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灯下，意绵绵。年迈爹娘用颤抖的手在年夜饭桌上多摆一副碗筷，默念着未归游子的乳名……

他们在战争中失去了亲人。翻身，解放，他们虽然也和别人一样分得了房屋和土地，却没有得到和别人一样的、本来应该享有的幸福和团圆。他们的亲人是被强行抓走的，仅仅一个铜砵村就被抓走青壮男子142名，所剩惟有老弱妇孺，这些人难道有罪吗？她们已经遭受了双倍于常人的浩劫，心灵上留下了永难愈合的创伤，共产党人决不能再在伤口上撒盐，而应该——救灾！

中共东山县委迈出了审慎而又勇敢的一步，就此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名词，称他们为“兵灾家属”。对他们政治上不歧视，使其享有和一切公民同样的待遇；经济上，困难户给予救济，孤寡老人由国家供养。

一项德政，众望所归。那些心里藏着难言的隐痛，曾经用犹豫、惶恐和期待的目光望着执政者的“兵灾家属”们，最懂得“信任”二字有多重的分量！

信任，连结了民心。

信任，沟通了海峡。

…………

东山台胞接待站的电话铃声又紧急地振响了。

站长拿起话筒，电话是从平潭台胞接待站打来的，那里刚刚来了一位驾船到平潭港避风的台湾渔民。他在当年那场“兵灾”中从东山去了台湾，丢下了高堂老母和两个弟弟，几十年音信隔绝。海上的风暴给了他天赐良机，怀着狂跳的心向着故土靠拢，由于某种原因又不能在此久留，但他多想见一见朝思暮想的亲人啊，哪怕只看一眼！

此刻，海岛上空，大雨如注，就像积蓄了多年的相思泪一发倾泻而出！站长手握话筒，陷入了沉思：这位台胞所提供的，除了几十年前的地名、人名，再无任何线索。岁月流逝，人事沧桑，当年的踪迹能不能找到啊？那位台胞在平潭只能作短暂的停留，难哪！站长仿佛看到了那隔绝的母子怀着渺茫的希望在互相渴念的眼睛。他毫不犹豫地对着话筒说：“我们一定竭尽全力！”

冒着倾盆大雨，接待站全体工作人员立即出发，从台胞提供的原始地址找起，遍访百十户人家，毫无着落。他们想：说不定这位台胞当初是“讨海人”？于是又分头奔赴几个渔业大队去寻查，依然无人知晓。在线索将要断绝的时候，一位老渔民提醒他们：东山解放初期，“讨海人”大都在“第一渔业大队”。工作人员又上路了，沿着这一点蛛丝马迹去寻找沧海一粟，几经周折，终于找到那位台胞梦魂牵绕的母亲，年逾古稀，仍然健在。今天正巧亲戚家操办儿女亲事，老阿婆兴致勃勃地出门赴宴去了。工作人员追到喜宴上，气喘吁吁地告诉她这一喜讯，老阿婆顾不上喝喜酒了，迫不及待地要去看儿子。站长派了两名工作人员和一位医生护送，汽车全速向平潭急驶而去……

现在，文学语言显得贫乏了，我们无法描述那母子相见、热泪交流的情景！

儿子说：“阿妈，这些年，让你们受苦了！我这次冒着风险回来，没带什么积蓄，身上这点钱，你老人家拿去修修旧房吧……”

母亲说：“儿啊，妈不苦！家里早就盖了新房，你两个弟弟都成了家，妈已经儿孙满堂了！”

儿子说：“阿妈，我在那边想你们啊！这是我带来的台湾相思树种，你把它种在……”

母亲说：“儿啊，咱们东山过去没有树，如今满眼都是树，家门口的相思树年年都挂满了红豆！”

惊异，感叹，震动！故乡的巨变，亲人的安泰，使游子恍若身在梦中。在“那边”，他也曾在夜深人静之时偷偷收听福建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的故乡佳音，但又心怀惴惴，未敢深信。历来“一人为匪，九族连坐”，他猜想家里的亲人恐怕早已……但现在，安然无恙的母亲就在他面前，亲口告诉他梦想不到的现实，他还能不相信生身之母吗？

相见时难别亦难。匆匆一见，儿子又挥泪上船了，频频回首望家乡，“阿妈，我一定会设法回家的！”

…………

我和同行的作家十余人一起来到东山台胞接待站。前两天，有一艘台湾渔船在海上出了故障，生死关头，他们向东山联络呼救，很快被搭救上岸，绝处逢生。台胞说：“多亏了祖国，不然我们就没命了！”

我到客房去看望他们。那位船长因为船只和生产遭受损失，忧心忡忡，而十几位船员却兴高采烈，庆幸因祸得福，踏上了神往已久的国土。在这里，他们从住宿、膳食、娱乐到交通车辆，都受到免费款待。厨师变着法儿地让他们遍尝闽南风味，接待人员带他们尽情游览名胜古迹，他们像回到了久别的家乡，巴不得船慢点修才好呢。

不用寒暄客套，我们彼此一听说对方来自“北京”和“台湾”，就像故友重逢，促膝攀谈，亲如家人。“哇！你们是北京来的？北京，了不起的大城市啊！可惜北京不靠海，要不然，我们下次到北京去看看多好啊！”那种毫无掩饰、毫不造作的赤诚仰慕之情，竟使我们这些北京人有些意外。而且，他们人人会讲普通话，虽然带点闽南味儿，却清晰、流利。从地理位置上讲，台湾比香港、广州离北京更远，但和台胞交谈却比同香港、广州人更方便！

一位面孔黑黑的年轻船员告诉我，他的祖上是明朝时从东山调去驻守台湾的水兵，“重洋百里戍台湾，猛甲澎湖递换班”。后来就留居那里，繁衍了大片子孙，到他这一辈已说不清是多少代了，但祖祖辈辈都记着东山是他们的“祖家山”，这里有他们的“根”！年轻的朋友胸中回荡着源远流长的血液。他情不自禁地为我们唱了一首动人的歌：

我离开家乡，

随风来漂流。

为了养家，

从八岁出来奔走。

阿妈在家等我，

一天一天等白了头！

船儿在海上漂流，

无论我走到哪里，

总要回头……

这是一首我从未听过的歌，却又像早巳熟记心中的歌，那么熟悉，那么亲切，我轻轻地击节而和，潸然泪下……

流连至晚，依依而别。第二天，我们已回到几十里外的县委招待所，想不到，刚刚结识的朋友又从台胞接待站远道前来看望。我们临时举行了一个毫无准备的联欢会，从街上买回柑橘、香蕉招待台胞，台胞却俨然以闽南人自居，用也是刚买来的当地佳果，殷勤相劝我们这些北国兄弟姐妹，一时主客难分。其实，这时真正的东道主是东山的县委书记杨琼，台胞也把他当做北京来的了，我们道出他的身份，“哇！”台胞大为惊异。他们只是台湾的普通渔民，船长就是所见到的顶大的“官”了，哪里想到能和祖家山的“县官”见面，而且又是如此和蔼可亲、礼下庶人！

其实，台胞还不知道，接待站的日日夜夜、事无巨细，都挂在杨琼的心上，每逢中秋、重阳、元旦、新春，他们都是在接待站和台胞共同度过的！

那天，杨琼一直陪他们谈到深夜。

在现任“县官”身上，我看到了他们的前任、前任的前任一脉相传的遗风。从谷文昌到杨琼，东山的领导人已经更迭了好几茬儿，但这条“取信于民”的金线却连绵不断，贯穿至今。这正是他们赢得人民的拥戴、得以施展胸中宏图、将荒岛变为仙山的奥秘所在。

面对台湾海峡，面对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东山，我想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句并不新鲜的古训。真正的“兵家必争之地”是民心！50年代中共东山县委在历史转折关头做出的战略决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深远意义，在80年代看得更清楚了。那么，到90年代呢？更远的未来呢？

还是那位“历史老人”陈汉波，陪同我登上全岛的制高点——东山气象站。登高远望，沧海横流，风云激荡。大陆在西，台湾在东，遥相伸出深情的手臂。在这纵观天象、预测风云的处所，他对我说：为什么东山呈五角形的放射状？因为她是一朵正在开放的海花，旅居台湾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的数万东山儿女就像纷飞的蜂蝶恋着故乡。他们不断远涉重洋前来寻根认祖、探亲访友、避风修船、求医治病、洽谈贸易、投资建设，宝岛的开发和腾飞已不仅仅是“我们”的事了。当年，郑和下西洋的宝船从这里驶向世界，今天，更加辽远壮阔的航程又在这里扬起风帆！作家同志，再过二十年，欢迎你再来看看东山，那时我也许已经不在了，但是……

我说：东山永在，历史老人永远不会闭上双眼！

（发表于1986年第5期《报告文学》。收入霍达报告文学集《万家忧乐》，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霍达报告文学选》，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

水乡魂

世人皆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天堂是个什么样子？谁也没有见过，只能凭想象去认定：天堂也许是金阙银宫、琼楼玉宇。然而若是按照这个标准，苏杭却又完全对不上号。虽遥想当年，吴越争雄，南宋偏安，亦不乏“帝王气象”，却终不似长安、洛阳、燕都之古朴雄浑。其实，人们所流连的，是那里的“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是“烟柳画桥，风帘翠幕”，“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是“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即使在伍子胥叱咤风云的时代，也是“水犀十万横吴钩”，江南水乡，离不开一个“水”字。《红楼梦》里说：“男儿是泥做的，女儿是水做的。”以苏州姑娘林黛玉来验证，则是最恰当不过了。

此番我游苏州，行前请教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他自幼生长水乡，老来以画水乡著称，想必得其三昧。不料吴先生却对我说：“苏州面貌改变太大，看水乡，要到乡下去！”

我问吴先生：“您看去哪儿好？”

他如数家珍，列举了几个小镇：朱家角、甪直和周庄，并且说：“江南水乡的水魂在周庄，比苏州还苏州！”

我于是一到苏州，便急着打听这几个小镇，心向往之。接待我的友人说：“朱家角在上海郊区，不归苏州管辖；周庄和甪直倒都是苏州下属的地盘，甪直最近，可以先去看看。”

车子开出苏州金门桥，朝西南方向驶上郊区的公路。起初还好，后来路便愈来愈窄，且不平整，车子颠得厉害。但路旁的景色和城里很不同了，没有了市区的拥挤、狭窄、嘈杂，视线一望无际，感到豁然开朗。水稻正在抽穗，田野一片碧绿，金风习习，使人心清神爽。溪水清清，垂柳依依，三两只渔船咿咿呀呀地摇过，留下一串涟漪。车子随时与一些徒步进城的农村妇女擦肩而过，她们都穿着式样独特的“竹裙”，下摆肥大，腰部紧束，打了很多皱褶，美得很。上衣或蓝，或黑，都相当贴身，显现出优美的曲线。头上则戴着黑白相间的头巾，两个三角像燕尾似的垂在颈后，绣着花，发髻上也扎着鲜艳的绒线。苏州城里的妇女早就摒弃了这种装束而追逐“新潮”时装，乡下姑娘、媳妇则固守传统，即便进城去也依然故我，穿着落后于时代的服装招摇过市，毫无“乡下人”的自卑，倒有一股纯朴可爱的古风！

一路跋涉，不久便到了小镇甪直。甪直，仅这一个极眼生的“甪”字便使人恍若隔世。在我印象中，汉初“商山四皓”中的“甪里先生”的名字用过这个“甪”字，再加上“甪直”，除此之外，就见所未见了。今天有许多人到了甪直，径读为“角直”，似也只好原谅。

甪直是个小镇，名气却不小。这里曾诞生了当代大文学家叶圣陶，并且还留有盛唐大雕刻家杨惠之的遗作。接待我的王先生是甪直的活“地理志”和“博物馆”，他带领一班人自筹经费修复保圣寺，守护着若干堪称国宝的文物，并且开设了“水乡民俗、服饰陈列馆”，为保住“水乡之魂”煞费苦心。站在杨惠之的巨幅壁雕前面，听他洋洋洒洒地介绍，如同读了一部浓缩的甪直史。由古到今，他一一列举了许许多多与甪直有关的名人，我脚下的路便是由这些名人和更多名不见经传的凡人共同踩成的。

走在甪直的街头，觉得这是一个缩小了、集中了的苏州。踏小桥，过清溪，穿进极窄的小巷，下面是石子路，两旁是古色古香的木结构民居，抬头看天，仅留狭长的一线。沿街摆满了货摊；用草绳捆着的，吐着泡沫的螃蟹，活蹦乱跳的鱼虾，价廉味美的螺蛳，还有名目繁多的小吃，一应俱全的竹编器皿……这些东西我未必都想买，只看一看就非常满足了。在这些并不认识的乡亲们中间走一走，仿佛在隔绝已久的故地重游，仿佛和他们有许许多多的话要说，这种“一见如故”之情，在我来说是少有的。半生以来在大都市中奔波的劳苦与困顿，在这里得到了消除。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里的空气清新而湿润，畅快之极！

我匆匆地走在甪直的街上，频频按动快门，摄下我所醉心的一切，尤其是她那造型奇特的桥：从镇口相当于“门户”的大桥，到一座座跨过市河的小桥，真可谓“五步一桥”。据说甪直的桥，古有“七十二顶（座）半”之说，保留至今的，还有四十余座。与古桥相配的是那整齐的条石驳岸，驳岸上又嵌以河埠，从屋内可踏步直通河岸，正是江南水运之便最好的写照。驳岸上还有不少扣船的石板，雕琢十分精细，有铺首形，有如意纹，有盘肠式，还有的如竹叶、似蜻蜓……小小的镇子丰富多彩，我跑得不辨东西，迷了路。幸亏王先生事先告诉了我一个诀窍：甪直的河道和街巷正好组成一个“上”字形，你沿着笔画走下去，到最后一横，便回到保圣寺了！

甪直使我流连忘返。但甪直仍使我不够满足：她的美景似有分散之憾，要“集美”则要跑很多路去寻寻觅觅，而且常常被一些“新”建筑遮住了视线、破坏了画面，使得拍照难得“神完气足”。看来甪直也多多少少染上了“现代病”，在“新”与“旧”的争夺战中，“旧”处于被动挨打的守势，一些如王先生那样的“老古董”未必有力挽狂澜的本事，早晚甪直会变得不像甪直，也会丢了“魂”！

我问陪同前来的友人：甪直与周庄相比如何？友人答曰：周庄的景更集中，古建筑保存得更完好。我于是迫不及待地要从甪直赶往周庄，因为在地图上看，甪直与周庄已近在咫尺。不料友人说：“勿来事格！”具体解释，原因有三：其一，周庄虽近，却无旱路可通，车子去不得，要去只好乘汽轮；其二，天色已晚，“来勿及哉”；其三，这是最重要的一条：甪直属吴县，来之前已同县里、乡里的政府打过招呼的，而周庄属昆山，需另打招呼，不好“僭越”的。

我只好悻悻作罢，改日再议。回到苏州后，同市里打招呼，人家车子太忙，派不出，而且去昆山路也太远。但又说，可以替我们同县里打个招呼。我想，这就足矣，不麻烦市里了。没有车子，我们另想办法，最末不成，搭渔民的小船也要去，且更有味道！

不过，友人却出了个更简便易行也更快的主意：“乘火车去嘛好哉喂！”

次日绝早起身，奔赴苏州火车站，赶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到距离上海很近的昆山下车，刚刚是吃早餐的时分。

昆山县派的车子已等在站口了。

于是驱车直往周庄，去捕捉“众里寻她千百度”的水乡之魂！

路很远。周庄在昆山西隅，与吴县接壤，由于行政区划和交通的阻隔，我不得不舍近求远！

周庄到了。我们下了车，却被一条大河拦住了去路。周庄就在对岸，遥遥在望，却无路可通。河上正在架桥，水中已经立起了一座座硕大的桥墩，尚未到合拢之期，过往行人惟一的交通工具仍是千百年来因袭的渡船。

登上坐满了乡亲的渡船，听着他们的吴侬软语和欸乃桨声，我感到：周庄果然是个世外桃源。我在苏州已看到《周庄镇志》，无怪乎上面说：“镇为泽国，四面环水。港汊纷歧，湖河联络。咫尺往来，皆须舟楫。”现代的工具在这里还难以“登堂入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