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受到的一个教育就是，什么事都要向党汇报，向党坦白，然后，怎么都有救。

应该说，开头，甚至此后，文艺界的领导对我印象比较不错。但我知道，工厂方面对我不会那么感兴趣，我的文艺活动太多了，常不在厂，不在团委办公室，完全是一个特殊人物。团干部间也流传着一些说法。

车间里的几个工人文学青年，在一个周末请了萧也牧来厂与工厂的文学社团成员见面。厂党委的宣传部领导立即说，萧是受过批判的，对党是不满的，怎么能请这样的人来厂？我听了很尴尬，很不好受，我没法做出反应。

这里有一个小的因素，我不能说成败仅仅决定于细节，但我敢说非主要矛盾也能起意想不到的大作用。我的新婚住房在西四北小绒线胡同，我的工作地点在酒仙桥，公共汽车走一趟谈何容易？上下班时间汽车站排队等车的场面人山人海，一个小时过去了，你仍然上不去车。我试过几次骑自行车上班，太累。

东直门一带道路常翻浆，动辄修路。有时晚上厂里还有会，我是能躲就躲。瑞芳假期从太原回来，只待那么几周或几天，遇有市区开文艺会，而且确有重要内容，我可以晚点离家早点归家，我很快乐，但是厂里的同志怎么样反映我就不知道了。

我其实仍然重视在工厂的经验。欣欣向荣的新兴厂区与福利区（现称生活区），一家一户的单元房子作为单身集体宿舍，用得***不类。大部分人还不习惯用抽水马桶坐便，许多青工蹲在马桶盖上大小便。动力、机修、冲压、表面处理、装配……车间的分工，车、铣、钳、镗、刨……的工种，我在冲压四车间参加过劳动。广东青工用电炉子在集体宿舍做饭的方法，与苏联专家打交道的经验，青年监督岗与青年突击队的工作，都是迷人的。我曾经想过写一篇反映工人生活的新作，但是愿望与认识，以及创作的感动，更不要说创作的完成，这些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尽管如此，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在中篇《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中还是运用了不少在酒仙桥有线电厂工作的经验。

我生活在一个路口，我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确实觉得，自己有些不对头，某些事情将要发生了。

12新的一页

一九五七年五月，在“鸣放”的关键时刻，我在工厂接到通知，说是市委将派车来接我去机关看一个文件。我等了几个小时，又通知我不去了。

后来我明白了，这是我命运中的一个关键情节。毛主席在当年五月十五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提出了反右派的问题，批判修正主义的问题，给高级干部看，先在高级干部中做好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到反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导思想的转变。当时有一种说法，就是对于那些要重点保护的党内外人士，可以提前给他们打招呼，给他们看这篇文章。我是怎样从可能被重点保护，经过一个下午，最多两个小时，改为不再保护了呢？详情不是我所能知道的，是福是祸也不是我能说得清的。但是我可以认定，这不是市委的事。当时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原团市委书记张大中后来曾经明确地告诉我，市委宣传部未过问过我的划右派的事。他说市委文教书记杨述还曾提出王蒙的运动中的“问题”由市宣传文教口抓，但有关党委部门不同意，王既然是团干部，就不能特殊，只能由党团口抓。其中含义不难推测。

市委主持工作的副书记刘仁同志，对我也是呵护的。我在六十年代由作协出面调动去了新疆，他事先不知此事，后来知道了，很不高兴，他身边的人告诉我，他自言自语几次：“怎么调到新疆去了？”

毛主席对《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说了话，我当然感恩戴德，但是我从来不认为这仅仅是毛主席对我个人的恩典。毛主席嘲笑苏联《文学报》转载了陈沂、陈其通、马寒冰等人的实质为批判“双百”方针的文章，而南斯拉夫的一家报纸转载了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不是正说明，毛主席既反“左”也反右，允执厥中吗？

紧跟着却转入了规模空前的反右运动。我的精神不再高调，我对报纸上揭出来的那些“右派”，并没有那么大的政治肝火，我怕。我会出事吗？我问自己，我不明白。我忽然想起一句***不类的话，“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当时还没有此后的发展，叫做“没有苦劳，还有疲劳”。

我不安地苦笑着，不妙。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领导通知，我回团市委参加运动。团市委领导对我直言，要解决我的“思想问题”。

这时全国的反右运动已经开展起来。一次我接到通知去团中央礼堂参加对刘绍棠的批判会。刚坐下，有人在背后拍我的肩膀，回头一看正是刘绍棠，我不禁魂飞天外。会上另一位青年作家，熟人邓友梅发言精彩，对刘的批判文情并茂，揭了刘也检讨了自己，还告诫了从维熙，语重心长。他的发言赢得了与会者的掌声。主持会议的老作家老革命公木做手势制止了鼓掌，说是不要鼓掌了，邓友梅业经所属单位研究，乃是右派分子。大家目瞪口呆。离奇的是过了不久，传来消息，公木老师公木领导也划成分子了。

这样去团市委参加运动，我反倒觉得有了着落。团市委的干部大多来自地下党里的大、中学生党员，文化高，年纪轻，经过地下斗争的生死考验，积极进取，善于分析，弱点是脱离生产生活实际。凡是运动，一到团市委，都如火如荼。三反五反后期，有个民主补课阶段，即发动各单位群众给领导提意见。

不论是（中共）市委区委，都正常地过去了，团市委则群情激昂，热泪盈眶，把领导斗了个不亦乐乎。团市委搞的反右，也是十分刺激，我去报到的时候，机关揪右派的指标早已超额完成了，仍然不断扩大着战果，一张又一张足以吓死人的从政治上下毒手的大字报贴到了墙上。在团市委，反右派是真正成了群众运动，成了政治歇斯底里，欲罢不能了。

有一位名为李鲁的同事，衣冠楚楚，风度翩翩，很自然地留一点小胡子。

他本人没上过大学，但他的妻子小田是一位皮肤白皙，善于辞令，被认为很“强”

的大学生党员，她是南方人，我行我素。她的自备茶杯上写着“b（肺结核）大王之杯”，以防止别人随便使用。

有一次我在街上遇到李，他上下打量我，唉声叹气，摇头不止：“王蒙，你怎么这样……”我才明白，是说我穿衣不整齐。

什么原因，不知道，李鲁一上来就被团市委揪出来了。我到达团市委后，一次无意在一间地下室（可能是资料室）碰见了他，他抬起头来，太可怕了，他的眼睛像是盲人的眼睛，满脸上都有一层雾气，这是一个灵魂已经被手术刀摘除的人的形象，他的面部肌肉像是死人。我才知道资料室大概权充了他的隔离反省室，吓得我回身就跑。

据负责我的“问题”的王静中讲，李鲁对一个女中学生有猥亵行为，运动后期，作为触犯刑律者，他被捕并判处八年徒刑。还传出来过他劳改中在清河农场织袜子。刑满释放后，他回乡务农，后去世。

机关还有一个划为极右分子的广东人老王，说是他在反省期间***，被人发现，成为右派乃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的证明。

团市委所属一个单位，一位女同志批判该单位的右派分子，由于激动，当场气晕过去了，这种义愤也令人震惊。

我后来屡屡看到这样的情况，一个在群体中处于弱势的可怜人，他或她无背景、无特长、无成果、无资历学历、无升迁成长的可能……总之啥都没有的人，突然得到了机会去批斗辱骂那些过去高高在上、压他一头的人，他或她会有一种侥幸感、安全感，终能出头露面、充当积极分子了，这很喜悦振奋，这一类心理对于发动群众运动非常有效。

团市委当时抓出一个右派比发现一个苍蝇还方便。王静中是抓运动的骨干之一。他戴一副小眼镜，个子不高，很能分析问题。其时他刚刚离了婚。他找我谈了许多次话，中心是要帮助我转变，要把我拉回来，为此，就要挖、找自己的错误思想错误观念。他常常用归谬法，你有a问题，一个人怎么可能仅仅有a呢？有a就有b，然后是cdef……直到z，直到z，z的无限次方。

我对于王静中与他领导下的几个人采取的是全面合作的态度。我相信组织的目的是教育我，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我相信王静中等同志对我是与人为善，他们都很尊重我，很客气，在批判最严厉的同时与我一个桌上吃饭，给我布菜，我相信他们真心相信对我是帮助是挽救是一片热忱。我也相信自己确实需要认真清理一下，我确实偏于软弱、过敏、多思，不够无产阶级。同样，我也深知，想怎么样你，这是完全无法抗拒的，任何微小的抗拒，只能带来更大的危难。

对我的批评都与文艺问题有关，王静中表示他是懂文艺的，他也从艺术上批。

如指出《组》中有哪些败笔。

开了一天会，除我外共六个人，文明批判，有理有情。然后挂起，直到一九五八年五月，确定帽子。半年前，清华的团委领导人阮铭已经向该校全体团员宣布了王某的帽子，我妹妹时为清华学生，大惊，告我。我为此找过王静中，王静中说尚未定性。

时过境迁后，人们透露，是在中宣部周扬主持的一次会议上决定了我的命运的。北京市委杨述副书记坚持不同意帽子，基层负责人王静中坚持一定要划，争了很久，王静中提出一系列王自己检查出来的错误思想，最后周扬拍板：划。

在批判会后三天，我照了一张照片，我开玩笑说是普希金的风格，我拿着背在肩上的小棉袄，一脸的光明与潇洒。整个青年时代，我没有照出过这样帅气的照片。

王静中已经欲罢不能，搞完我后，又把他的一位副手几乎打成右派，只因名额限制，开除了他的党籍，却没有给他戴成帽子。此后王静中两次吞安眠药自杀，终于在“文革”一开始时死去了。回想起来，此人十分阴暗，正是在反右高潮中，他离了婚，他整人的心态十分微妙。“文革”后团市委给一批被“文革”

迫害至死的同志开追悼会，王静中的追悼会我也去了。这就叫不堪回首。

等候处理期间我了大量西洋文学作品。我爱读狄更斯。尤其爱读《双城记》。“这是光明的年代，这是黑暗的年代；人们走向天堂，人们直接下了地狱……”（非原文）的句式深得吾心。

我也重读了《苦难的历程》。它的主人公与故事对我极其陌生，但是它的题记，什么人要在“血水中洗三次，在碱水中洗三次，在清水中洗三次……”令我感动万分。

我与那些与我私交甚好的朋友文友一起谈的时候，我们也一致认为自己应该接受批判，应该晾晒灵魂。我给身在太原的瑞芳写信，详细论述对我的批判帮助是必要的正确的有益的。然而，她根本不相信这一套，虽然她也读了狄更斯与阿·托尔斯泰。她在学校，拒绝接受将她搞成“官、骄、娇、暮、怨”“五气”的代表，不惜与校领导决裂，离开了学校。现在一切明白，如果我与她一样，如果我没有那么多离奇的文学式的自责忏悔，如果我没有一套实为极“左”的观念与思维定势，根本不可能把我打成右派。归根结底，当然是当时的形势与做法决定了许多人的命运，但最后一根压垮驴子的稻草，是王蒙自己添加上去的。

在这个意义上，说是王蒙自己把自己打成右派，毫不过分。

13悲剧成了闹剧

置之死地而后生，这句话我一听就觉得残酷，但身临其境了，就明白了。

等候处理期间我被派到少年宫工地参加建筑劳动。我高高兴兴的一次与同伴共抬八块城砖。每块砖十八市斤。最多时我与另一人抬过十二块砖。我咬着牙大桶挑水，挑洋灰，挑沙子灰，用完右肩用左肩，我学会了换肩，就更能挑了。

给抹灰工供泥供各种灰，用一长长木柄圆勺，上下挥舞，其乐如游戏。我曾经悲哀地想过，我太早地政治化了，我没有童年。现在，终于补偿上一些了。夏天大雨，工地宣布歇工，我与暑期回来的芳一起去新街口电影院看西班牙电影《骑车人之死》，冒着暴雨打着伞挤公共汽车，没赶上片头，电影散场了大雨未停，我感到很幸福。

我热爱生活，我享受生活，这是无法改变的。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我奉命去京郊的门头沟区斋堂公社（乡）的军饷大队（村）的桑峪生产队（自然村）。

我背着行李什物，在京包线的雁翅火车站下车，走了三十六里地才到达了桑峪。

我第一次走在大山大河之旁，我看到了筑路大队与采石队的劳动，我感到的是空前的粗犷与充实。

但是劳动改造也并非易事。在山区我学会了背篓子，弓背弯腰前行，左右手的拇指与食指围成一个环形，遇坎可以小歇，摘下一绊可以卸载。还有我最多短程背过一百五十斤新收玉米，那是用大花篓。我的铁锨也用得不错，但是我没有什么眼力见，手也拙笨，锄草、平地，有些需要用脑用眼睛的活儿我干得不好，我的过于乐观，过于不拿自己当外人，与农民说说笑笑也令一些人看不惯。我需要进一步学习灰头灰脑、低声下气、谨小慎微。

东北有句俗话，小火炖吊子（吊着的小锅），慢慢来。右派的含义是慢慢体会的。《青春万岁》已经打出清样，不能出了，参加首次青年作者会议的人们，基本上全军覆没。尤其是从报上看到邵燕祥也落马的消息，只能使我苦笑。

使我不安的是芳，我们才结婚不到一年，我到远郊劳动去了，不能见面，她的处境也不好，怎么办呢？我们每天都通信，有时一天两封信，我的信全部是报喜不报忧，看我的信像是在欣赏山水，在学习提高，在搞农村调查，在补充学识。这样多的信我们一直存着，直到“文革”初期，才干脆一把火送它们到了子虚乌有的渺渺之境。

规定是两个月休息四天，第一次休假后芳乘火车送我到了雁翅。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五日我的大儿子王山出生。直到他三个月了，我才第一次见到他，因为秋收和深翻地“大跃进”，延迟了休假。我给三个月的儿子唱那个年代的影片《徐秋影案件》的插曲、东北民歌《丢戒指》，王山随着我啊啊地叫。

不久，这个影片与歌曲也都在报纸上受到了批评。已经愈来愈是这样一种无奈的情况了，你喜欢什么，它多半就快要挨批了。

长到二十多岁，真正给我以深刻印象的农村是桑峪。当地人自称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下，口音特别，称叔为“绍”，称累了为“使”得慌或“使”着了，称有病是没精神。这里是老区，农民中就有老党员老游击队员。“大跃进”花样翻新，包括不吃油而把食用油点到玉米地里。食堂化，吃饭不要钱，吃一次馒头，消息传到几十公里外，到了这一天，各地亲友来桑峪白吃。最高还吃过油炸黄米（黍子）面年糕蘸蜂蜜。农民相信这是最耐饥的食物，谚云：红薯一溜屁，年糕二里地。秋季早战，每天夜三时前起床，先是背萝卜白薯，放入匆匆挖出的窖中，后来全部冻坏。接着深翻地，翻出阴土。全民作诗，“大跃进”民歌响彻云霄。扫盲落实到人，三个月要消灭文盲。立秋节气家家门框上插着核桃叶。

石块垒墙，石板代瓦盖顶子的民居。梯田。山泉。果树与荆蒿。团市委的下放干部们，一面劳动一面高唱：“共产党领导，把山治呀，人民的力量大无边！盘龙山上锁盘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