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三十一年前的1979年的2月下旬，因“文革”而瘫痪了十余年的陕西作家协会（当时为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召开会员代表大会，我有幸作为代表参加。会议结束的那天下午，一位陌生人敲门并走进我的房子，开口便自报家门：我是《陕西日报》文艺部的编辑吕震岳。我自然虔诚恭敬迎接。老吕头发脱得稀疏，脸上突兀着一副高而又直的鼻梁，说话嗓门很响亮。他没有一句客套和寒暄的话，开口便约稿，并再三强调副刊版面最大的容载量是七千字。说完急匆匆走掉了。

我在这年春天刚刚开始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兴致正盛，接连写了三四个短篇，都送给几家文学杂志了。尽管记着老吕的约稿，却无奈这几篇都在万字上下，报纸版面难以容纳。到五月初，收到老吕一封短信，催问约稿事。我顿然觉得有负老吕了，当即决定把正在构思的一个短篇确定给他写出来，关键还是七千字的极限。我便从两条途径探路，一是结构，要集中要紧凑；二是语言，必须简洁凝练，才可能缩短篇幅，经两三构思，较为顺利写成《信任》。尚不足七千字，甚为庆幸。这篇托一位正好要去陕报的作家朋友丁树荣捎给老吕，我便带着被褥骑着自行车到西安北郊农村参加夏收劳动去了。

大约半月后，我从下乡的农村回到西安郊区文化馆，才知道《信任》已发表多日，从送走稿件到见诸报纸刚好一周时间，这是我的习作发表得最快的一次。又过了几天收到老吕来信，说《信任》见报后反响很大，不断有读者打电话和写信说看法，约我到报社去看读者来信。第二天我赶到陕报，老吕很兴奋，嗓门更响亮，把一摞读者来信交给我。我读着那些多为赞赏《信任》的或长或短的信，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欣慰。那些写信的人，是全省各地从事各种职业的男人和女人，我更感觉到心理上的踏实。

此时《人民文学》一位编辑到陕西组稿，我很敬重又很崇拜的王汶石向她推荐了《信任》，当即在7月号《人民文学》转载（各种文学选刊尚未创刊）。这事我随后才得知，更敬重王汶石老师了。

1980年春节刚过，接到北京一位编辑来信，告知《信任》获得第二届全国短篇奖，这又是太过重大的喜讯。这届评奖是由读者投票推选，可以判断不单陕西读者喜欢《信任》。这一年《陕西日报·秦岭副刊》搞农村题材征文评奖，老吕写信约我应征。我很用心写了《第一刀》，发表后不久，老吕又电话告我去编辑部看读者来信。我看着那些评说习作的热情洋溢的信，鼓舞和欣慰是最好的享受了。老吕摘编发表了三位读者来信。这是我最早写农村体制改革的一个短篇，由此发端，三年后写成十二万字的中篇《初夏》。

十年后的1990年初秋某日，我从乡下回到省作家协会开会，《陕西日报》副刊部年青编辑田长山和另外三位先生赶来，说陕报要宣传一位长期深入渭北的农业科技工作者李立科，要我采访写作报告文学，且郑重说明，是陕报总编辑骞国政点名钦定的。我当时正融入《白鹿原》的写作过程，孤守原下一隅，目无暇顾，当即推辞。然架不住几位编辑词恳意切的煽火，尤其说到是省委决定要宣传这位默默地为农民干实事的科学家，我不敢执意推辞了，只得把手头正写的《白》暂且放下，便接受下来，仅提出一个要求，让田长山和我联手完成这一写作使命。

一个由农业科技记者、摄影记者和文字记者共七八人组成的采访组来到合阳县。我平生唯一一次被授名为特约记者。我们见到了李立科。我们和李立科坐下长谈。主要是倾听李立科说他在合阳十几年的科技普及和推广，自然免不了发问。我们到几个乡镇和几个村庄，访问那些接受新技术并且获得显著效益的干部和农民，更多地感知到干部和农民对李立科的赞颂乃至感恩的真挚情感。我们跟着李立科来到田间地头，亲眼看到实施他的新技术和未用新技术的麦田里差异明显的麦苗，起码对我也是一次科技知识的普及。记得我们采访到号称合阳的西北利亚的一个乡镇，那位朴实而又务实的乡党委书记说到李立科，似乎有讲不完的故事，言语里深沉的情感味儿是那样自然的、由衷的。这个号称西北利亚的乡镇，年降雨量很少，李立科的新技术正好解决了缺水保墒使麦子增产的矛盾，他说他这个书记也好当了。我至今依旧不能忘怀的是，接受我们采访的李立科不久前刚刚做过面部颌骨癌症手术，说话困难；许多接受采访的男女乡民，说着说着便泣不成声……我在那一刻，真实地理解了作为一个人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那些男女乡民的眼泪，无疑是对一个堪称伟大生命的礼赞。

回到西安不久，我和田长山写成了报告文学《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全篇约一万五千字，《陕西日报》全文刊发。

隔日，陕西省委和陕西省政府联合作出向李立科学习的决定，在《陕西日报》头版刊登。一个长期扎根渭北高原为民兴利造福却默默无闻的农业科学家李立科，突显在人们眼前，影响着也提升着人们的审美和价值判断。我也完成了一次心灵洗礼。

1992年春天，在写完《白鹿原》等待编辑审稿意见的颇为忐忑的情境里，我一个人仍住在原下祖居的屋院，徒增吟诵古典诗词的兴致。初夏时节，一个始料不及的好事发生了，《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被评为1990～1991年度全国报告文学奖。这是中国作协的奖项，《渭》文是由谁家推荐参评，我竟然不知，所以说是意料不及的好事。

三十多年过去，我颇多感慨，在我文学写作的生涯中，有幸获得三项国家文学奖，而其中两项（短篇奖和报告文学奖）的作品，都是在《陕西日报》发表的，而且是编辑热诚邀约促成的创作。且不论理性的意义，也不说道德的操守，单就纯粹本能的情感驱使，恰是《陕西日报》这方平台，让我获得了文学创作探索过程中的重要突破……许多年来，凡有《陕西日报》召唤，需我配合，我都不敢马虎，多是那种本能的情感驱使。

2010年3月13日二府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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