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意大利）歌剧”也同样感动青春。我深深地为张权与李光曦演出的《茶花女》而激动，为《饮酒歌》而神采飞扬，为薇奥列塔与阿尔弗雷德最后的二重唱而悲痛愤怒。

我在春节前后看过小白玉霜的评剧《小女婿》与李桂云的河北梆子《陈妙常》。

前者内容虽然浅白，唱得却是甜美温柔，深情动人。

共产党来了，我才知道中国各地有这样多精彩的民歌民乐，而国民党与日本时期，北京的空气里震响着的只有流行歌曲，靡靡之音。东北的《五更小调》、《王二嫂拜年》，西北的《十二把镰刀》、《信天游》、《在那遥远的地方》，云南的《小河淌水》、《猜调》，山西的《绣金匾》、《兰花花》，新疆的《迎春舞曲》、《新疆好》，内蒙古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西藏的《藏族人民歌唱解放军》。我特别得意的是，一听《兰花花》我就觉得不凡。还有一个是内蒙古的歌手宝音得力格，她的长调我根本听不出是唱什么，但是我断定，她唱得太好了。

不久，《兰花花》大红大紫，苏军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的尼基丁在独唱中也用中文演唱了《兰花花》。而宝音得力格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得了大奖。我不能不肯定自己，是有听力有耳朵的。

我有一两次是自己去买票看中央歌舞团的演出，他们表演的红绸舞十分动人。

我更有幸看了许多苏联艺术家的演出。乌兰诺娃的芭蕾。米哈依洛夫唱的《伏尔加船夫曲》，深沉压抑。尼基丁唱的《春天的花园花儿好》，华丽柔软，略嫌奶油。

哈萨克歌手哈丽玛唱的《哈萨克圆舞曲》，开阔明亮，回肠荡气。她的融笑于歌，令我倾倒。阿塞拜疆的拉西德唱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卖布谣》，表现力十分丰富，摄人魂魄。

何况我还在收音机里听柴可夫斯基，听贝多芬，听莫扎特，也听刘天华与瞎子阿炳。

我喜欢鲍罗丁的管弦乐《中亚细亚的草原》，喜欢那种悠长与缠绵，无垠与眷恋的交织。我喜欢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谢赫拉萨达》组曲，即《一千零一夜》，它堪称华美流畅。我也爱唱格林卡的歌《北方的星》与德沃夏克的歌《母亲教我的歌》。所有的好的艺术成果都直入我心，深入我魂。我在团区委书记刘力邦的家里听过郭兰英的歌唱唱片，她的多情和纯正的声音同样令我陶醉流连。

黄虹的《小河淌水》与《猜调》也给我以极大的喜悦。

我把更多的空闲时间放到上了。我喜欢读爱伦堡的《巴黎的陷落》、《暴风雨》和《巨浪》。我知道他确有写得匆忙和粗糙的地方，但是毕竟他有宏大的格局，鸟瞰的眼光，浪漫的色彩，缤纷的回忆与无限的情思。

我喜欢老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他的笔触细腻生动，精当神奇。

我从中开始感受到了爱情，感受到了人生，感受到了交际、接触、魅力与神秘，更感受到了文学的精雕细刻的匠心与力量。

我用更舒适更贴近的心情读屠格涅夫。丽尼的译本优雅已极。《贵族之家》

的丽莎后来做了修女。《前夜》里的叶卡杰琳娜鼓舞了保加利亚的革命者。

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令我震惊，他的行文像是大河滚滚，浊浪排空，你怎么难受他怎么写，他亲手摧毁你的（中的）一切希望一切心愿，他让你绝望让你疯狂，他该有多么痛苦！

一九五二年的深秋与初冬的夜晚我在巴尔扎克中度过。我佩服与感动的是描写的准确性，一切都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

我一遍又一遍地读鲁迅，《伤逝》是一首长长的散文诗。《孤独者》与《在酒楼上》字字血泪。我尤其喜欢他的《野草》，喜欢《秋夜》、《风筝》与《好的故事》，还有《雪》：“那孤独的雪，是雨的精魂……”

我同时愈来愈喜爱契诃夫，他的忧郁，他的深思，他的叹息，他的双眼里含着的泪，叫我神魂颠倒。

超越一切的是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他能写出一代社会主义工农国家的青年人的灵魂，绝不教条，绝不老套，绝不投合，然而它是最绚丽最丰富也最进步最革命最正确的。

反过来，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某些作品，写合作化人物心里就只有一个合作化，写扫盲人物心里就只有一个扫盲，写养猪人物心里就只有养猪，把人奶让给猪喝。我们的人物为什么这样单打一，干巴巴呢？

五年计划与安东诺夫的令我心潮澎湃。《第一个职务》写一个刚刚毕业的学建筑的女大学生尼娜，在巨大的建筑工地上的艰难与勇敢，眼泪与欢笑，沉醉与长进。然后激动人心的还有尼古拉耶娃的《收获》，和巴巴耶夫斯基的《光明普照大地》（改编成电影《金星英雄》）。我曾经十分向往于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的成功，而他后来写的《在和平的日子里》，就更令我壮心不已。但我又感到了他写得太过用力，太苏联式，不那么自然。我读了赵树理的《三里湾》，我佩服他的群众化的语言与他对于北方农村的人情世故的洞察与表现，但是我不满足，对于如火如潮的新中国的描绘，需要激情，需要浪漫，需要缤纷的幻想与色彩，而伟大的“老赵”，除了朴实，还是朴实，除了泥土，还是泥土。“老赵”的风格是无与伦比的，独特的，但不可能取代其他。我甚至于对于伟大的鲁迅所讲的白描也只承认那是一种风格，一种手法。可以白描，也可以斑斓绚丽，还可以如诗如梦如云如虹如霞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瀑布，我们有权利使自己的生活丰富化和浪漫化，永在前线。

我还要老实承认，我的日常工作渐渐让我看到了另一面，千篇一律的总结与计划，冗长与空洞的会议，缺乏创意新意的老话套话车轱辘话……我打算报考大学去学建筑，我要在建筑工地上献出我的热情与才能，有点可笑，但确实是受了安东诺夫的《第一个职务》的影响。

我被领导断然拒绝。我其时已经是东四（比原来的三区扩大了已撤销的原五区的部分属地）团区委（已不是工委）副书记了，属于骨干，岂会让我再去做普通的大学生？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确实有问题，让你去的时候你不去，不叫去的时候你又闹上了，一句话还是脱离实际。

突然，一个想法像闪电一样照得我目眩神迷：如果王蒙写一部？长篇，长篇……这样一个写作的念头足以令人如醉如痴。敢于做出重大的决定，这不正是小小王蒙的特色吗？

近三十年后，我收到《法国解放报》的提问：你为什么写作？我回答道因为生命太短促，而且美丽。

我是在开始写作以后才《人民文学》、《文艺报》并且开始关注我们的所谓文坛风云的。一九五四年《文艺报》上开始批判“一本书主义”，我完全读不明白，作家的任务除了一本书又一本书以外，难道还有什么别的东西更重要更神圣不成？

出现了对于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的批评，批得崇高辉煌。

而一九五五年开始的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更使我一头雾水。

毛主席的按语是写得很棒，针针见血，字字轰鸣，不但振聋发聩，而且天翻地覆——也就头晕目眩了。

而一九五四年我发表的《小豆儿》是非常革命的，是肃反题材（发表后我才明白我是沾了肃反题材的光）。我的《小豆儿》的抒情尾巴被《人民文学》杂志（当时是全国最有权威和地位的所谓“皇家”刊物）副主编葛洛全部删除。

我很心疼，便写了信去抗议。葛主编接见了我，指出那一段我写得芜杂和俗气。

这是我的“酸的馒头——senimenal”（感伤）主义首次受挫。

我的《春节》原是一篇散文，寄给《新观察》，编辑的退稿信说，我写得很有感情，但是太散漫了。接到退稿，我用二十分钟时间编了一个故事，把同样的内容串了起来，寄出去，立即在《文艺学习》发出并受到夸奖。

经过千辛万苦，我写完了《青春万岁》的初稿。怕手稿丢掉，我把相当一部分稿子抄写到大型笔记本上，再买了大量五百字一张的竖写稿纸，往稿纸上誊。

除了我自己我还委托我的妹妹王鸣与一位同事朱文慧同志帮助我誊写。誊也誊完了，时至一九五四年冬，距离开始动笔整整一年，我算有了一份厚厚的稿件了。

我想起父亲的一位同乡、同学，来自老解放区，时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的潘之汀老师。我找了他，他住在和平里新住宅区。不久，潘叔叔来信说：“你有了不起的才华……”这样的说法又使我发了一回高烧，只如快乐死了一回，又一缕“香魂”慢悠悠甜丝丝活了回来。

他说他把稿子介绍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文艺室负责人吴小武。吴笔名萧也牧，他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的短篇《我们夫妇之间》受到丁玲带头的严肃批评。

于是我昼夜苦等，梦里也看到了吴小武老师，得到了他的指点。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声音颤抖，活像一个太监在与皇上说话。吴告诉我，是编辑刘令蒙在读拙稿。直到次年春夏，没有消息，电话也找不到刘编辑，忽然又从团市委领导处得到刘编辑在反胡风运动中“有事”的传闻，我更是叫苦不迭。

我整整等了一年，到了一九五五年冬，吴小武并找上了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老作家萧殷找我谈话。我们是在萧老师家、东城区赵堂子胡同八号（后萧师到广东工作，此院转售予臧克家诗人）谈的。萧师高度评价了稿子的基础和我的“艺术感觉”，指出书稿主要问题在于主线，没有主线成不了书。

萧殷老师还说准备由作协出具公函，给我请半年的创作假。

团市委痛快地批准了我的创作假。我至今记得时任团市委副书记，后来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与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汪家镠见到我的作协公函时说了一句：“作家协会，了不起！”是的，当时什么什么家协会的称谓是很唬人的。

一九五六年春，我应邀出席了由作协与团中央联合召开的第一次青年创作者会议。我尝到了梦想成真的滋味。

以短训班方式开会，茅盾、老舍、周扬、陈荒煤等都给我们讲了课。茅公讲人物的出场，老舍讲语言。周扬讲文艺思想，他似乎宁愿与作家们拉开点距离，他一上来就说：“你们是搞形象思维的，而我是搞逻辑思维的啦，哈哈哈……”

他笑得得意扬扬。可能由于我是当时区的团委副书记，很被会议组织者看重，安排了当组长之类，但是我完全辜负了期望，根本没有考虑过自己可以从政治上发挥点优势，可以导一导别人的向，却只剩下了自惭形秽。《小豆儿》远远谈不上精彩，而写出来《海滨的孩子》那样漂亮的儿童文学的宋萧平却只算会议的列席者。

由于《小豆儿》，我在儿童文学组，我有机会瞻仰邵燕祥的风采，他写过《毛主席挖的甜水井》，算是儿童文学。他似乎是北京代表团的副团长。我也有机会看到戴宽边深色镜框眼镜的刘绍棠，他常常叼着香烟，说话声大气粗。我在儿童文学组还结识了郑文光、刘厚明、柯岩等作家，并与他们时有快乐的聚会。

会中，周总理会见了大家，并与大家在北京饭店大厅翩翩起舞。这是一代青年作者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空前纪录，也差不多是最后一次舞步匆匆、文思灼灼的阳光档案了。

10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我在改《青春万岁》，很顺利，我常常住到郊外，我父亲那里，中关村公寓，不受干扰。

在最最享受的状态中，我有余力再写点别的。于是我在一九五六年四月，在我二十一岁半的时候，写下了改变了我的一生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五月份我寄去了稿子，六月份责任编辑谭之仁老师向我转达了主持常务的副主编秦兆阳老师对此稿的欣赏之意，并提出了原稿写得粗糙的地方，要我修改。

我二次送去了稿件。

稿子在九月号的《人民文学》上登了出来，不是头题，头题是东北作家杨大群的《小矿工》。

我在山西太原看到了这期新出版的刊物。瑞芳时在太原工学院就读，一九五六年九月我去山西看她。“破镜重圆”，无限感动。

我是说去就去了的，她事先不知道。她此后多次说起在学校宿舍听到一双小皮鞋咯噔咯噔作响时的情形，这双镂花皮鞋是从崇文门国际友人服务部买的，是苏联进口货，二十余元，很豪华。皮底，小小铁掌，走起来清脆得吓人。我被她的同学们留住在女生宿舍的一间空屋里，想起来那时的大学可真自由。而且，她的同学们都欢迎我，而不欢迎另一个也许在打瑞芳的主意的什么人，并批判那个人有“挖墙脚”的丑行。我在太原与芳同在柳巷吃了西餐，在剧院看丁果仙的晋剧。我们徒步从城区走到西郊移村，经过汾河上的迎泽桥的时候，她说由于有桥栏杆挡住了风，她感到了暖和。这令我觉得十分可笑，因为桥栏杆疏疏落落，不可能挡风。而感觉永远是有道理的。我们一起去了晋祠，回来时差点错过了最后一班车，而且耽误了晚饭。那时的公共交通艰难极了，久等不至，拥挤不堪，道路颠簸，尘土飞扬。晋祠虽然破败，毕竟发思古幽情，我们在一个类似船体的建筑上留了影。

此次太原之行临别时我喝了汾酒，至今我是汾酒的知音。我喜欢它的小曲香味。微醺中，我在车站广场的报刊亭里发现了《人民文学》这期刊物，载有《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我买了送给她。我匆匆翻阅着自己的作品，就像读旁人的东西，，当然是另一个世界，不但对于读者，而且对于作者，都有一种陌生感，神秘感和生动感。

我其实仍然沉浸在一九五六年夏的激动中。这一年暑假，在离开北京以前，芳去看了我，她的到来挽救了乾坤，挽救了我的一生，没有这个挽救，我根本经受不住后来的考验。多少个画面，多少条街道，多少次接触，多少次想念，一时间纷至沓来，谁能不热泪盈眶？感谢生活，感谢上苍，一切都挽救过来了！

（《组》）发表没有两天，《人民文学》杂志的一位工作人员骑着摩托车到西四北小绒线胡同二十七号我的家，给我送来了四百七十六元人民币的稿费。

四百七十六元，相当于我的八十七元六角四分的月薪的五倍以上。这也够惊天动地的。

先是听到对号入座的工作部门同志对于的爆炸性反应：主要是“我们这儿并不是那样呀”之类。其实这些人多是我的熟人、好友。接着由韦君宜、黄秋耘主编的《文艺学习》杂志，展开了对于《组》的讨论。我收到这一期大规模讨论的杂志的时候真是乐不可支。第一篇无保留地称赞的文章题名《生活的激流在奔腾》。第二篇就是严厉批判的了。一篇批判指出：林震不是革命的闯将而是小资产阶级狂热分子。一批青年作家，刘绍棠、从维熙、邵燕祥也还有刘宾雁等都写了文章赞扬这篇。而一批我的共青团干部战友，包括李友宾、戴宏森、王恩荣等著文批评之。王恩荣同志还是我的老同学，是我介绍他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我从身份上说正好处于赞成的与反对的两组人之间。然而我又是的作者，对负有不可转移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本身也奇了。

看到作品引起这么大动静，看到人们争说《组》，看到行行整齐的铅字里王蒙二字出现的频率那么高，我得意扬扬。我喜欢这个，喜欢成为人五人六，喜欢出名，喜欢成为注意的中心，我在心里这样说。

与此同时，我的《青春万岁》修改稿已在中青社三审通过。我们订了合同，我得到了预付金五百元。

也算一夜成名，虽然这种说法令人恶心。正在筹备复刊的上海《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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