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从掉书袋到大官(3)

原来翰林院侍读学士赵楫的老父亲到京城来了，赵学士打算给父亲摆几桌酒接接风，所以给手下的这帮翰林们发了请帖，曾国藩也得了一份。

有了在家乡“十县打秋风”的疯狂经验，曾国藩当然马上悟到，这是人家以请客吃饭为借口跟他要钱。可曾国藩现在不是一般的穷，手里太紧巴，加上对应付这种事毫无经验，所以把小哥儿几个找来，请大家都表个态，自己好跟跟风。

听了这话，几个小哥们儿一一表态：胡林翼和陈公源认为应该去，刘传莹和梅曾亮认为不应该去。然后大家问曾国藩的意思，曾国藩说了实话：他也不想去。于是那些说“不想去”的都极力赞成曾国藩，胡林翼和陈公源当然就不吱声了。

第二天，曾国藩果然没去吃饭，礼钱也没送。

几天后，曾国藩得到消息，凡是收到赵府请帖的人，全去了（包括说不去的那几位也去了，份子钱也没少随），就曾国藩一个人没去！

这可把曾国藩给气着了！还没等他想明白这帮小子为什么坑他，那位赵楫赵学士已经开始找借口整治他，把小曾同志收拾得王八钻灶坑——憋气带窝火，一怒之下，居然在自己住处门上贴个纸条，说我曾某人要出身没出身，要钱没钱，人长得又丑官又小，俸禄又低，除了衣食之外手头没有盈余，所以从今天起，凡是上司、同僚请客应酬，本人一律不参加！

这不是找倒霉嘛！

果然没几天，御史言官忽然跳出来发难，说曾国藩“办事糊涂，办差敷衍”，一纸弹劾，道光皇帝连问都没问就把曾国藩的翰林院检讨之职撸了，降为“候补检讨”。

到这时候曾国藩才总算冷静下来，回家关起门来，开始琢磨社会上什么叫“人情世故”，什么叫“两面三刀”，什么叫“真精明”，什么叫“傻实在”……敢情曾国藩那么大学问，连这点事儿都不懂？

所以说是书呆子嘛，有时候就是一根筋。

没办法，虽然挨了一顿收拾，倒了霉，可毕竟官还得做下去，日子还得混下去。

不过再往下混，曾国藩可比以前有心眼儿了，至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长了两只耳朵两只眼，却只有一个嘴，就是为了多看多听少说话的。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其中真话占几成，瞎话怎么说，或者怎么既不说话又不惹人注意，或者一直不停地说话，却等于什么都没说……这都是学问，都得练呀。

同时，曾国藩交朋友的路子也变了，从平辈相交，开始往“高层”发展。

有一次，曾国藩偶尔从好朋友黄恕皆那里听说有个太常寺卿唐鉴学问非凡，而且是他的湖南老乡，赶紧登门拜望，结果从此打开了研习“程朱理学”的大门。

“程朱理学”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那一套。它的意义就在于可以巩固清朝的统治，是自康熙开始，一次次文字狱、大清洗之后仅剩下的一点玩意儿。

经过清朝二百年统治，堂堂大中华已经不剩什么了。文化也不行了，科技也落后了，哲学也没戏了，历史也篡改了，读书人也糊涂了，老百姓也窝囊了，这个国家生生让洋人赶超了，落下老远了，就等着遭遇一场大灾难了……但这些和曾国藩扯不上什么关系——至少现在扯不上关系。当时的大清国总共就这么点儿学问，作为一个翰林院“候补”检讨，他不学这个学什么呢？所以他当然要学这套东西，而且要认真学，认真搞。要是因为曾国藩努力搞这套垃圾一样的“理学”而责怪他，就成了打棍子扣帽子了。

搞来搞去，曾国藩又从唐鉴这条路上结识了另一位“理学专家”大学士倭仁（蒙古族人），认识了大学士，那打开的可就不止是“理学”大门了。在这里插一段题外话。

曾国藩自幼身体不好，拜到倭仁门下后不久，这位蒙古老儒教给曾国藩一套打坐养生的功夫，曾国藩如获至宝，赶紧依法练习，想不到越练身体越不舒服，二十多天后竟吐起血来，赶紧不再练了，却从此留下了一个失眠的毛病。

咱中国是个文明古国，自古留下很多强身健体、养生蓄命的好方法。可是我们不能忘了，社会是在进步的，医学、养生学也在进步，相对于现代更科学更有效的锻炼方法，那些古代的东西未必都好，所以千万不要迷信古人，而是辩证地看待。如果要学，也应该学那些简单明了、公认为有效的锻炼方式，至于一些云山雾罩故弄玄虚让人吃不准是不是真有效的玩意儿，不学也罢。

结交倭仁的同时，曾国藩那个正在逐渐开窍的脑袋瓜忽然灵机一动，又去结交了大清国的一代权臣穆彰阿。

穆彰阿是满洲镶蓝旗郭佳氏，官拜内阁学士、军机大臣，权倾朝野。但这个人很损，贪婪弄权，欺上压下，办起事来软弱无能，在鸦片战争中陷害林则徐，撺掇糊涂皇帝道光派琦善去签订《南京条约》，弄得丧权辱国，后来又借着自己三寸不烂之舌把道光皇帝忽悠得迷迷瞪瞪，一直到道光死了，咸丰上台，才把这老小子收拾了。

就这么个东西，却碰巧是曾国藩考进士那一年的总裁官。于是曾国藩在吃了赵楫的大亏又从结交达官显贵这条路上得了甜头之后，就巴结上了穆彰阿，经常到他府上去凑趣儿，恩师前恩师后一个劲拍，把穆彰阿拍得十分高兴。

不久，被曾国藩称为“老师”的两位仁兄，唐鉴和穆彰阿一起在道光面前说曾国藩的好话，于是小曾有生以来第一回沾了“后台”的光，顺利地拿回了自己翰林院检讨的职位。

后来曾国藩又靠着朋友的关系，接手了在北京的长郡会馆的公事。

长郡（即长沙）会馆是湖南同乡在北京的落脚地。曾国藩能接手这个差事，说明他在同乡中已经有了名气，有了人缘。

意外的是，接这个差事，他每个月能有大约十五两银子的收入，也就是说在这儿干两个月，相当于他当官一年的工资。这么一来曾国藩的手头就宽裕多了。

发了这笔小财之后，曾国藩又借着穆彰阿的帮助当了国史馆协修官。这虽然仍是个从七品的小官，但和检讨相比，国史馆协修有了具体工作，不像翰林院检讨那样完全是凭空挂着。

到这时候曾国藩才完全开了窍：老狐狸哲学真靠谱！

原来交朋友这么有用！早知道当年就不应该闷头死读书了，读来读去越读越傻，闭门读三年学到手的东西，还不如现在几个朋友聚在一起扯半天闲篇学到的东西多。

至此，曾国藩彻底明白什么叫社会、什么叫学问、什么叫交游了。这个东西太有用，太好了！人，就是得交朋友，就是得多走动，多听别人说，自己也说，互相学习，到处参悟，最重要的是，互相抬举，互相捧场，这才能撑大场面，做大学问。

至此，曾国藩把自己才定不久的“课程表”彻底扔掉，每天绝大部分时间用来交友聚会。

孔圣人说三十而立，这个立，就是“自立于社会”的意思。眼下曾国藩的所作所为，正是“三十而立”的最好注解。

实际上，曾国藩和穆彰阿走得最近的两年，也正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大清国被洋人的坚船利炮打得抬不起头来，而曾国藩的“恩师”穆彰阿在这期间上蹿下跳，胡搞瞎搞，把前线战局搞得雪上加霜。

奇怪的是，作为穆彰阿的追随者，曾国藩这位日后的大帅级人物却对前线战事几乎没有什么认识，也好像不怎么感兴趣，最多只是随着大溜胡乱骂骂洋人，说几句不着边际的废话，似乎毫无参与时事的兴趣。

这个书呆子呀，现在倒是比以前精明些了，却仍然相当地呆。

说到底，这时候的曾国藩虽然不再是个学生了，可也还不算是个像样的“官”，只能算个小小的“御用学者”。至于政治军事什么的，根本连个影儿都没有呢。

慢慢学吧。

4火箭般升官

在北京的这些年，曾国藩不断地琢磨学问，也琢磨社会，一步一个跟头连滚带爬。

可是经过三四年的摸索，渐渐找到规律，有了窍门，总结出“四耐真言”，就是耐冷、耐苦、耐劳、耐闲。

冷板凳要坐得住，受了气要忍得住，工作繁忙要受得住，得不到重用时要守得住。为人要谦逊，不敢进寸，先思退尺，傲气要不得，废话更少说，宁可一声不吭，也别咋咋呼呼。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一切发自真心，不要虚情假意。

也就在这个阶段，曾国藩明白了人生最要紧的是一个“诚”字。多交友，少树敌。阴谋诡计不是不可以用，但那一定是用在敌人身上的，如果曾国藩对某人使用了阴谋诡计，就是说他视那人为“仇敌”了。

人生在世，仇敌总是极少数，而且是定了性一般就不会改了。可这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毕竟不是曾国藩的仇敌，既不是仇敌，就要守一个“诚”字。归为一句话：利己不损人！

诡计，只有对敌人才用，对朋友则要一诚到底，尽量扶持，尽量举荐。给朋友铺一条路，就等于给自己铺了两条路，因为一旦有需要，不但朋友会回过头来帮你的忙，就连朋友的朋友也会微笑着出现在你面前。

有了这些思想打底子，曾国藩的为官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顺了。

但为官之途不只要有心计，还要有真本事。现在曾国藩要露一露他的真本事了。

道光二十三年（1843）四月初九，曾国藩又面临一场人生的大考。

这次的考试叫“大考翰詹”，是对翰林院和另一个人才集中地詹事府的人员进行的一次集中考核，也可以说是当时全国最重要的“超级”考试，如果这次考得好，也许几年工夫就能升任一二品大员，如果考砸了，也许一辈子就窝在翰林院里，没戏唱了。

面对这次决定一生命运的大考，功名心特别重的曾国藩紧张得要命，生怕自己考不好。因为自从到了北京，和全国各地精英中选拔出来的“超精英”竞争，他的成绩多半都不理想，这次实在是信心不足。

想不到成绩出来，把曾国藩吓了一大跳！共计一百二十四个人应试（个个都达到了中文系博士后的水平），他居然考了二等第一名。

这次大考，一等只有五名，二等第一，相当于所有人里考了第六名！对湖南乡下出来的曾国藩来说，这样的成绩有点不可思议，连他自己都被自己给吓着了。

对此事，猜疑者颇多，有些无聊人甚至认为是曾国藩那位“老师”穆彰阿在考卷上动了手脚（这次大考老穆正巧是主考官）。其实这怎么可能呢？究其原因，非常简单，一句话就说透了：自进入翰林院，这三年来，曾国藩到处交游，拜访了多少名家，认识了多少高朋，无日不聚会，无时不讲谈，把自己前半辈子读的书全都拿出来和天下的高士名家印证切磋，到今天，他的学问和以前相比，已经不是同一个档次了。

是啊，读书人，谁没“读”过一大堆书？可是把书上的文字记到脑子里是一回事，把它们彻底理解、消化吸收，是另一回事。死读书却不能消化，这个人就变成了一个专门摆书用的书架子，有谁见过“书架子”成才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曾国藩的成才之路吧。

跟糊涂父亲学了十三年，一事无成。

进涟滨书院两年，中了秀才。

进岳麓书院一年，中了举人，后三年中了同进士。

考翰林的时候成绩靠后，庶吉士散馆考试，垫底。

其后交游三年，寻师访友，日日讲谈，三年后，考了个“全国”第六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