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诗人还有着像平常人相同的感官的话（更不必说他的感官是应该比平常人更灵敏的），他生活在中国，是应该知道中国正在进行着怎样伟大的事件的。如果他有眼睛，他会看见发生在他的国家里的和平的刽子手的一切暴行；他有耳朵，他会听见没有一刻不在震响的蒙难者的哀兮与反抗者的呼啸；他有鼻子，他会闻到牺牲着的尸体的腐臭与浓重的硝烟气息……

如果一个诗人还有着与平常人相同的心的话（更不必说他的心是应该比平常人更善感触的），如果他的血还温热，他的呼吸还不曾断绝，他还有憎与爱，羞耻与尊严，他生活在中国，是应该被这与民族命运相连结的事件所激动的。他会对那在神圣的疆土上英勇搏斗的千百万兵士引起敬意，他会对邵些领导着广大人民参加卫国战争的领袖们引起敬意，他会比一切个人的仇恨更深地去仇恨民族的敌人，他会比一切个人的爱更深地去爱苦难中的祖国和从水深火热中挣扎起来的中国人民……

在这战争中，中国人民是觉醒了；一切的束缚，无止的愚蠢与贫困，频连的灾难与饥荒，必须通过这酷烈的斗争才能解除，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自由、幸福，不是由于祈祷获得的，而是由于广大人民的鲜血，和一片被蹂躏得糜烂了的土地所换取来的。

现代中国的建设的基础不是奠定在空想与梦幻的沙滩上，而是奠定在它的人民的英勇牺牲所表现出来的意志的花岗岩上的。中国人民之将会行而包与教养的日子，也必须通过战争才能得到保证。这是真理，是每个谋解放的中国人民所应该把握的信心，没有这样信心的人，是不可能理解战争的。不能理解这战争的，又如何能理解时代的精神呢？

我们已临到了可以接受诗人们的最大的创作雄心的时代了。我们的时代，已能担待那能庄严地审判它的最高的才智了。退一百步说，每个日子所带给我们的启示、感受和激动，都在迫使诗人丰富地产生属于这时代的诗篇。这伟大而独特的时代，正在期待着、剔选着属于它自己的伟大而独特的诗人。这样的诗人，不处成长在灰暗的研究室和环垂着紫色帐子的客厅里；对于这样的诗人的预约，也决不会落在那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教养而不对一世地自矜着的教授的和不可能从百科全书的破烂的网缕间挣脱出来的大学生的身上。属于这伟大和独特的时代的诗人，必须以最大的宽度献身绐时代，领受每个日子的苦难像是那些传教士之领受迫害一样的自然，以自己诚挚的心沉浸在万人的悲欢、情爱与愿望当中。他们（这时代的诗人们）的创作意欲是伸展在人类的向着明日发出的愿望面前的。唯有最不拂逆这人类的共同意志的诗人，才会被今日的人类所崇敬，被明日的人类所追怀。当然，这样的诗人现在还没有出现，不过，即使出现了，也不会被那些假装的绅士、自炫的教授和稚气而傲慢的遗少们所能理解的。诗人本身更不会由于些人的理解而感到什么光荣的。

―个写诗的人（我依然不知道应否把那些专门堆砌着枯死的文字的人称为“诗人”；为了我尊重那些真正曾创造了“时代的诗情”的和现在还在创造着“时代的诗情”的“诗人”们，我只能对那些哀老在蒌谢了的词藻里的写诗的人称之为“写诗的人”），专门写着狭窄得可笑的个人的情感的东西称为那才是“诗”，又疲惫地拖注一种形式作为那是诗的唯一的形式，更有甚于此者，竟会自满那种迂腐的见解，说那样的东西才是“真正文学的诗”，这究竟是可悲的现象。

诗，不外是语言的艺术。人类的语言，是由人类的生活情感所由发出的。人类的生活每天都在突飞猛进中，作为表达生活的工的语言，当然也每天都在变化进步中。这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常识，没有这常识的人，无论他曾写过多少年的诗，或将还要写多少年的诗，也不过是像一头被蒙了眼的驴子，绕着磨床兜圈子，而自以为是在走着无数的路一样。

同样，诗的形式，也是随着人类生活的变动而变动的。人类永远在剔选使自己舒适、为自己爱好的外衣；诗的语言也永远在剔选适合自己的外衣。“各个年代和各个人事的变换，用它们自己所爱好的颜色，在你的脸上，加彩涂抹”（引自拙作《巴黎》）。各种形式都紧抱了那藏在它们里面的内容，向人类无限广阔的创造的苍穹伸长，夸耀人类自己的智慧与能力。今天，再愚蠢不过的乡下女人，也不会说只有梳了发髻和缠了脚的女人才是真正的女人，当她们着见了女人可以剪发，可以保持天足，而这样更适合于生理的发展，因此，美学地说，也更能令人激起由于平均发育的健康而激起的喜爱之情，那些留有发髻与缠了脚的女人，一定要惊醒过来，对自己的那种蒌缩与丑陋的样子引起嫌恶的，如果能力允许她们也可以剪发和放足而竟不做的话，我想不是由于她们愚蠢、顽固与懦怯，就是她们多少是有点神经病了。

中闻新诗，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动与发展而变动与发展着，而且也将随着中国社会变动与发展下去。如果所谓“时代”不是一个空洞的漯亮名词（因为有些人爱用漂亮名词，他们常常是连所写出的那些名词所含着的具体的东西是什么都不曾想起过的），我们正不妨把划分出中国社会在这二十年中间所曾激起的变动，来划分中国新诗在这二十年中的几个阶段。

中国新诗，是和中国的革命文学在同一起点上开始它们的历程的。中国新诗，在它作为中国的新文学样式之一的意义上，它和新文学的其他样式同样地，被作为中国革命的语言而提供出来。“五四”时代的许多在今日作为古典作品而保留下来的诗篇，在那广泛的人道主义的思想上，明显地反映了民主政体之迫切要求；众多的热情泛滥的情诗之产生，也只能从企图打破封建的婚姻制度这一意义上得到解释，“五卅”时代的呐喊，强烈地打一发了被帝国主义者与军阀残害的中国人民的悲愤与怨言。“九一八”与“一二八”相继而来（啊，自以为在写着“真正文学的诗”的人真是何等幸福！他们说“七七”事件来得“奇突”），诉人们在这辛酷的现实面前选取了两条路：一些诗人是更英明地投身到革命生活中去，在时代之阴暗的底层与艰苦的斗争中从事创作。他们的最髙要求，就在如何能更真实地反映出今日中国的黑暗的现实；另一些诗人，则从这历史的苦闷里闪避过去，专心致志于一切奇瑰的形式之制造和外国的技巧的移植上。“七七”、“八一三”这两个事件爆发，诗人首先被这伟大的历史变动所感动，以巨大的弦音抒出了民族求生存的愿望与争解放的狂喜。

从抗战发生以来，新诗的收获，决不比文学的其他形式少些。我们已看到了不少的优秀作品，那些作品主题的明确性，技巧的圆熟，是标志了新诗发展之一定程序的。那些作品，无论在它们的对于现实刻画的深度上、文学风格的高度上，和作者在那上面所安置的意欲之宽阔上，都是超越了以前的新诗所曾到达的成就的。

我常常听到人家说起，某某人反对“抗战诗”，某某人说“抗战诗”是“八股”，某某人说“我不写‘抗战诗’”，等等。在这里，我不想给“抗战诗”下一种容易被误解为给它辩护的界说，我只要指明，诗人能忠实于自己所生活的时代是应该的。最伟大的诗人，永远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最忠实的代言人；最高的艺术品，永远是产生它的时代的情感、风尚、趣味等等之最真实的记录。抗战在今天的中国，在今天的世界，都是极大的事件，不论诗人对于这事件的态度如何，假如诗人尚有感官的活，他总不能隐瞒这事件之触目惊心的存在。我永远希望诗人们能忠实于自己的世界观，假如他是一个勇敢的艺术家，他正不妨写出对这亊件之藏在他心里的不同见解，他所把握的在他认为是真理的东西。不要忘记在诗的历史里，诗人为了忠实于自己的世界观而遭受放逐、监禁、绑赴断头台的英勇的记载啊！没有一种权力能命令诗人为他太歌颂的。在今天，诗人置身于这两种势力相斗争的争件里面，他应该有权利披露他的意见，拥护哪一面，勇敢地说来在这还不曾分出胜负的日子！但是，千万不要卑怯地隐瞒了自己心中的见解，却又躲在文学的幌子后面含糊地来否认人家的见解。

至于说“抗战诗”怎样幼稚，怎样充满“标语口号”，怎样只是“八股”，怎样只是“粗暴的叫喊”，却都是一种稚拙的战略。因为，抗战以来，诗的产量虽很丰富，像他们指责的如此这般的缺点，始终是少数。我所熟识的许多诗人，他们写诗的时候，努力避免的就是这些缺点；他们所发表出来的诗篇，除了极偶然的必要场合夹进几个比较现成的政治术语之外，都楚以丰富的形象和朴素的语言，使我深深感佩的。这些诗篇，决不会由于一两个文学绅士之流的否定就不再存在；反之，他们的这些诗篇，因为产生于祖国的苦难中，将和祖国的命运共存亡。

中国新诗，从“五四”时期的初创的幼稚与浅薄，进到中国古代诗词和两洋格律诗的摹拟，再进到欧美现代诗诸流派之热中的仿制，现在已慢慢地走上了可以稳定地发展下去的阶段了。目前中国新诗的主流，是以内由的、素朴的语言，加上明显的节奏和大致相近的脚韵，作为形式；内容则以丰富的现实的紧密而深刻的观照，冲荡了一切个人病弱的唏嘘，与对于世界之苍白的凝视。它们已在中国的斗争生活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另外却也有着一些写诗的人，作为中国人是应该羞愧的，他们不愿意想起中国的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被帝国主义宰割的痛，他们也不会感到今天能抵御强暴、争取和平与幸福的民族战争的光栄。他们生活在个人的小天地里，舒适与平安把他们和大多数的中国人民隔开了；而他们的佯作有教养的样子，与傲慢的绅士派头，使他们失去了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同情。但是，现实是可怕的，今日人家的不幸，谁能担保明日不会降落到自己身上呢？没有一个中国人（除作是汉奸）能自外于这全民族求解放的斗争的，这记中国人应有的最起码的觉醒。假如他们连这起码的觉醒都没有，假如他们连人与人之间的起码的侧隐之心都没有，其他一切又何必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