵魂吗？

李白辞世时，他的夫人、女儿都已先他而去，身后惟余爱子伯禽。伯禽没有成为像父亲那样的诗人，却也像父亲一样“一生好入名山游”，世人不知其所终。伯禽有二女，均嫁了农民，泯然众人矣。这便是诗人的“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值得一提的是，李白有妹名“月圆”，关于她的故事没有流传下来，只有那充满诗意的名字和故乡的“月圆之墓”令人浮想联翩。妹葬江之头，兄葬江之尾，千秋万代伴随着滔滔江水和江上月魂。

（发表于1994年5月1日《扬子晚报》）

诗人情怀

王安石性情执拗，百折不回，绰号“拗相公”。他在任宰相期间，大胆改革，厉行变法，遭到保守派的激烈反对，两次罢相，几起几落。反对派有司马光、文彦博、韩琦等人，还有大名鼎鼎的文坛巨子苏轼。

苏轼是宋代文学革新的主将，词开豪放一派，笔力纵横，气势磅礴，前无古人。胡寅《酒边词》称：“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王灼《碧鸡漫志》说：“东坡先生……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人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然而与文学上的革新精神相反，他在政治上却相当保守，王安石推行新法，他极力反对，向神宗皇帝上《万言书》，并作诗文讽刺抨击，攻击新党“新进小生，小人招权”，王安石“怀诈挟术，以欺其君”。由此，两位文学大家便成为改革与反改革的政敌。王安石的姻家、御史谢景温弹劾苏轼在奔丧期间，“多占舟舡，贩私盐苏木”，回京时又“多占士兵”，企图以此整倒苏轼，虽查无实据，不了了之，也已使苏轼在京城处境艰难，出任外补。后又有“乌台诗案”事发，御史何大正、御史中丞李定等人弹劾苏轼诗文中“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等语为诽谤朝廷，使苏轼被捕入狱，自元丰二年八月二十日至十一月二日，审讯十一次，把他所有的作品一一审查，欲置之死地。幸而神宗无意杀之，仅贬为黄州任团练副使了事。这次大折腾，虽不是王安石直接动手，但他身为宰相，当然起了作用，和苏轼的矛盾进一步深化，成为冤家对头。

政治上的打击并没有使苏轼沉沦，在黄州谪居的闲愁之中，他仍以浪漫豪迈之情，写下了大量杰作，其中以《念奴娇？赤壁怀古》最为出色：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此时，正处在仕途峰巅的王安石，却“高处不胜寒”，日子并不好过。在反对派激烈的攻讦下，变法失败，王安石第二次罢相，退居江宁（今南京）。在钟山脚下，辟园名“半山”，悄然栖息。著述之余，骑驴漫游，凭吊古迹，不乏吟唱，试看其金陵怀古之作《桂枝香》：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这位失败的政治家，退休的宰相，面对六朝遗迹，想起历代兴亡，“悲恨相续”，“漫嗟荣辱”，心情激愤而苍凉，可与东坡《赤壁怀古》媲美。《历代诗余》引《古今词话》谓：“金陵怀古，诸公寄调《桂枝香》者三十余家，惟王荆公为绝唱。”

元丰七年（公元一○八四年），神宗想起谪居黄州的苏轼，“人才难得，不忍终弃”，下诏移官汝州。苏轼在去河南汝州赴任途中，经过江宁。此时，苏在顺风，王处逆境，今非昔比。然而，苏轼却不计前嫌，特地去看望王安石。王安石身着便服，骑着小驴，亲自到江边迎接，两人相见，几多感慨！苏轼说：“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虽不无幽默，亦饱含真诚。

苏轼在江宁盘桓月余，与王安石谈诗论政，甚为投机，昔日的嫌隙于相逢一笑之中烟消云散。苏轼即席赋诗，王安石赞曰：“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佳句！”苏轼读王安石《桂枝香》，也不由叹服：“此乃老野狐精也！”王安石称苏轼：“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苏轼谢王安石：“从公已觉十年迟！”惺惺惜惺惺，到了难分难舍的地步。赵翼《瓯北诗话》谓：“东坡襟怀浩落，中无他肠。凡一言之合，一技之长，辄握手言欢，倾盖如故”。苏轼如此，王安石亦如此，他虽与苏轼曾在政治上为敌，却深爱东坡之才，表现了大政治家、大文学家的风度襟怀，非蝇营狗苟、鸡肠鼠肚者所能望其项背也。

（发表于1994年9月26日《扬子晚报》）

我站在长城上，倾听

站在高山之巅、长城之上，我的脚下飞起一条白色的巨龙。东不见其首，西难穷其尾，越山跨谷、蜿蜒曲折、穿云破雾、远接苍穹。啊，壮哉长城！学者们说，用长城的砖石，可以修筑一道高一米、宽五米、环绕地球一周的城墙。宇航员们说，当他们在太空中回首家乡时，淡蓝色的小小寰球只是一片迷蒙，惟有一条白色的飘带依然清晰可辨，那便是长城！长城，中华民族的骄傲，中国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