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七十年经历了许多变革，有一条没有变，人民永远要干活吃饭。在评论拙作《狂欢的季节》的时候，毕淑敏讲到反映的历史时期：（极“左”）政治扭曲了生活，而生活又消解了（极“左”）政治。

1昨天并不遥远

我是出生在北京沙滩的，那时父亲正在北京大学读书，母亲也在北京上学。

大概我出生后过了一两年，我被父母带回了老家。

我的父亲王锦第提起奶奶抱极尊敬态度。父亲是遗腹子，只见过他的母亲而没有见过他的父亲。

很晚了我才弄清，我的祖父名叫王章峰，参加过“公车上书”，组织过“天足会”，提倡妇女不缠脚。算是康梁为首的改革派。

也是许多年后，我去龙堂的时候，才听乡亲告诉，我家原是河北孟村回族自治县人。后因家中连续死人，为换风水来到了离南皮（县城）远、离孟村近的潞灌。本人的一个革新意识，一个与穆斯林为邻，密切相处，看来都有遗传基因。

一九八四年我首次在长大成人之后回到南皮——潞灌——龙堂。我看到的是白花花的贫瘠的碱地，连接待我的乡干部也是衣无完帛，补丁已经盖不上窟窿，衣裤上破绽露肉，房屋东倒西歪。我从县志上读到当地的地名与人名，赵坨子，李石头……还有我认为最具代表性的民谣：

羊巴巴蛋，上脚搓，俺是你兄弟，你是俺哥。

打壶酒，咱俩喝。

喝醉了，打老婆。

打死（读sa）老婆怎么过？

有钱的（读di），再说个。（王注：家乡人称娶媳妇为说个媳妇）没（读mu）钱的，背上鼓子唱秧歌。

至今，读起这首民谣，我仍然为之怦怦然。这就是我的老家，这就是北方的农村，这就是不太久前的作为伟大中华民族的后人的我们中多数人的生活。

二零零五年春节，我与在京的亲属共访龙堂。与二十年前相比，已经是天上地下，我颇感欣慰。

我不知道是由于习武而性情暴烈，还是由于性情急躁而习武。家乡人说话嗓门大，像是吵架。家乡人爱骂人，骂得千奇百怪花样翻新，我在《活动变人形》

一书中写了一些，使高雅的冰心老人看了不爽。

南皮出过一个大人物是张之洞，他的堂兄张之万也很有名。在唐浩明的历史《张之洞》里，写到张之洞受到的教诲：“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厉行新政，不悖旧章”，我为之叫绝称奇。中国吗？深了去啦。

我父亲王锦第，字少峰，又名曰生，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他在北大上学时同室舍友有文学家何其芳与李长之。我的名字是何其芳起的，他当时喜读小仲马的《茶花女》，《茶花女》的男主人公亚芒也被译做“阿蒙”，何先生的命名是“王阿蒙”，父亲去阿存蒙，乃有现名。李长之则给我姐姐命名曰“洒”，出自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洒）》。

北大毕业后，父亲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读教育系，三年毕业。回国后他最高做到市立高级商业学校校长。时间不长，但是他很高级了一段，那时候的一个“职高”校长，比现在强老了鼻子啦。我们租了后海附近的大翔凤（实原名大墙缝）的一套两进院落的房子，安装了卫生设备，邀请了中德学会的同事、友人、德国汉学家傅吾康（wolfgangfranke）来住过。父亲有一个管家，姓程，办事麻利清晰。那时还有专用的包月人力车和厨子。他并与傅吾康联合在北海公园购买了一条瓜皮游艇，我们去北海划船不是到游艇出租处而是到船坞取自家的船。

这是仅有的一小段“黄金”时代，童年的我也知道了去北海公园，吃小窝头、芸豆卷、豌豆黄。傅吾康叔叔曾经让我坐在他的肩膀上去北海公园，我有记忆。

我也有旧日的什刹海的记忆，为了消夏，水上搭起了棚子，凉快，卖莲子粥、肉末烧饼、油酥饼、荷叶粥。四面都是荷花、荷叶的气味。

父亲大高个儿，国字脸，阔下巴，风度翩翩。说话南腔北调，可能他是想说点显阅历显学问的官话至少是不想说家乡土话，却又没有说成普通话。他喜欢交谈，但谈话思路散漫，常常不知所云。他热爱新文化，崇拜欧美，喜欢与外国人结交。惠我甚多的一个是反复教育我们不得驼背，只要一发现孩子们略有含胸状，他立即痛心疾首地大发宏论，一直牵扯到民族的命运与祖国的未来。

一个是提倡洗澡，他提倡每天至少洗一次，最好是洗两次澡。直到我成年以后，他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邀我们包括我的孩子们他的第三代人到公共浴池洗浴。

第三则是他对于体育的敬神式的虔诚崇拜，只要一说我游泳了爬山了跑步了，他就快乐得浑身颤动。他的这些提倡虽然常常脱离我们的现实条件而受到嘲笑抨击，但仍然产生了影响，使我等始终认定挺胸洗澡体育不但是有益卫生的好事，而且是中国人接受了现代文明的一项标志。

父亲对我们进行了吃餐馆abc的熏陶。尤其是西餐。怎样点菜，怎样用刀叉，怎样喝汤，怎样放置餐具表示已经吃毕或是尚未吃好。

母亲一生极少在餐馆吃饭，偶然吃一次也是不停地哀叹：“花多少钱呀，多贵呀……”

没有多久，父亲就不再被续聘当校长了，我事后想来，他不是一个会处理实务的人。他不适合当校长，也不适合当组长或者科长，不适合当家长，他又是一个最爱孩子的父亲，对这后一点，母亲也并不否认。

立竿见影，校长不当，大翔凤的房子退掉了，从此房子搬一次差一次直到贫民窟。父亲连夜翻译德语哲学著作，在《中德学志》上发表他的疙里疙瘩的译文，挣一点稿酬养家糊口。他的德语基本上是自学的。英德日俄语，他都能对付一气，但都不精。

父亲热心于做一些大事，发表治国救民的高论，研究学问，引进和享受西洋文明，启蒙愚众至少是教育下一代，都不成功。同时，他更加不擅长做任何小事具体事。谈起他的高商校长经历，父亲爱说一句话：“我是起了个五更，赶了个晚集呀。”

我的母亲本名董玉兰，后改为董毓兰，解放后参加工作时正式命名为董敏。

父亲多次对我说过，策划他的婚姻事时他提出了两点要求，一个是他要看一下本人，一个是此人必须上学。后来就在沧县第二中学，他看了一眼，接受了这项婚事。媒人是一个老文人，名叫王季湘。在我上小学以后，王老先生来过我家，我母亲说他做错了这件事。

母亲个子不高，不大的眼睛极有神采，她常常不能控制自己的表情，转眼珠想主意，或者突然现出笑容或怒容。

她是解放脚，即缠足后再放开。母亲上过大学预科，解放后曾长期做小学教师，她出生于一九一二年，一九六七年退休，是养老金领取者，她善于辞令，敢说话，敢冲敢闯，虽然常常用词不当。

我想她也过过短暂的快乐的日子，我上小学以前，她曾每周定期到北京的一个庙会点西城的护国寺学唱京剧。我很小就听她唱《苏三起解》的西皮流水。

此后，她曾与她的姐姐董芝兰（后名董效，后在户口上的用名是董学文），两个人共谋一项事由（职业）：北京女一中的图书仪器管理员。顺便说一下，那时很少人用“工作”一词，找工作一律称找事，做工作一律称做事。有两个女生与她们二人交往，一名白艺，一名柏淑清。她们四人一起学唱《天涯歌女》、《四季歌》和《卖杂货》，这三首周璇唱红了的歌曲，也是我与姐姐王洒最早学会的三首流行歌曲。

她不喝牛奶（老年后喝了），不吃奶油，不喝茶，当然，不吸烟也不喝酒，不吃馆子。与父亲的习惯完全不同。

她喜欢听河北梆子，一说起《大蝴蝶杯》就来情绪。

此外她的生活尤其是精神相当紧张，一个是一直经济困难，无保证。父亲对于家庭的财政支撑有时是灵感式、即兴式的，他声称给过家里不少的钱，但他也会无视家庭的固定需要而在毫无计算计划的情况下一高兴就把刚领到的月薪花掉一半去请客。

他面对的却是常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妻儿与亲戚。这并不是戏剧场面，我的记忆里不只一次，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母亲、姥姥、姨坐在一块发愁：“面（粉）呢？没面了。米呢？没米了。钱呢？没钱了……”可以说是弹尽粮绝，只能断炊。然后挖掘潜力，巧妇专为无米之炊，找出一只手表，一件棉袄或是一顶呢帽，当掉或者卖掉，买二斤杂面（含绿豆粉的混合面粉）条，混过了肚子一关。

这样母亲就对父亲极端不满意。她同时渐渐发现了父亲有外遇，至少是父亲希望能有机会结识更多的年轻貌美新派洋派的女性。尤其是在父亲的校长职位被炒以后，我的外祖母董于氏（解放后报户口时起名于静贞）、姨妈董效到来之后。她们三个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聚在一起，同仇敌忾地研究防范和对付父亲的办法。

我当然无法做出判断，究竟是谁更加伤害了谁。父亲曾经给过母亲他已经登记作废了的旧图章，做一切收入由母亲做主状，母亲立即喜笑颜开，如同苍天降福。而等到母亲去领薪的时候，才知道是上当受骗。

母亲下了狠招，她的一个直捅要害的做法是搜集父亲交往的学界教育界人士乃至名流的名单名片，然后她一个个地突击拜访，宣称父亲如何的不负责任，如何的使妻儿老小陷入饥饿，如何行为不端。

这时候我们已从大翔凤搬至西城的南魏儿胡同十四号。有许多发生在这所住房的场面至今令我毛骨悚然。父亲半夜醉醺醺地回来。父亲几天没有回家，母亲锁住了他住的北屋，父亲回来后进不了房间，大怒，发力，将一扇门拉倒，进了房间。父亲去厕所，母亲闪电般地进入北屋，对父亲的衣服搜查，拿出全部——似乎也很有限——钱财。父亲与母亲吵闹，大打出手，姨妈（我们通常称之为二姨）顺手拿起了煤球炉上坐着的一锅沸腾着的绿豆汤，向父亲泼去……而当三个女人一起向父亲冲去的时候，父亲的最后一招是真正南皮潞灌龙堂的土特产：脱下裤子……写下这些我无地自容。哪有一个人五人六能这样书写自己的父母，完全背弃了避讳的准则。是的，书写面对的是真相，必须说出的是真相，负责的也是真相到底真不真。我爱我的父亲，我爱我的母亲，我必须说到他们过着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必须说到从旧中国到新世纪，中国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不论我个人背负着怎样的罪孽，怎样的羞耻和苦痛，我必须诚实和庄严地面对与说出。

在高商校长之后，父亲到北师大与北大任讲师。后来此职也被炒。我们搬到了附近的受壁胡同十八号。每搬一次家房子就缩小一次。父亲便再靠翻译德文著作糊口。

父亲后来离开了北京。在兖州、徐州短期任教，后来到了青岛，任师范学校校长。

正是在中国，人们常常会把修身、齐家、治国与平天下视为一体一揽子，也只有在汉语中，国家——古代更多的是叫家国——一词中，既包含着国的意思也包含着家的含义。我就是从自己的家中知道了什么叫旧社会，什么叫封建，什么叫青黄不接的社会转型，知道了历史的过渡要人们付出多少代价，承受多少痛苦。以为不必革命，只需好好地念《三字经》、《弟子规》就能秩序井然地过太平日子，这样的人是太白痴啦。

2精彩得如此荒唐

应该是一九四四年，春节前夕，父亲托人给家里带来了信与年货。信里有一个重要的叮嘱，就是要注意洗澡，每天都要洗，可以洗一次，也可以洗两次。

他带来的礼物尤其辉煌：一个是一盒巧克力糖，从包装到味道对于我们与其说是神奇，不如说是匪夷所思。另一个礼物就太伟大了，是商务印书馆出的一套玩偶：

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彩色，木质，有底座，可以放在地上，另有一个木槌，一个弹子，玩时用木槌打弹子，看能击中哪个木偶。它们确实在我与姐姐眼前打开了一个神奇的世界。

但是母亲恨得咬牙切齿。对于亟待日用补贴的母亲来说，父亲的行为几乎是一个挑衅，是与家庭、与现实、与生活的决裂。她给父亲起的绰号是“外国六”，是“猴儿变”。前者说他脱离国情，全盘西化；后者说他一会儿一变，像一只猴子一样地不可捉摸，靠不住。后来，母亲的批评更加厉害，说父亲是“社会一害”。

而父亲对母亲和她的母姐，则称之为“三位一体”，“愚而诈”……母亲在京有两位乡亲，一位经商，一位行医，这两个人都是母亲心目中的男人典范，正当职业，稳定收入，夫妻和睦，顾家顾子……在一次吃饭的场合，母亲委托了其中一人教训父亲，据说还动了手。这些最最沉重的体验我写到《活动变人形》里边去了，但是我要说明，倪吾诚自杀的情节并非父亲的亲历。

在可怕的南魏儿胡同，在父亲房间里我看到过他留日期间的日记，对不起，我当时只有六七岁，我不懂得尊重隐私。有两页给我留下了印象：

一页上写道：“昨夜宿于日本暗娼家……”

一页上写道：“收到玉兰来信，既无情感，也无问候，只是要钱，奈何奈何？”

父亲喜欢读书，有时是整天读书，喜欢喝茶，我则受母亲影响曾经认为喝茶属于奢侈，并质问父亲既然经济困难为何不喝白开水。

父亲喜欢体育，提到运动项目就神旺，本人则常走路散步，骑过马，更是游泳的发烧友，解放后的夏天，他几乎每天有两三个小时在游泳。他带我在颐和园南湖五月中旬就下过水。

父亲喜欢外语也喜欢与外国人打交道。父亲不懂音乐，唱歌五音不全，但是我的童年还是有机会从父亲处得到老志成的国乐音乐会与白云生的京昆表演的票。

父亲喜欢结交人，见了谁都主动打招呼，攀谈，以至有时我与姐姐觉得他太殷勤，有失尊严。

父亲喜欢讲哲学，讲苏格拉底、柏拉图、黑格尔。我问他什么是哲学，他的回答是罗素说过，哲学是在一间黑屋子里寻找一只黑猫，而这只黑猫并不存在。

父亲崇拜科学，在全家断粮的情势下，他得到一点钱先买一件温湿度计，认为这种东西含有科学。

父亲突然喜爱艺术了，虽然他自称不懂“风花雪月”。他为妹妹王鸣报过京剧班儿的名，幸亏没有录取。

然而父亲一辈子没有坐过飞机，自日本留学归来后再没有出过国门，没有过一笔存款，最后他离世的时候，连一块属于自己的手表都没有。

我曾经抱着沉痛、同情却也是轻视与怜悯的态度回顾父亲的一生。我的一个异母弟弟在父亲的墓地上说了一句话，他说父亲的一生的最大贡献就是走出了龙堂村。我很震动，这可是不得了啊。如果没有走出龙堂村，王蒙的一生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的四个长辈：父、母、姨和姥姥都极爱我，我从小生活在宠爱之中。五岁时一次父亲带我去看牙齿，等候上公共汽车的时候，他说去取一点钱。然后他去了一个地方，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了。我问他他的帽子哪里去了，他不回答。

我记得他带我去了牙科医院还磨洗了牙齿。后来我指着那个父亲取钱的地方对母亲说，这是父亲取钱的地方。母亲连忙喝止。后来我识了字才知道那里写着的招牌是“永存当”三字。

父亲和我与姐姐玩搏斗，我们规定谁要输了就举起小拇指，我与姐姐拼命攻击，往往都是父亲认输。

只要买到好吃的或带我们到了餐馆，父亲就说，他像是一只老母鸡，最高兴的就是叫了小鸡来吃它找到的虫子。

我们从小就有一个印象，父亲不好，母亲好。母亲多半是为孩子们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