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什么呢？我这一辈子算是富有（回应）挑战感，文字感，语言感，思想感，游水的爱好……还有旅游感，旅游的爱好。与旅游二字相比，我更喜欢的词是“漫游”。人生也罢，时代也罢，历史也罢，祖国也罢，世界也罢，成功也罢，挫折也罢，对于我来说不仅是一个价值范畴，而且是漫游范畴。我常常有一种体验感、审美感、新奇感或好奇感，有一种丰富感、快乐感，一切都有意义，一切都不会白白糟蹋的感觉，还有观察与倾听，品尝与汲取，受用不尽的感觉。价值判断会因人因时因地因背景而异：拿我来说，少年辍学闹革命当干部，青年戴帽，中年赴疆，还断断续续地担任和不担任点什么什么职务，从价值意义上，福祸短长，优缺强弱，成败利钝……可能看法说法论法不一，但是其旅游漫游意义，绝无疑问。老王就是游了太多太多，看了太多太多，开眼了太多太多，探险了太多太多，遇难了太多太多，呈现了太多太多。我观了景，我审了美，我陶醉，我歌唱，我少年得志，我低头认罪，我落入泥沼，我凌风抱月，我入地狱（我不入谁入？），我上天堂，我狼狈憔悴，我富贵荣华，而富贵于我如浮云！

到新疆给了我多少漫游！我带着小金鱼从北京到乌鲁木齐。我登大雁塔而思唐僧与猪八戒。我咀嚼漫长的河西走廊。我欣赏秦岭与八百里平川。我喜欢火车钻山洞的威严与一下子走出了山洞的豁然开朗。我喜欢车轮打在铁桥上的铿锵，与大江大河的汹涌澎湃。都一九五八年了，我在运动里出了事儿了，我还想过我最理想的出路就是做火车上的侍应生，每分钟都经过一个新地方，每次列车都见到一些新乘客，永远行进，永不停止。

到达乌鲁木齐之后，首先给我冲击的是火车站上播放的维吾尔歌曲，然后是粉红色的建筑，然后是泥土屋顶和拱形的门窗。是铺面的从右到左的横写维吾尔语招牌。然后是零下二十度的严寒，是冰雪之神，是炉火之花，维吾尔谚语：火是冬天的花朵！有这样的智慧和表达的民族有福了，我怀着怎样的热烈与维吾尔人相会拥抱！世界真奇妙，大地真奇妙，我从来如此感觉。

我到新疆几天后就去看望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牛其义同志。这话要从团北京市委书记张进霖同志的关心说起。我决定了去疆，张进霖知道了，提出一定要到家里看我，不但看望，而且当场给与他一同出过国的原新疆团委书记牛其义写了一封信，说是“我们的年轻的老干部王蒙同志到新疆工作去了，他的情况他会向你汇报，请多加关心鞭策帮助……”，内中含义，无需演绎。

张进霖的送行，还谈了另一个主题，就是我应该争取重新入党。

他的送行，他的关心，他的话题，都超出了我的预料。这也可以说是人心难测，但不是从负面意义上而是从极正面意义上，从最好的意义上理解这个难测，叫做好心难知。正像生活中有难测的陷阱与地雷一样，生活中同样有平时无意显山露水的好意与援手，它准备着，必要时或适合时，它会毫不犹豫地及时雪里送炭。在一个严酷的时期，在恶斗成风之时，人们会掩盖自己的善良而仍然行其善良，正像有的人会掩盖自己的丑恶，而终于会暴露出自己的丑恶一样。

不用说，牛秘书长对我极友善，事后，牛秘书长甚至向文联打招呼，说是张进霖同志告诉他，应该在适当时候解决我的重新入党之事。不久，牛其义又建议我去吐鲁番看看。于是编辑部安排我去吐鲁番，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去采风。

吐鲁番的每一处每一人每一景都让我感到新奇和雀跃。我看到了冬暖夏凉的纯土（泥）质拱形圆顶大屋子。我看到了晾晒葡萄干的通风土房。我看到了长达几百米的大葡萄架。我看到了坎儿井。我拜访了地质队。我拜访了种植葡萄的专家，先进工作者伍明珠女士。我像欣赏新篇交响乐一样地欣赏人们讲说的维吾尔语。我吃高粱馕和包谷馕。我长途跋涉到了正在施工的塔尔郎大渠工地，与农工一起用餐一起跳舞。我独自一人从工地沿铁路走了三个多小时，到达了三个月内只有两个乘客的夏甫吐拉（意为桃子）小站。由于这里难得有旅客，我的到达获得了车站工作人员的热烈欢迎，不但给我绿叶牌香烟吸（此时我已略能吸烟了），而且给我煮了卧鸡蛋的挂面。在新疆一切漫游都是那样的神奇，如同进入了童话故事。

友人张弦得知我到了新疆以后，说我“真有勇气，真有性格”！

许多年后，一位教授发现，老王的特点之一是敢于做出大胆的选择，他的生活历程中有许多拐点……

18喀什噶尔与叶尔羌

平津学生大联欢那一年，有一个新疆歌（经王洛宾改编）也普及起来：

温柔美丽的姑娘，我的都是你的，你不答应我要求，便向喀什噶尔跳下去……那时的喀什噶尔比梦还遥远。一九六四年春天，我乘坐的八座嘎斯69（一种越野吉普）经过喀什噶尔河的时候，我兴奋得真想跳下去呀。

是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兼政府副主席武光同志带我去的南疆，一次走了托克逊、库尔勒、库车、阿克苏、喀什、和田、于田，直到最最边远的民丰县，又名尼雅，因其境内流淌着尼雅河而命名。

在和田，我们听了新玉（此二字是周总理给起的）歌舞团的青年演员萨拉买提的演唱，她的青春、阳光、纯洁与激情令人倾倒。

一九七五年第二次去和田，到了文工团，看到一个发胖的女士从二楼向楼下大声喊话，给我以雄壮的印象，后来才知道，她就是萨拉买提。

最近一次去和田是二零一零年九月，我去了文工团，得知，六十年代的青春玉女萨拉买提，已经去世。

后来在莎车我还见到自治区党委的文教书记林渤民，他提出要求一个是长期下去，一个是学维吾尔语。他举例说，深入生活如同搞恋爱，搞恋爱怎么能通过翻译进行呢？

林是“一二·九”时期参加革命的大学生，带点文气。我唯唯。这与我的想法一致。

我担心的唯有芳，她一个人带两个学龄前儿子，那个时候工作又多，有事无事都讲究加班加点，搞疲劳战，真不知道她怎么着活。后来听说，有时周六了都没有时间去幼儿园接孩子，山儿由于与一邻居家小孩在一起，有时被邻居捎回来。石儿则常常单独一人最晚才被接走。唉，大人的事情……小孩只能任人摆布了。

六月了，我正式在麦盖提县红旗人民公社住了下来。这里是叶尔羌河流域，叶河是一条季节河，冬春季基本无水，没有桥梁，汽车过河就在河滩上颠簸，摇得五脏乱颤。夏秋大水漫流，无固定河道，宽阔恣肆，不失雄奇，有的地方水仍然很浅，汽车仍然可以穿行。汽车穿行时要关闭严实，防止进水灭火，过了河后，打开前盖，水箱的水已经沸腾。也有水太深过不了河的时候，只好大家在河边等待。

叶尔羌河流域被当地人称为刀郎地区，包括大县莎车、英吉沙、岳普湖和麦盖提等，他们的语言、风俗，尤其是歌舞颇有特点。维吾尔族为自己的雄浑的音乐遗产《十二木卡姆》而骄傲，但刀郎另有自己的《刀郎木卡姆》。他们歌舞时手拿着的类似拨浪鼓式的“萨帕依”，在南疆本来是乞丐乞食时用的标志。

他们的歌舞更加粗犷野性，唱歌发声也更加响亮豪迈。跳起舞来顶盘子顶碗，富有杂技性。

这一年自治区党委确定将麦盖提红旗公社树为标兵。第一书记王恩茂并根据这里的情况提出三多（粮、棉、畜）五好（条田、道路、林带、渠道、居民点）一强即人强的口号。新疆耕地多，经营粗放，比较有可能重新规划，重新布局，集约经营，一张白纸上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红旗公社所在地原名洋达克，即骆驼刺，可以想见其贫瘠。民风淳朴，有耐性，服从指挥。公社书记史玉堂，勤恳严厉，每天从早跑到深夜，田间地头，检查督导，雷厉风行，说一不二。据说他一上火会下令民兵把对手捆起，所向披靡。

根据林书记的指示，县里配了一位助手兼翻译给我，他名叫阿卜都米吉提·阿吾提，是文化馆的工作人员。他的汉语虽然有限，但是我的猜测能力足以招呼一气，又译又蒙全无语言障碍。我们一起访问了三八大队女队长买合甫汗，她参加过国庆观礼团，到过北京。她当过童养媳，对旧社会叫做苦大仇深，讲话也很有力量，尤其是她讲话时爱做一种摊开手掌，向前伸展的手势，令我想起洋人。边听边调动想象的补充，一幅翻身道情的画面，一幅大干社会主义，劳动者成了社会栋梁的图景历历在目了。

我们还访问了先进人物大队书记库万（即库尔班的爱称）。他一面交谈一面接手摇电话，自称“我是库万书记”。他身高块大力大，双鞋如船，人民是何等可爱，人民有何等伟力，我自幼培养成的民本直至民粹思想燃烧起来了。

由于是标兵，来自乌鲁木齐的记者亦不在少数，他们今天发稿，明天校对，左一个电话，右一份电报，令人佩服。

可能是史玉堂听到了记者们对他的作风的一些说法，一天他召集众外来人士开会，有所训诫。我突然不甘寂寞，想幽一默，便说了几句引得外来客人哈哈大笑的话。史大怒，向我发火，说是我去县里应该向他打招呼。我明白了，什么叫外省，什么叫处境，什么叫基层，什么叫土皇帝或土政策，是我多事与自取其辱了。

只有一个字是管用的，就是“忍”，虽然年轻时我非常讨厌这个“忍”字——还有什么“忍为高”的箴言。在麦盖提我看到这样一个情况，有一位农民，到公社来找书记说点事，他的住地离公社还要走几十公里，他来得很早，但是书记走得更早，他就在公社的办公室外半蹲半坐地等了一整天，从不到早六点等到夜十二点，没有离开过一步。这种忍功与等功简直不可思议。我知道一般维吾尔农民到什么地方去是自带干粮的，我也知道他们舀起大渠里的夹泥带沙的水就喝。但是当我问他的时候，他回答没有吃什么东西。

我在麦盖提写了《红旗如火》与《买合甫汗》两篇报告文学，寄回编辑部。

收到回信有所表扬。九月底，我启程回乌。我是坐拉小麦的车走的，他们喜欢开夜车，太累了，就把车停在路边，人钻到车下小睡片刻，再走。这同样带给我狂喜，如果一直是西单到东单，前门到地安门，你上哪里想象这样的生活去？

其后过了三十多年，我在一九九二年到喀什，阿卜都米吉提·阿吾提还到我的住地来看我。我还要提到麦县委宣传部长颜景文，他原在团中央工作，他的爱人原在亚非学生疗养院工作。他们工作环境的反差也够鲜明的。他们对我十分关心，请我到他们家用餐，他们到乌出差的时候还去看望了芳，给我带东西等。

到处都有友情的温暖。

苏联造的嘎斯69行走在叶尔羌河附近的时候，我突然在荒凉的碎石滩更正确一点应该叫做戈壁滩上看到几条巨大的烟柱，顶天立地，飞沙走石，原来不是烟而是尘土组成的，我觉得惊心动魄，便问那是什么，当地人习以为常，说是旋风把沙石卷到了天空，便成了数根擎天巨柱。我不知道这是否也算是一种龙卷风，没有连成一片，就是说没有成气候的龙卷风。我也无法想象，在这样的参天烟柱旁边劳动是什么滋味，风一错地方，会不会把自己卷到高空中去呢？

边塞的一切都令人赞叹，惊奇，服膺而又有些恐惧。大自然大自然，到了这里才知道什么叫大自然啊。

戈壁滩上的植物也令人肃然，梭梭柴，骆驼刺，红柳，沙枣，胡杨，它们生长得坚硬，不规则，枯干，疙里疙瘩，伤疤斑痕，多棱多刺。它们绝无江南植物的柔润多汁，婀娜妩媚，它们只能以旱抗旱，以枯御枯，以歪就歪，以稀而瘦减风。它们是置之死地而后活，置之不毛而成为戈壁滩的稀疏毛发。它们仍然是戈壁滩的生命的象征，而灰色的铁青的碎石才是永远绷着绝对无情的脸。

我走过的南疆地区大致位于天山之南与昆仑山之北，两边的山都不大看得见，又总是模模糊糊地看到远方的山影。路经天山的时候由于道路曲曲弯弯，视线总是被遮蔽着，身在此山中，反而感觉不到高山。

属于和田地区有一个皮山县，不知道为什么它地势较高，似在丘陵之上。

五月底到那里，那里的玫瑰花刚刚开放。维吾尔人很喜欢把玫瑰花瓣用糖腌制了吃，使我想起地理课堂上讲过的保加利亚的玫瑰，是他们的主要土特产之一种。

皮山在南疆很不一样，清爽精致小巧，我觉得更适合在那边办一个疗养院。

麦盖提是严峻的。坐上公社书记专用的六根棍四轮马车，在铜铃的叮叮当当之中，一会儿走过人家，一会儿走过果园，一会儿走过荒地，一会儿走过渠道。

新疆到处是灌溉用的水渠，一会儿水渠把车子颠得酥麻，一会儿车子把渠道轧坏，搞得四处跑水，大家也司空见惯。

入夏以后的果园十分诱人，尤其是杏园。我在北京一担石沟也看到过集中的杏树林，知道个“大香白（白杏）”与“老爷脸（红杏）”，但是从来没有见过麦盖提的这样大的杏子，它挂在树上根本不像是杏而更像是蜜桃。其甜度也是内地的杏望尘莫及的。我在麦盖提还第一次吃到了油桃。

而南疆的哈密瓜，完全做到了出神入化，不可思议。我在麦盖提时，一天下午吃过一个小小的甜瓜，只觉得是杀口的甜（杀口云云，出自北京卖瓜人的吆喝，但我直到三十岁了，到了南疆，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杀口）。到了晚上，我除了奇渴欲燃以外，再也不想吃任何其他东西了。一个小瓜顶一顿饭，若非亲历，我难以理解更难以体会。但是这样的甜瓜，我也没有再次碰到过。人生的许多美丽与稀奇，危险与恶劣，一辈子只能遇到一次。

通过米吉提的介绍，我认识了文化馆的另一个小伙子伊明，他教我唱维吾尔族歌曲《阿娜尔姑丽》，是电影《阿娜尔汗》的主题歌。这是我认真学的第一首维吾尔文歌曲，过去会的类似王洛宾改编的新疆歌儿，其实已经并非完全的原汁原味，而是经过了汉化加工。

后来我才知道了这个歌的更加原装的文本，民歌歌词的内容有点像陕北的“信天游”，有许多段落，唱思恋的甜蜜中的痛苦，头一句是：“到了夜晚睡不着觉呀，小伙儿，快把巢里的乌鸦赶走……”

这首歌的特点之一是不停地于爱怜中不失幽默地呼叫着“巴拉，巴拉”，像英语情歌的呼唤“baby”，后者现一般译为宝贝，而“巴拉”可译为孩子，可译为小伙儿，也不妨译为宝贝之类，但是歌词用巴拉的多是指男孩。

维吾尔歌曲的感情充溢饱满，几乎所有歌曲都很浪漫，都呼天抢地，欲生欲死。我是一唱钟情，再唱难舍，三唱已经震撼了融化了我的灵魂。

我想到一个字：“胡”。中国历史上称少数民族为胡人，称从少数民族地区引进的物品为胡什么什么，如胡琴，胡瓜，胡麻，胡杨。我不禁吟道：“胡语胡歌亦动人，苍凉一曲泪沾襟，如麻往事何堪忆，化作伤心万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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