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员工个个都是顶尖的人才，工作效率高。三大公司是所有职场人奋斗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三大汽车公司能顺利地面对市场竞争。但其内部，往往存在着激烈的斗争。这就使成员工对企业产生抱怨。有一位工作能力出色的员工，凭借优秀的业绩，很快就受到众人的瞩目。他的顶头上司常常压制他发展，并在员工中传布他的谣言。这个员工非常懊恼，总是在办公室闹情绪。在万般无奈之下，这位员工开始接触猎头公司。他想找一个更平静的工作。

当猎头公司与他交流时，他发现其他公司并没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且从个人情感上说，这位员工更喜欢现在的工作岗位。当猎头公司了解情况之后，他们非常诚恳地忠告他，如果想有长远的发展，要么自己换公司，要么让他的上司“滚蛋”。在犹豫不决中，他大脑思维在无限发散。他觉得，如果跳槽，自己的一切将从头开始，加上自己的工作经验不够，在新环境中发展一定非常困难。在复杂而可怕的命运面前，这个员工左思右想，最终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

“猎头公司吗？那个职位我可以推荐给别人吗？”员工打电话给猎头公司。电话那边漫不经心地道：“当然，你把联系方式给我，我直接找他。”这个员工一字一字地说出他上司的状况和联系方式。最后他还补充：“不要说是我介绍的。”电话那边作了口头保证后，双方一次有意义的对话就结束了。这个员工窃喜：这个贪婪自私的主管是根本禁不住诱惑的。

到了月初，上司正在写东西，这个员工走近他道：“经理，月工作计划制作出来了吗？”上司推开电脑，满面阴霾地道：“好了，我过几天要辞职，以后我不能领导你们了。”这个员工听了，连连点头，然后快步回到办公桌前，他的心情变得异常明朗。又过了几天，上司离开了。这个被释放的员工很快就受到老板的赏识。在他申请填补上司空缺的第二天，高层管理者就予以了批准。这个员工的前途开始闪现出像太阳一样耀眼的光辉。

在逆境中，只要有难题，我们就要创造解决的机会。这就是奋斗精神和公关能力的最佳体现。与逆境抗争，逆流而上，我们会获得更多。

曾国藩语录：祸机之发，莫烈于猜忌，此古今之通病。败国、亡家、丧身皆猜忌所致。

在很多时候，做官需要一种境界。如果一个官员没有鲜明的个性，或者没有由生活境界而催生的为官个性，那他的政治生命将非常卑微。在压力与激烈斗争的局面下，不能做到独立自保，一个官员就谈不上“成就”二字。作为一个权高位重的晚清大臣，曾国藩基本上能做到独善其身。因为他知道，一切祸端都是因为猜忌，而免除猜忌的最好方式就是独立刚正。只有这样，一个官员才能明哲保身。

曾国藩的威名之所以会被世人盛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透彻的形势判断能力和独立不依的作风。当一个残破不堪的政治局面不能承受任何利益再分配时，中央将失去权威，而地方则会通过强大的力量获得各种各样的权力。晚清就是这样，在中央权弱、地方权盛的背景下，曾国藩牢牢地掌握了一支强大的军队，成为权倾一时的重臣。表面看来，曾国藩完全可以高枕无忧。但是，政治永远都是人们控制不了的权力制衡系统，权力上此消彼长不可避免。于是，曾国藩的仕途因为地位越来越高而变得越发扑朔迷离，甚至是危机四伏。

曾国藩常常在书信中勉励自己的同僚和家臣：“在官场上，最重清廉。我们必须保持绝对的独立，不结党营私，不勾心斗角。”这一原则被湘军人物谨记在心。但事实是无法想象的复杂，很多同僚和下属都不能做到绝对的独立安全，就是曾国藩自己，也不能摆脱官场的互相倾轧。典型的例子就是曾国藩倚重肃顺集团。随着慈禧太后、恭亲王奕与肃顺集团斗争的愈演愈烈，曾国藩的湘军差点儿卷入宫廷权力斗争。

咸丰十一年，在奕的一手推动下，清朝爆发了动摇中央权力格局的宫廷政变。肃顺集团苦心经营的赞襄制度被彻底否定。八位赞襄大臣全部离开中央。更可怕的是，肃顺、怡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全部被正法。从此，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奕成为中央权力中枢。政变爆发之后，曾国藩等收到朝廷寄来四件信函。其中一件是授命曾国藩兼办浙江军务；另一件是叙述朝廷爆发政变的消息。曾国藩看完之后，心中甚是疑惑，不敢相信朝廷发生变故，更不相信肃顺等人已被慈禧太后正法。

几天之后，李鸿章拜访曾府。曾国藩将其请进厅堂之后，张口便说：“前日得一朝廷谕函，说肃顺大人等人被慈禧太后处决了。真有此事吗？”李鸿章点点头：“是啊！朝廷已经由太后掌政，赞襄政务被铲除了。”曾国藩倒吸一口气：“难道肃顺大人与怡亲王等人被正法也是事实？”李鸿章用嘴碰了一下茶水，然后道：“是啊！不知道最近又有什么变故了。”曾国藩听到这里，大惊：“难道皇太后要问罪于肃顺大人的庇荫吗？”李鸿章没有出声，只是慢慢地喝了几口茶水。

曾国藩送走李鸿章之后，心中的惊惧马上升腾起来。虽然曾国藩未曾与肃顺集团正面接触过，但在这场宫廷斗争中，他曾经公然表示过反对垂帘听政的行为。在咸丰皇帝晏驾于热河之后，新帝改元祺祥，并邀请慈禧太后共理朝政。后来朝廷重臣、曾国藩集团成员王闽运修书给曾国藩表示，新皇应该亲贤臣以辅政，而恭亲王学识、才能甚高，宜主持朝廷政务。曾国藩看完，明确表示反对。为此事，他专程进宫上觐：“大清祖制规定，异母之后不能干政。这才能使朝廷委裘而天下治。”

曾国藩回想起这一举动，直呼：完了，完了！常常以原则教育弟子属臣，而今天自己却犯了致命的错。曾国藩惶惶不可终日，他自己认为，在行动上打击垂帘听政导致的后果将是同肃顺等人一样的下场。他拿着朝廷下达的督办浙江军务的信函，心中总是忐忑难宁：“看来朝廷是在欲擒故纵啊！我和湘军的归宿将悲惨无疑矣。”曾国藩认为，朝廷任命自己为浙江总督的真正目的是撤除他。为了不动摇军心，他对此事的保密工作作得非常严密。由于过于担心，曾国藩常常私拆同僚与朝廷往来的信件以了解新政权的最新动向。

不过，让曾国藩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慈禧与恭亲王集团却认为曾国藩是忠君爱国的好官。但曾国藩在没有得到消息之前，依然惴惴不安。他终日与李鸿章在密室里讨论朝廷政局的形势。李鸿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恩师不必担心，在实际立场上，你还是在支持垂帘听政的。胜保不就因此而与你对立吗？”曾国藩依然苦恼，皱着眉头：“不行，我曾经在新皇面前奏请免任奕为主政大臣啊。”李鸿章露出淡淡的微笑：“老师，我保证你不会受到牵连。”曾国藩此时似有所安慰：“但愿老天能开眼，保佑我这个忠诚的臣子吧！”

等政局渐渐稳定下来之后，李鸿章再次拜望老师。他欣悦地告诉老师，这次政变结束了。慈禧太后和奕正稳坐江山，根本没有诘问湘军的意思。曾国藩得到这一消息后，方才大放心怀，遂结束了对事情的封锁。他开始在公开场合与生人聊叙这场波澜涌动的政治变局。为了能洁身自保，曾国藩盛赞慈禧太后上台是顺应人心，国家的洪福。由此，曾国藩成功地从此前的权力范围内跳出来，又依靠在慈禧、奕集团的庇荫下。这其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曾国藩的政治运筹能力。要自全，必须擅长帷幄。

就在湘军与太平军的战斗胜利在望时，清政府开始警觉起来，试图通过压缩曾国藩权力和财政的方式来控制湘军，从而实现其所认为的长治久安。同治二年，朝廷的这种倾向开始显露出来。就在攻占太平军的九洑洲时，清政府开始全面地压制曾国藩的湘军。在地方上，曾国藩开始与沈葆桢在江西争夺厘金。因为湘军是传统的厘金授受户。因此沈葆桢并不能怎么样，但是后来朝廷介入了这场厘金争夺战。曾国藩据理力争，而沈葆桢却游说朝廷：“曾国藩身兼五钦之职、六臣之大权，统军十万，敛财六省。恐有功高盖主之嫌，日后必将尾大不掉。”

在强烈的危机感的触动下，朝廷公然偏袒沈葆桢，使曾国藩将江西的厘金财政大权拱手让给了沈葆桢。在此同时，户部也决定抢夺湘军的财政大权。几乎是同时，也就是在湘军专心攻打天京时，户部向曾国藩列出了每月十五万五千两白银的外省协饷清单。在危难关头，曾国藩意识到“树大招风”的可怕未来，为了显示自己的姿态，曾国藩对朝廷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抵抗。在行动上，曾国藩尽力保全自己的一分一毫，但在心理上，曾国藩也发觉自己权力过大，甚至皇帝的实权也不过如此。为了做一个忠臣、做一个成熟的臣子，曾国藩还是作好牺牲一部分利益来换取安定的政治局面的准备。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曾国藩最终将江西厘金财政大权让于了沈葆桢，但曾国藩拒绝了户部的协饷供应要求。

这一放一保让世人看到，曾国藩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咬一口的，同时，朝廷的压制欲也得到满足。这其实为湘军的长存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曾国藩却非常有自知之明，他常常对自己的军将和属臣表示，功成名就之后定当退隐，这才是明智者所选。他在书信中说过，“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无不凶于国而害于家，弟虽至愚岂不知远权避谤之道？惟舍弟引退之志更急于鄙人，此中先后之序，尚须妥商。”很明显，曾国藩不但自己想事后退隐，而且想让其弟和下属都放弃军权。也就是说，在国内动乱被平定后，曾国藩有裁撤湘军的计划。这不仅仅是为了实现他明哲保身的理想，同时也是为了维护自古以来的封建王权制度。

曾国藩的政治眼光远得惊人，这也是他不参与权力斗争的出发点。但不卷入权力斗争并不意味着不考虑安身之策。而正是种种利益矛盾的产生与运筹决断的能力使曾国藩始终保持着洁身自安的境况。越残酷的斗争和镇压，越能让曾国藩和湘军保持一个相对独立的地位。在此基础上，曾国藩实现了安身自立的政治抱负。