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个年头我其实完全没有弄清明，我不明不白了。出现了关于是“不要搞精神污染”还是“清除精神污染”的语义学的辨析。出现了不同的、确实不同、然而不能说是不同的声音。就是说，说是本来只是“不要搞”，结果弄成了“清除”，错了。说是不知道是谁上当了。出现了各地的“清污”重走“文革”

路——剪丝袜子，改发型，没收一些书籍——的警报。天知道的所谓“现代派”

也成了众矢之的。由于创作了一些新型剧本而初露头角的高行健情绪大受影响，他吸烟又多，怀疑自己染上了肺癌，几乎已经在做告别世界的准备，正是此时的出游散心，成就了他的《灵山》的写作。而《灵山》云云成全了他的诺贝尔奖。

他的获奖又使人们警惕到了西化与分化的图谋。另一些人则垂涎三尺哄闹八丈，并以此来将生活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的作家的军。无怪乎张承志说，文艺圈里游动着一些臭鱼烂虾。政治、生活、文学与游戏，亲爱的，请告诉我：哪个更政治，哪个更生活，哪个更游戏呢？

约两个月后，又（含含糊糊地？）说是清污不提了，不搞了，文友们当然表示庆幸，欢呼，像是去掉了不少压力。只是一度代表了污染的周扬同志的处境似乎仍然不妙。倒是频频让他出镜，观看这个展览，出席那个会议。他去了一次广州，在洗浴室摔了一跤，语言中枢出了问题，话也说得不那么清明利落了。

我去看望了他一次，只是在提到即将召开的京西宾馆座谈会的时候，他突然目光如电，语带威严地问：“开什么会？”我对他老人家开玩笑说：“您养病吧，别的事有我们呢……”在座的还有梅绍武先生的夫人，英语专家龚女士。周扬笑了，脸上重新显出了病容。这使我印象极其强烈，感受一言难尽。

亲爱的周扬同志，你对我的，我要毫不顾忌地说，你对我的青睐与“施恩”

我完全明白，我想念你，亲近你。然而，你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痛苦的努力本来可以不做成那个样子，你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退而成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以后，您本来应该往后靠一靠，您本来不应该那么天真地自信，那么舍我其谁了啊。

也有特认真特严肃，我要说是比周扬更周扬的一些人，他们总算等到了发号施令的这一天。他们坚持一定要清除，一定要整顿，他们昼思夜想搞一次不叫整风的整风运动，审查一些人，批判一些人，叫做帮助一些人，挽救一些人，使一些人匍匐在地，哇哇哇地怪哭。

我的这位好领导要开会，要贯彻，要纠正他们心目中的歪风邪气，要使文艺界的头面人物，领导人物，权威人物，老资格人物，小而闹的人物们心悦诚服。

这使硬是不想被摆平的作协冯牧同志气得不轻也吓得不轻。冯牧一害怕嘴里就出现一种咝咝哈哈的吸气吐气的声音。冯牧越是害怕，说出口的不太合适的话，叫做授人以柄的话，类似小辫子的话就越多。

……会议开幕时领导兄正言厉色，会议结束时主持人却只剩下了额头上出汗了。而且讲的是另外的调子，什么团结鼓劲繁荣，而且是大团结，大鼓劲，大繁荣，这也更像是革命战争中的口号。开始像是要讨账，会开着开着变成了作揖了。这是怎么回事？当然，是受到了干预，这该多么尴尬，多么难过！他也太为难了。

亲爱的读者，详情我还不能告诉你。

那个时期我致力的，费尽心机，用尽花言巧语所追求的就是文艺界的事儿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我只盼着“文革”后的三中全会带来的好日子多延长一段时间。我希望领导们对于情绪化的文艺人的哭哭笑笑、吹吹冒冒、哄哄闹闹的事情有所理解，不一定看得太重。我也希望文艺同行们不要动辄空中立论，横发炮火，大言不惭，却又神神经经，汗毛倒立。

我还记得丁玲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她斥责当前的文艺界是“党风很坏，文风很坏，学风很坏”，她的语言显得很延安，很毛主席，很老革命。也许革命对丁玲并不那么完全中意，但是丁玲很注意自己的一心革命的形象。

李凖同志说，丁玲缺一个参谋，到了八十年代，人们都不喜欢左，丁对周扬不满，应该高举反“左”的旗帜而不能自己搞什么“左”。

丁玲老师当然不是“左”的问题。其实丁玲同志更有深谋远虑。她知道，文艺界的反映，尤其是文艺界的哄闹，远远没有那么重要。如毛主席所言，工农兵学商，东西南北中，党中央才是领导一切的。

同时丁老毕竟是家，是性情人物，她不精通斗争艺术。一次合影，她发现身边是周扬，立即起身，避之唯恐不及。而周扬对她，公开场合喜怒不形于色。在一次会议上我亲耳听到丁老说一些带情绪的话，而周扬置若罔闻，根本不予理会。

这期间出现了一件事更令人啼笑皆非，说是《文艺报》上登了张贤亮一篇文字，他提出要在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这个事可闹大了，公然提倡资本主义？这儿报，那儿批（至今此事被回忆，被点名，被举例……），《文艺报》，作协党组算是捅了大娄子，被动到没法再被动了。

张贤亮是宁夏的作家，他比我小两岁，不到二十就划成了右派，若干次被关入大墙，劳教劳改，经验丰富。他精力充沛，好事好动。他自己告诉我说，三中全会以后，他本来是要在经济学上一显身手的，但是他写的经济学论文无处发表，只好写，一篇《邢老汉和他的狗》居然打响了。从此新作不断，以苦情悲情却时不时地来点“资本论”之类的高论而引人注目，成为著名作家。

这时我想起的是胡绳同志。在中央开会期间我得以认识胡绳老师。早在解放前地下时，我已读过他的宣讲辩证唯物主义的小册子。他有一次与我聊天，问起张贤亮来，对张的著作表示了兴趣。我乃与胡绳同志讲了《文艺报》与作协面临的问题，讲了张的言论，并提出一个建议：由《文艺报》派一个资深记者来访谈胡院长（时胡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这个建议胡老同意了。这样胡老从理论和历史的高度讲了中国为什么一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道理，心平气和，引经据典，条分缕析。我觉得此事处理得还差强人意。

这一段时间文艺界确是常常被内部通报。今天某作家说是文艺家讲良心，政治家不讲良心。明天某作家批判民主集中制。今天说是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也怀疑了，明天说是某杂志举办笔会（就是请一些作家到某风景地，吃吃喝喝，谈谈话约约稿），有什么不良倾向——至少是成全了不止一对野鸳鸯。

今天有沙叶新的《假如我是真的》话剧问题，明天有什么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鼓吹宗教，取消国共两党界限？），今天有叶文福的诗《将军不能这样做》，明天又有刘某的报告文学引起了他写的地方党委的抗议。我的感觉是专门有人在那里搜集作家艺术家特别是他们中的头面人物的言行动态之类的信息向上汇总，上边的反应也特别快。

……新的领导方法并不是放任自流，自由世界，而是改理论思想的纠偏为力图严密的管理，不争论，不炒作，不咋呼，不动声色，堪说是不吭气地管住管严，天下太平，令“有害信息”无法出笼，一出笼也先挨上一棒子，再一棒子；个案处理，不搞左右之类的概括，以行政性具体措施性管理取代意识形态的唇枪舌剑，对待创作者尤其是名人放宽尺寸，团结帮助，以礼相待，而对于发行者经营者编辑者各级各单位大小领导干部严格约束，以行政性奖惩取代理论观点性激战，主要是运用行政权力而不是话语权威来管……这些，都是后话，而此时已露端倪。

文艺啊文艺，让你清明起来谈何容易？让文艺清明起来，有那个必要吗？《红楼梦》与李商隐，毕加索与发了疯的舒曼，他们能够是非常清明的吗？

51难忘的一九八四

一九八四年我受到了许多考验。经历清污、清明，经历错综复杂。

一九八三年冬更加痛苦的事是孩子的病。老二王石从三原的空军二炮学院毕业，在一九八三年秋分配到了空军第五研究所，这当然是很好的工作。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犯了抑郁症。没有比心理方面、精神方面的疾患更让人痛苦的了。

我没有办法，我束手无策。我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去医院，排队、挂号、找大夫，我倾听分析，我查询药物。我心惊肉跳，必须防止意外。我反省是不是自己在他的童年时代没有能尽心尽力地照顾好他的生长发育。我想知道他的这二十几年都经历了哪些压抑，哪些刺激，哪些折磨，而我又到底能做些什么解除他的痛苦……谢天谢地，他渐渐好转了。一九八四年，我带他到武汉走了一次。由于时任中宣部部长的王任重同志关心，我住在武汉东湖宾馆。我每天在东湖旁边的林荫道散步，突然一个想法进入我的脑海，我应该以我童年时代的经验为基础写一部长篇。感谢时代，我终于从“文革”结束，世道大变的激动中渐渐冷静了下来。我不能老是靠历史大兴奋度日。当兴奋渐渐褪色的时候，真正的刻骨铭心才会开始显现出来：这就是《活动变人形》的酝酿与诞生。而还在最最初步的酝酿中的这部的第一个场面，便是静珍的梳妆。

这里有更遥远的过往，更痛苦的隐藏，更无奈的来历……我与病中的孩子一起首次逗留武汉，其间还有一件趣事。我们每天在一个大食堂吃早餐，各人的早餐不完全一样，又没有菜单。有时候我们两人有一个煎鸡蛋，有时候又没有，让你摸不着底。它的早餐是一碟碟陆续端上来的，服务员一声不吭。如果已经给你上完各小碟了，你应该及时离去，但你如果离早了，也可能丢下了某一小碟附加的食品。有一次就是临走了，站起身来了，服务员送来了煮鸡蛋。这天我们吃了馒头又喝了大米粥，吃了小菜与炸花生米，看到别的桌上纷纷上了鸡蛋，却没有我们的，不免有些不安——有嘴馋更有我对营养学的教条主义讲究，总该有点蛋白质吧？而且人的讨厌就在于什么事除了事情本身之外，还有一个面子观念，为什么别的桌有鸡蛋，我这个桌没有呢？吃鸡蛋的人都比我级别高吗？

那么就这样走了？在这样尴尬犹豫时，过来了服务员，端来了两杯容器与成色都极佳美的鲜牛奶。而我此时的养生知识是，认定牛奶比鸡蛋还“养人”，鸡蛋里胆固醇比较高，而牛奶对人是百利而无一害。

一见牛奶，石儿大喜，笑容满面，我乃向他做出一个手势制止，觉得为一杯奶而大喜可能属于失态。他的笑容受到我的阻拦，赶紧停止，但是毕竟已经笑出了点样儿，中途停笑，面部肌肉动作与线条分布，极其滑稽，极不稳定。

一看他的这种怪异表情，我也笑起来了，当然也觉得丢份儿了，我也来一个急刹车，估计我的面部线条变化也很不一般……如此这般，父子二人又笑又止，又严肃又着实忍俊不禁，气都喘不过来了。事后二人互相埋怨，觉得人生实在有趣。觉得自己当真不怎么样，太渺小，太没有出息。

我与石儿也有几次游东湖的经验，散步尤其是坐船。摇橹而行，水光潋滟，水声清泠，船身摇荡，岸上风光不断出新。

武汉之行后我们乘江轮上溯去重庆。我们走了五天，尽情享受长江的美景。

屈原、宋玉、诸葛亮、刘备、李白、杜甫、苏轼，巫山云雨与丰都鬼城，《前出师表》、《后出师表》与《早发白帝城》，急速流过的浊水带来了无尽的回忆。

第一次到重庆，重庆作协的王觉同志接待我们，住在前苏联使馆改造的招待所。我很喜欢重庆的高高低低，立体感与历史感。我们常常步行到解放碑，在那里吃过抄手（馄饨）和汤圆。我们参观过那边的菜市，早在一九八四年，重庆的菜市已经显得很丰盛。只是此时，这些城市仍是一片破烂，与今天的情景相差天上地下。

在江船上的时候，石儿突然宣布他的病好了，说是一天在轮机房边冲澡（淋浴的莲蓬头已经坏了，我们就是冲一个秃龙头的一股子温水），一天他冲着冲着热水，说是脑子里咔嗒一声，病就好了。你相信吗？反正几天来他显出了久违了的笑容。而等到将要离开重庆的时候，他宣布，又病了。

一面是照顾儿子的病，一面是开始写《活动变人形》，一九八四是难忘的。

一九八四年的六月，我率领中国电影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了塔什干电影节活动，访问了塔什干、撒马尔汗、第比利斯、莫斯科等地。同行的还有上海的导演黄蜀芹与电影发行公司一位通俄语的王同志。事后我写了许多散文、报告，狠狠地感慨了一番。这些文字当时就有很大的影响，李一氓同志还特别说他读了我的《访苏心潮》，觉得我在政治上已经相当成熟。另外女作家铁凝说读《访苏心潮》不单是赏心悦目，而且是赏神悦智。张炜也多次对我谈到此文。王安忆编过一本散文集，收我的便是此篇。到二零零六年，这一系列的文字收入到《苏联祭》一书中了。

回国后没有休息就立即去上海参加《上海文学》的一个发奖活动，也是为李子云同志捧场。我很累，参加完颁奖活动还要到东海舰队参观访问，我们坐夜船到了宁波。一夜涛声，一夜马达，一夜无眠。在宁波住了一宵，住在天一阁的一个老式挂罗帐的床上，仍然无眠。然后到达东海舰队，搞发奖活动。各项活动事毕，入夜睡到三点多，一辆车走了六七个小时把我送到上海，应上海《文学报》之邀做一个文学讲座。那时上海的文学人员之间还有些个小矛盾，对于我并不特别熟稔的《文学报》，我是格外不敢怠慢。我讨厌把人分成山头圈子，我绝对不承担任何与山头圈子有关的义务与机密。但是我太累了，我的大脑已经是一片空白，同时我有些拘谨也是事实，一九八四年了，我的地位看涨，我的言论被许多人——友人与不那么友的人所注意，我也知道确有人对我狼视眈眈，我不能送货上门，投其所需，自取灭亡，给极“左”的与极右的爷儿们腾道儿。

如此这般，我专讲不知所云的话的恶劣印象恶劣影响已经留下。上海文友陈村老弟，多次著文，说是王蒙讲话的特点是不知所云，以及其他云云，倒也是咎由自取，无处逃脱。类似的事并非只此一件，不劳也不宜赘述了。

到了八月下旬，我应邀到烟台参加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作者集会。第一次到烟台，很惬意。我带了爱人和女儿、石儿，他们的开销是我自理。

烟台活动后我去了青岛，也是第一次到青岛。感谢当时青岛文联的负责人姜树茂先生，他陪我们在烈日照耀下爬了一天崂山，我们爬的恰恰是光秃秃、硬邦邦、无树无水无泉的那一面，不是后来我知道的清幽邃秘的北九水。石山，临海，仍然别有风味。一面爬一面想着蒲松龄的《崂山道士》，便觉得足下石径别有仙趣。

一九八四年初冬，我应沧州的《无名文学》主编李子（李树栋）与沧州专员郑熙亭的邀请，到沧州讲了一次《中国文学的济世传统》，这个内容的选择，与我的头衔有关，这是不能掉以轻心的。这是时隔四十五年后首次回到故乡。

署前街，水月庵，铁狮子等地名使我感到似曾相识。

晚间，我翻阅沧州与南皮的县志，在《南皮县志》的大学生名录中，找到了父亲与伯父的姓名。有一首歌谣，两者都有，只有一字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