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你对创办《诗探索》有什么希望？

答：这倒是新发现的一个刊物。诗探索？严肃得很。刊物还没有出来，叫我怎么提希望？没看到，向天空提希望。出来了，我可以提，对封面，对内容，再发表意见，现在对发展诗歌，各派有各派的理论。各派理论的论争，什么时候都会存在的。我的意见是：让大家吵。没有吵就发展不了诗歌。所以，如果说对《诗探索》有什么希望，那就是希望在刊物上大家都来探索，你探索你的，我探索我的，百家争鸣在一个“争”字。要发展论争。

问：你认为目前新诗创作中有没有倾向性问题？答：国内国外都有各种诗歌倾向。有一种意见，认为看不懂的就是好诗。如是，诗写给谁看呢？诗总要选择自己的读者对象，否则，排除读者对象，那是自己否定自己，是无效劳动。对象没有了，不产生成果的生产叫什么生产？浪费的生产。这问题在欧洲可以存在，如抽象主义，总奋少数人可以看。中国人，有些年青人中间，学外国看不懂的诗。看不懂怎么学？学外国的看不懂。这个倾向，我以为是应该排斥的。我们要求自己选择的对象，必须是能接受自己的观点的。

我的看法是否陈旧了？保守了？诗写出来，大家希望看得懂，因为他总想发表，发表的目的就是让人着懂。话又要说回来，我不懂，我不一定是最高标准。人民都在受诗的教育，我也要不断受教育，今天不懂，明天懂。我不懂，请作者解释，也许能懂，因为写诗人的思考方式有时同看诗人的思考方式不一样，但是总希望诗写得像我们这样的人也能看懂。我算是美其名曰的“商级知识分子”，“商级”的不懂，“低级”的懂就滑稽了。

问：诗歌是常常谈论现代派，你认为可不可以从中吸取东西？

答：在中国，“现代派”这一称呼是很勉强的。从新月派以后，跑出了一个《现代》杂志，里面各种人都有。鲁迅也在《现代》上发表过文章。戴望舒赴现代派，主要写诗。如何吸收？也很复杂，他的诗，有部分我们可以吸收，那是些用现代口语写的，不押韵，但有音乐性。他的诗是单纯强调韵脚的音乐性的人写不出来的，是现代人的诗。

问：你对诗坛新人有什么看法？

答：对他们的作品我读得很少，没有发言权。新人是指今天以前没有发现的，要拭目以待。一出来就去泼冷水，不好。应该研究青年人的创作。青年人有新的探索的，你去发现了，是好的；他探索到了，你还没有探索到，说明他比你先走了一步。有的青年主张“诗界革命”、“诗界再革命”，其实这类口号清朝末年就提了。

问：新诗以什么为堪础发展为好？

答：这很好解决，就让那些主张在古典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的人去发展好了。我不受外界干涉，排除一切理论框框。你觉得要那样发展，你就写嘛，大家喜欢看，就有发展前途；大家不喜薛欢，前途就没有，有前途也不宽广，以古典和民歌为基础，写得好的，我们赞成。但你要硬说这是唯一的基础，那是说不通的，至少我这里走不通。我不听什么“应该这么写”“应该那样发展”。没有人向我指过诗路该怎么走。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怎么顺手就怎么写，总之，以一种形式为某础发展新诗是不行的。

问：诗歌界对探索诗美学很感兴趣，你能否谈谈这个问题？

答：美学问题很复杂，触及一切范畴。

举例来说，有人认为诗只有押韵才是美的。这就是一种美学观点。马雅可夫斯基、凡尔哈仑、惠特曼的诗就不押韵，有人写诗，可以称为“论文押韵”，没有一句采取形象思维，你说怎么办？这种人对诗的现解只一条：押韵。而且说几百年来都是这样。你要说服他得费多大劲！可见美学观念受习惯约束，有时到了很固执的地步。

根据现代美学，哪些是诗？美的要去发现的。譬如，我们就已经发现了不押韵也可以出好诗，而有些人至今还发现不了、接受不了。所以，当我们自己认为美而人家没发现美，或若我们自己没发现美而人家发现美的时候，会有分歧。这时，重要的是要有认真的说服。勇于探索的人，是会发现美的。

美嗲学包括美的哲学、艺术社会学等等因素。诗总是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中间有相通的东西。完全抽象的诗，不通过风体的形象和比拟的纯属智性的诗，恐怕只有同他一样用抽象方式思考问题的人才能理解。我认为，诗是要通向人民的，必须有具体的东西，人民才会接受。外国可能是因为分工精密，有的诗人可以专门去抽象地思考问题。中国不同，我们的时代常常要求诗人急迫地回答人民关心的问题。我们的时代，人民要求诗人为人民说话，如果你只写自己的东西，你的作品不引起更多的人的共鸣，那么美学价值就很小了。

诗人决不是个体。他后面有背景，有更多的人。有的人只凭个人短哲的感觉写诗，社会意义又不大，还要强加于千百万读者，即使写得美，也成不了时代的精神财富。现在人民关心什么？那就是：要不要现代化？要不要反封逹？封建主义已没入到我们骨髓里了。现代化离不开政冶、思想的民主化。我们要继续和人民一起思考，一起前进。

有的人一说美学价值就用诗集畅销不畅销去衡量。现在最畅销的是幻想、福尔摩斯。但它们怎么也不能成为一个时代美学的较高标志。诗是文学中比较高级的领域，是文学中的文学。依我看，《时刊》能卖掉二十万册就不错了，了不起了。

对中国的新诗，我并没有“危机”感。我是乐观的。新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起的作用是谁也否定不了的。新诗已经取代了旧诗。很多人是受新诗影响走上革命道路的。有些人不争气，写新诗起家，现在走回头路，自己不承认自己，还要怪新诗“走投无路”，那才是悲剧哩。

一九八〇年七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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